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军陆军参谋学院总结的辽沈会战之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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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战争之挫败,若为“画龙点睛”之说法,可以四句话说完:“我以十八世纪之单纯军事力量,于二十世纪对抗共匪人民战争;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之战争”。先总统蒋公于“军事教育训练的检讨与准备”训词内说:“现代的战争,亦就是新与旧的战争,新则胜,旧则败,新则存,旧则亡,………以色列能以一九六七年的战法,而运用一九三七年的兵器获胜。”,前美军顾问团团长戚烈拉将军在其报告中亦曾说:“国军应经常思考新的战术战技,以及新的与更大胆的作战构想;……如果部队以一九四0年的战术作战,即使用一九六0年的装备,亦不会有多大用处,我们必须努力者,为以配有一九六0年装备的部队,用一九七0年的战术作战。”。阿尔及利亚于打败法军,而争取其民族独立后曾说:“我们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民族,从事一个二十世纪的战争。”。戡乱战争如纯就武力战而言,当时匪军仅有陆军,且装备寙劣,而我不仅陆军具有现代化装备,且具有现代化强大之海、空军,但在战争中全以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直至辽南会战与匪军进行总成总败之决战,且该会战具有三军联合作敏之型态和条件,而我海、空军仍保有开战时完整之战力,但仍以迭经创伤和久战疲惫之陆军与匪军行单打独斗,海、空军最多亦仅处于一个配角之地位,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我使用二十世纪之装备,与共匪从事十八世纪战争”……




勘乱战争中辽沈会战之经验教训


台湾国民党军陆军参谋学院


东北战场最后一役辽南会战,若以此来观察戡乱战争之全貌,实有“见一斑而亲全豹”之弊;但“一叶落而知秋至”,以辽南会战为例而举一反三,戡乱战争为何挫败,亦可知其梗概,且当时我各战场之情势亦概略相同,故就此来总结经验教训,概不致有误。

共产匪徒最狠毒之一手,就是控制人民的胃口,以其粮票、布票等,使人民不辨青红皂白,成为有奶就是娘;而美国最狠毒之一手,就是以美援控制弱国的生命,依其财大势大,以美援如鸦片,先使其对方吸上毒瘾,然后以此毒瘾控制对方之生命。八年抗日战争,当时我以东方弱国,抗击东方头等之强国日本军阀,争取最后胜利,世人均讥之为神话,在八年抗战中,我虽没有一切外援,但一切操之在我,全依自力更生,终于打倒日本军阀。我全国军民,于抗日战争中,忍受不可名言的物资缺乏,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夕,实已至民穷财尽,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忍受不了美援的诱惑,并误视其为“雪中送炭”,欣然接纳,殊不知此美援犹胜过鸦片;一经吸上毒瘾,则一切操之在人,操之在人则亡。故戡乱战争尚未开始,即被美援染上严重之毒瘾,以停止美援强迫我和共匪和谈,并于我军专行动决定性之关键,以美援为撤手,强迫我先后下达三次停战令,东北战场失败之根本,即为第二次停战令;另以美援强迫我国军裁编,军改为整编师,师裁撤一个团,改为整编旅,除裁撤三分之一以上番号与兵力及打破我军团队精神外,最狠毒之一手,乃为强迫我“政治”退出军中,此不仅是解除我军精神武装,且使我军民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相反的,匪军则以“政治挂帅”,及无限制裹胁民众,无限制扩军,美国于调处中合作“掩耳盗铃”。待我军事已处于极端不利,民心土气业经痪散之际,亦部美国调处终止之时,再来一个落阱下石,停止一切美援,最后于我辽南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均相继失败,整个大局之败局已定,再以“白皮书”对我想来个“赶尽杀绝”;此不仅我中华民国于抗战胜利后误上“美援之贼船”,遭此破国之痛,越南、高棉遭亡国之痛,世人均知乃是受美援之祸,若非民国五十四年美国宣布对我停止经援,恐时至今日我仍仰美国之鼻息,又何来今日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又若非长中美共同防卫条约束缚,就事论事,我早超越台湾海峡,踏上大陆国土。满清未季当我民族吸染英国鸦片之毒瘾,欲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乃必先根绝烟毒,今日欲中兴复国,则必须喝下最后一剂苦药,彻底根除美援之毒瘾,将国家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心理等均建设起来,一切操之在我则存。




