义和团最早的名称是“义和拳”,属于白莲教的一支。教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目不识丁,这从拳民敬奉的神祗,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可见一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巨额赔款和贸易上的大量入超,加上官吏们疯狂的贪污索贿,使国家的财富枯竭,农村残破,失去土地的农民日趋增加,官逼民反的形势已经形成。但是门户开放的国际背景,使他们的目标很容易放到外国人和传教士身上,直觉地认为外国人和传教士是他们所受一切灾难的根源。结果这个跟洋人和传教士本没有关系的民间组织,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洋人和中国籍教徒。




义和团早期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样,对手中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敢怒不敢言,不敢明火执仗地和洋人叫板,只东一刀西一枪地搞些恐怖把戏。不久他们中间的聪明人物发明了“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器,一旦念动咒语,身上就象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这个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民间把戏本来不足为信,可守旧党中最坚定的满洲权贵、山东省长毓贤却深信不疑。他发现义和团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就出面招抚拳民,下令把“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使他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正式的民间组织,又为他们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以加强他将来向政府推荐的可能性。义和团有了政治靠山,开始对外国传教士发动一连串的攻击,等到发现省长并不反对时,就进一步公开杀戮。各国对层出不穷的暴行提出抗议,清政府不得不把毓贤召回北京,调任山西省长;另擢升袁世凯为山东省长。袁世凯虽是一个拙劣的政客,但他的头脑并不糊涂,对西洋文明和传教士的认识比普通人要高明一些。他到任之后,禁止义和团滥打滥杀。袁世凯拥有一支用火枪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军队,义和团的反抗很快被镇压,首领朱红灯被俘处决。残余的义和团在山东不能立足,纷纷北上逃到河北省。




那拉兰儿镇压了百日维新后,对光绪皇帝很是反感,企图把他推下皇位。这时外国势力在中国已有很深的根基,她知道清政府不能一意孤行,更换国家元首的大事必须试探外国的态度。试探的结果是:各国对光绪皇帝印象很好,强烈反对另立新君。那拉兰儿想到了谋杀,一面命皇家御医给没病的光绪帝诊病;一面传出消息说皇帝病情沉重。各国公使一致表示关切,各省官员也纷纷要求保护皇帝。维新党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又以日本为基地出版报刊,把那拉兰儿骂了个狗血淋头。因此那拉兰儿对外国人恨入骨髓,恨不能把外国人统统杀死。但她只能“空怀恨”,因为她王朝的军队不是外国人的对手。




就在这个时候,毓贤来到北京故宫,在那拉兰儿面前极力喧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奇法术,极力撺掇老太婆任用义和团来抵抗外国人的洋枪洋炮。当听到不用变法改革,只要口中念念有词,洋人的枪炮就不能把自己击伤时,老太婆大喜过望,最困难的问题已经解决,她决心任用义和团,对“洋鬼子”作一次总的清算。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也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徐桐这个人有必要作点特别的介绍,他直到十九世纪末还坚定地认为世界上除了中国外只有英吉利和法兰西两国,其它的国家都是两国捏造出来吓唬中国人的。




一九〇〇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命义和团进京。慈禧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曹福田。曹福田向老太婆保证:他的法术可以把天下的洋人杀得精光。直隶总督荣禄也迎接黄莲圣母到他的官署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黄莲圣母宣称,她已命令天兵天将降下大火,把外国人全部烧死。




五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皇太子所统率的军队射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攻击的首要目标是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清政府的第一目标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大使馆,他们认为使馆是“夷狄”(清政府对西洋各国的蔑称)的巢穴,只要把使馆摧毁,夷狄就会被彻底斩草除根。五月二十四日,北京对外电报、铁路等一切交通都告断绝。那拉兰儿认为时机以到,命令正规军跟义和团联合进攻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对所有的洋人格杀无论。







二十五日,那拉兰儿正式下诏与向世界上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




人类有史以来最荒唐的政治行动在中国发生了。




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出于自发的民族感情,直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奴才的中国人,不幸落到愚昧的野心家之手,遂变成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假如他们成功,中国的命运会更悲惨,就象阿富汗“塔利班”的成功使阿富汗的处境更悲惨一样。




义和团的罪恶不在义和团,而是利用义和团顽固拒绝现代文明且愚昧至极的满汉权贵。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暴行和骚乱进一步升级,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和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一个轰轰烈烈的民族自觉运动,到此彻头彻尾地变了质,北京内外成了恐怖世界。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才返回北京。




庚子年的混乱之所以没有蔓延到南方而只局限于中国北方,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臣的理智与开明以及南方近代化进程开始较早是分不开的。当慈禧电令各地督抚杀尽洋人时,他们真正从大局出发,冒着担负“汉奸卖国贼”的恶名抵制了这项乱命。只有山西省省长毓贤忠实地执行了慈禧的密电。毓贤是晚清时代顽固腐朽的封建保守势力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愚昧而又冥顽不化地以自己的方式报效朝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封建官员们凶残嗜杀、蔑视人道的特质。当他在外国的抗议之下被撤掉山东巡抚的职务后,更是萌发出强烈的报复意识,他要利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热情和底层农民的愚昧无知来满足自己极端仇外的阴暗心理和盲目排外的愚蠢目的。




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而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则被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六月十三日,毓贤身穿朝服拜见八十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自己与家庭。辞别老母之后,毓贤将四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十七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拉,而艾士杰是被毓贤亲手刺杀的,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




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九成是中国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全国被杀传教士有几千人,死难的中国籍***徒则高达五十万人!!!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不去积极认真地组织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




当世界各国得到清政府的宣战消息时,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世界上只可能有如此疯狂的个人,不可能有如此疯狂的政府。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大为震骇。德皇威廉二世宣称,他要用对付野蛮人的手段对付中国人。于是,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等八个国家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登陆。六月十八日攻陷天津,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只有四百人守卫,且没配备重武器,清政府正规军和义和团数万人倾全力进攻都无法攻破。




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距慈禧向全世界宣战仅五十五天。十数万赤着背,念着咒语疯狂上阵的义和团,和步履蹒跚,手握着鸦片烟枪的正规军,同时溃不成军。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采取报复行动,把北中国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中国人在受过义和团的蹂躏之后,再受洋人的蹂躏。




…………




我们不能只责怪八国联军,先前英、法、日等国出兵中国是赤裸裸的侵略,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但这次八国出兵则是对清政府荒唐行为的正常反应。如果地球上哪个国家无端进攻中国驻该国大使馆,中国的文明抗议却招致对方的宣战,而中国又有能力出兵干涉时,我们一样会动用武力去保护使节和华侨的生命财产不受暴力侵害,否则我们的政府就不称职。当时在外国的中国人比在中国的外国人要多得多。当中国人在境内对外国人格杀无论时,外国人并没有依样画葫芦对境内的中国人作报复性的屠杀,说明西洋各国的文明程度比当时的清政府要高一些。








后世对义和团的评价: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百年的屈辱和固有的民族性格使得义和团式的仇外心理至今仍深深地埋藏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底。当我们在一次次地谴责侵略、抱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认真反思过中下级军政官员和普通士兵、百姓们对国际法和人道的篾视以及大局观念的缺乏。时至今日,中国的官员和人民在这一问题上如果不能保持一个良好而健康的心态,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如果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这种仇外心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下,极有可能会再次引发盲目的暴力和无序的动荡,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给整个中华民族招至无尽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