永勿忘精神与智能之真理




法国福煦元帅在其战争内说:“一八七0年普法战争,法军之溃败,乃由于忘记最平凡的精神力和智能之真理”,我戡乱战争之挫败,及本书以前各章所论及,和本款以后所论及,莫不由于忘记最平凡的精神力和智能之真理所致,而万流乃源于一本。国父说:“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也”、“精神诸力,实得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又说:“我们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都是在睡觉,不但道德睡觉了,智能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要唤酲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能也应该唤酲他”。

抗日战争胜利,为此人讥为东亚病夫之弱国,一跃而成为上界五强之一,而一步登天,只顾虚荣,不问实质,其后果乃因福得祸,使抗战之精神遂随胜利而痪有散,以胜利之姿态争相接收,只管升官发财,作威作福,根本忘记在日本军阀八年铁蹄蹂躏下的民众疾苦,如何去安抚流亡,协助其重建家园,如何去复兴农村,恢复社会秩序,如何去实践三民主义,使全民共享胜利之果实,如何将国家迅速建设起来,能名符其实成为五强之一,此等问题恰为我当时接收人员将其置诸脑后,而共匪乃大肆宣传我各方面接受大员为“五子登科”,在共匪恶毒宣传下,匪又乘机高唱“分田、穷人翻身”等口号,及以“小米加步枪”为号召,由于民心之向背,精神遂之痪散。

次为接受美国调处与共匪和谈,抗日战争由于民族意识所产生之精神已不复存在,在此和谈之乌云掩口下,我一切政治主张及宣传均失去主题,复无为全民所关心之实质政治绩效可昭示于全国,因此,全国国民对战争目的不明,政治意识模糊不清,敌友难辨,而共匪及国际与共匪同路人,国内为共匪所利用之在野党派和标榜中立人士等,对政府无所不加恶毒悔蔑和攻讦,以及共匪职业学生到处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之游行示威,致全国民心瘫痪,今日之士气须植基于民心之中,因此士气亦随之瓦解。

再次为除前节所述美国以美援强迫我政治退出军中,解除我精神武装外,乃我为美援之物质所迷惑而走上歧途;自恃美式备优势而唯力是视,而忘记国父所说“物资能力,仅得其一”,当时就会夸下海口“只要大军一动,在三至五个月之内,即可彻底削平匪祸”,于实战中经接连之失利,损兵折将,又完全丧失信心,由轻视匪军而转变为畏惧匪军,土气亦随之直线下降,军队之士气乃为精神之代表。由于革命精神之丧失,见怪不怪之事亦均层出不穷,例如:方面军人员以及地方高级党、政大员,永远是坐镇或迷恋于后方几个大城市,而养尊处优,各战区、各部队互不协调,互不呼应,互不策应,见友军危急而不挺身赴难,各保实力,隔岸观火,对上级命令不是公然抗命,就是敷衍或阳奉阴违,一切上级均成为包办;下级亦成为算盘珠,不拨不动,以及如何谎报战果、谎报匪情,反视为能事,始创获得补给及补充,许视有无神通广大之本领;以上种种乃均为史实,于辽南会战之史实中即可概见一般。于戡乱战争中亦不乏“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仁人志士,创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迹,而使我革命先烈之革命精神,得以一脉相传于我台澎金马复兴基地,而我扬光大,如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之于孟良崮、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之于开封、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之于宜川瓦子街、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鏖之于易县、郭景云之于新保安,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之于辗庄,第二兵团司令丘清泉之于陈官庄,以及太原五百完人等,均永远活在我中华民族心坎中,求仁得仁,留芳千古。

战争当以武力战为代表,在武力战中不可唯力是视,而全凭斗力,楚汉之争,刘邦曾对项羽说:“舍宁斗志而不斗力”,所谓“以一当百”、“以寡击众”、“以弱敌强”,此不是全凭斗力,而主在斗智,若全凭斗力,就科学上一加一祗能等于二而言,则一不能当百,寡不能敌众,弱不能敌强,然在战史上其所以“一可当百”、“寡可击众”、“弱可敌强”者,乃全为斗智之工夫,所谓战略战术,说穿了就是斗智。戡乱战争我军之挫败,并非我军“力”不如匪,更非败于斗力方面,乃完全败于匪军的阴谋诡计,是凡亲身参与戡乱战争者,对此必一致肯认;以越战为例,美国出动陆海空军五十几万精锐,飞机遮日,舰满海洋,除核子武器外,其余所有最新式武器均统统出笼,但为何竟被几个饿得要死之越共打得焦头烂额,最后仅落得个不光荣撤退,美军此绝非败于斗力,而在败于斗智,乃智不如人。

在戡乱战争中我为何忘记智能之真理,此首为轻视匪军,咸认为匪军乃是一群草莽、土匪,最多也是一群老粗,根本不懂什糜战略战术,而忘记匪军具有三十年的实战经验,每战又必彻底的总结其经验教训,此即所谓“经过千年山洞中煎熬,虽不成圣果,也成妖精”,匪军即为此种妖精,亦即所谓“盗亦有道”。

次为我军之智能通常是被动的由上而下,一般自负心为“官愈大,学问愈大;升了官其学问也升了,及司令部愈高,学问也就愈高”,不了解个人的智能永远是有限,不相信“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喜欢个人单打独斗,及闭门造车,或仅凭个人之直觉,而刚愎自用;匪军恰与我完全相反,其智能通常是主动由下而上,每一战役或战斗,由其最基层之班或小组先提供意见或方法,逐级向上反映及逐级再补充提供,最后由其最高阶层作成总结,交由其下级去实施,此即共匪其所谓“由群众中来,再同到群众中去实践”;共匪其所标榜的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其强调的是“唯有大众之智能,才是无穷无尽”,其提倡的是“依据大众环境、经验,及大众的智能,不断的表演各式各样和多彩多姿的大众战术”,因此匪军的各种阴谋诡计,随之乃层出不穷,越共亦师其衣钵。革命者是永不承认有无法打倒之敌人,敢于打倒敌人,敢于取得胜利,但必须有打倒敌人之方法,保证一定能打倒敌人,一定能取得胜利,此打倒敌人之方法,乃就是最平凡的智能,在抗日战争中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今日的口号应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所谓“众志成城”,而“众智必成”。




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共产匪徒之人民战争,乃系窃取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民战争”之理论,因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永远是人,而将人的思想予以毒化,即其所谓人民战争,马克思说:“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国家,不可墨守传统的作战法则,必须以全国国民武装,而行集体反抗”,此即为克劳塞维茨国民战争理论“唯有全民众力量,始足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所谓“以敌为师”,其本旨乃在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毛匪其所谓人民战争匪其所为人民战争,另一为“走群众路线”,毛匪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内说:“挽救这危机唯一的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目的”。二为“武装斗争”,亦即其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匪在武装斗争里说:“孙中山先生说: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否则断无成就。”;这也是拋弃我国民革命的战争本实,窃取战争力手段。在戡乱战争中,毛匪不仅窃取我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战争的手段,还窃取了国父四十年经验及我八年抗战经验,再“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来击败我们;而我们不仅在整个戡乱战争中都在睡觉,直到今天恐怕还有人在睡,对毛匪此凶狠毒恶之阴谋尚未发现。简单说来,戡乱战争中,共匪是窃用我对日本军阀的战争方法和手段来对我进行战争,而我恰抄袭日本军阀对我的战争方法和手段对匪进行战争,胜败乃由此而定,兹再扼举要例如次,期能借以惊酲梦中人。

全民战争方面:

抗日战争,乃我“国民革命”延续。人无分男女老幼,以全民众之力量,来抗击日本军阀之单纯军事力量;戡乱战争,我“国民革命”都在睡觉,共匪则以“人民战争”,无限制欺骗利诱、屠杀恐怖裹胁民众,抗击我单纯的政府和军队力量。

全面战争方面:

抗日战争,日本军阀凭恃其装备优势,沿我主要交通线行长驱直入进攻,我军则避其锋芒,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放弃重要城镇,占领次要城镇和广大乡村,“地无分东西南北”,行全面抗战。戡乱战争,我军依恃装备优势,沿主要交通线行长驱直入之进攻,匪军则避我锋芒,让大道,占领两厢,放弃重要城镇,次要城镇和广大乡村则行面的占领,以乡村包围城市,战争的全貌,乃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后方之分。

战略持久和速决方面:

抗日战争,日本军阀采战略速决,其会夸下海口,以三至五个师团兵力,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我军则采战略持久,以空间换取时间,否定日本军阀战略速决;戡乱战争,我采战略速决,当时我亦曾夸下海口,祗要大军一动,在三至五个月之内,即可彻底消灭共匪,而匪军则采战略持久,否定我战略速决,依其“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到“战略进攻”三部曲,走完其叛乱战争全过程。

决战方面:

抗日战争,日本军阀因采战略速决,企图寻求我主力决战,但到处均以兵力换取我空城,我军因采战略持久,与敌进行有利之决战,不利之决战坚决避免,未至战争最后决胜阶段,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淞沪会战看准风头,适可而止,主动转进,首都南京及徐州、武汉重镇主动放弃,保存主力,直至最后日本军阀败局已定,我军于滇缅边境反攻开始,始与日本军阀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戡乱战争,我军因采战略速决,企图寻求匪军主力决战,但到处一拳打下去都是风,匪军采战略持久,与我进行有利之决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我军,不利之决战根本避免,以空城换取我兵力,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根本避免,沈阳、长春、张垣,以及其巢穴延安亦均主动放弃,以保存主力,直至戡乱战争我败局已定,于辽南会战开始,始与我赌总成总败之决战,接看便是平津会战、徐蚌会战。

彻底集中兵力方面:

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训练等处于劣势,祗有在兵力上造成优势,故每战通常彻底集中几个军兵力,打日本军阀一个师团,亦即每战在乓力上对敌造成五至十倍的优势;戡乱战争,匪军因装备训练处于劣势,而在兵力上造成优势,实施“以大吃小”,毛匪在其十大军事原则内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造成四至六倍以上之优势”,实际常达十倍以上之优势,此即通常所称匪军之“人海战术”;实际此战术并非匪军所发明,仅为窃用抗日战争中我军之战法而已,在全民战争中,以全民行集体反抗,亦为必然之结果。

后退包围歼灭方面:

前进包围歼灭,必须装备及军队之速度远优于敌人,否则乃为可期而不可求之事。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处于绝对劣势,两腿敌不过车辆四轮,故对日本军阀通常采后退包围歼灭,如台儿庄会战,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桂柳会战等;戡乱战争,匪军亦因装备处于劣势,且便于其兵力集中,及得民众条件与地形之利,对我军通常采后退包围歼灭,即匪军所谓“撇开双手,诱敌深入,彻底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以及匪军所谓“口袋战术”。

夜暗及特种天候地形作战方面:

抗日战争,我军因装备、火力、空军等均处于绝对劣势,军队运动及作战,为百分之一自于夜暗进行,并选择恶劣天候、地形状况下与日军决战,以及广泛的实施交通破坏战;戡乱战争,我军处于装备优势,且因由轻视匪军而转变为畏惧匪军,故无论军队运动及战斗均在白画,通例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入夜暗除非为被动应战,否则完全进入静止状态,而军队无论是运动或作战,习惯是走大路不敢走小路,但在共匪广泛而又彻底的交通破坏战下,又到处是寸步难行;匪军装备、火力均处于劣势,根本即无悔、空军,且轻装便于运动,故其军队运动、作战,百分之百均在夜暗,除非为扩张战果或看破最有利之战机(如伏击战)可能为例外,并选择或诱致我军于恶劣天候、地形状况下作战,特别是利用夜暗及山区之掩蔽,秘密运动其兵力,突然于我军侧背和后方出现强大兵力,使我尚未见到结果之前部已知战败,辽南会战林匪对我廖耀湘第九兵团作战即为一例。

总结说来,戡乱战争,我军自恃为五强之一,且因美援装备之优势,拋弃了抗日战争中的一切,而采用日本军阀在抗日战争中失败之方法对匪从事战争,此诚如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内所说:即“有一个码头苦力,原靠一枝竹杠和两条绳子过活,后来以积蓄的十几块钱实了一张吕宋彩券,收藏在竹杠内,至开奖时一见号单,果然中了头彩,可发十万元大财,今后再也不要靠竹杠和绳子过活,因此一高兴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也就一切都完了”。这竹杠和绳子乃我在抗日战争中打倒日本军阀的工具和方法,吕宋彩券的中奖乃抗日战争胜利和接受美援,因这彩券还藏在竹杠内,一高兴把竹杠和绳子都投入海中,不仅抗日胜利的果实和美援都沉入海底,而往日靠以过活的竹杠和绳子也没有了。可是这竹杠恰被共匪检去,以我在抗日战争中打倒日军的方法对我从事战争,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在战争中因战胜而兴奋或自大,其战胜之经验教训,在战胜者通常最易忽视或忘记,但旁观者清,故此战胜之经验教训通常为他人或被新敌人而加以利用;相反的,战败者所遭受之痛苦最深,战败所得之经验教训,其即象最为深刻,若能据此而卧薪尝胆,则失败为成功之母。

欲制其人,必反其道,此决非研究对策,因对策乃为“兵来将挡,水来土堰”之消极被动,一切主动均操之在敌,一切有效之对策亦将均成为无效;在戡乱战争中我一切均为研究对策,但没有一个对策是成为有效,其理在此。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以人类(敌人)的弱点为前提”,故欲制其人,必反其道,乃是找到敌人“阿契勒斯的足踝”致命弱点,主动的予其致命之一击,即可轻易的使其丧命。共匪的一切邪恶渊薮,均在其所谓“人民战争”;其“人民战争”,乃窃取我国民革命之方法,此方法即为“以全民众之力量,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此力量确可使“高山点头,流水让路”;而拋弃我国民革命之本实,此乃为其“阿契勒斯的足踝”致命弱点;毛匪人民战争的基本论点,乃为“突出的政治”、“走群众路线”、“武装斗争”,其“突出之政治”,也就是在共产主义下所施行之暴政,此暴政乃为其人民战争之本实,其所以“批孔扬秦”,因为其人民战争之本实。国民革命之本实,乃如国父所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国父所说这个道统,就是皆以仁为本,全部三民主义,无一字一句而不是“以仁为己任”,国父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动机在救人,其本务在行仁,其方法在唤起民众,以全民众之力量,权衡轻重,左右一切。毛匪人民战争之本质如再略详为说明,乃系遵循列宁之教条“为了革命,不借采任何手段,也不妨杀死人类一半”、“奴隶必有主人,我们便是主人”,再加上毛匪疯狂、仇恨、自私、残暴、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的毛泽东思想,而总其大成,在共匪人民民主专政之暴政下,乃共产党徒为主人,人民为奴隶,共产党徒为刀俎,人民为鱼肉。故欲消灭共匪,必须以我国民革命,覆灭共匪人民战争,在此整个炼条中最重要之环节,乃在以仁制暴,亦即以仁胜不仁;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此即“欲制其人,必反其道”;孟子又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毛匪死后尚尸骨未寒,毛妻江青被浦入狱,毛侄毛远新被杀,此乃“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之明证,今日匪区高唱“政治学台北”,乃为其人民战争已亮起红灯。因此,我反共复国战争,在战争方面要“藐视共匪”,因以至仁伐匪之至暴,乃稳操必胜之算,故要敢于打共匪,敢于取得胜利;但在战略方面要“重视共匪”,亦即在“群众战”和“武装斗争”方面,保证确有方法、有能力一定能打倒共匪,一定能取得胜利。有关“武装斗争”,就其狭意言也就是“武力战”,留待以后各节内再予记述,关于“群众战”其范围至广且最为重要,包括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领导民众对敌展开斗争,以及统一战线等等,于此实难尽书,仅能就其中几个关键性问题加以记述。首为民众领导统御问题,这个问题如不注意,所谓“唤起民众”,民众真正起来以后,又害怕民众,且会怕得要死,犹如叶公好龙,真龙果然出现,结果反被真龙吓死;如何领导统御民众,乃带民如带兵,必须恩威并济,有威无恩则民不服,有恩无威则民不可用,孙子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又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豁,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故民众之领导统御,若有恩而无威,则民众将成为“骄子”,不是成为不可用,就是将成为法国革命时之暴民政治,亦即今日“民主”必须紧随“法治”之理;共匪裹胁民众,其“欺骗、利诱”乃示之以恩,“屠杀、恐怖”乃示之以威,虽其手段不同,但与恩威并济之理仍相通。次为民性似水性,堵塞将泛滥成灾,疏导可收百益,昔启治水,筑堤防水,水患益深,至其子禹治水,疏九洲导水大海,不但治平水患,且收沿岸灌溉等百利;全民关心国事,这是一件好事,代表看已唤起民众,民众的意见,对的立即照办或改革,不对的要耐烦的反复加以说服,特别的是要人尽其才,一切意见和一切力量,均将其疏导而纳入正流。再次为“民众如水,政府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亦为敌我在群众战中最吃力之一环;其根本乃为“国民革命”必须建立在全民自愿支持上面;领导国民革命,须如国父所说:“今日之革命,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心者为民众之利益,所发抒者为民众之情感”。最后总结的说来,反攻复国战争,必须唤醒国民革命,以我至仁的、至正的,及代表全民众利益的国民革命,伐共匪至暴的、至邪的,及祗承认一个阶级利益的“人民战争”,在战术上藐视共匪,在战略上重视共匪,保证一定能打倒共匪,一定能取得胜利。




没有战线的战争




无论是国民革命,或共匪其所谓人民战争,战争之方法均为全民参战,由于全民参战之结果,其武装斗争趋于无限,乃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形成“无人不战、无地不战、无时不战、无事不战”,战争的全貌,是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后方,成为没有战线的战争。在我戡乱战争中以及越战,就从来没有一个“绵长连接不断的战线和正面”,也没有“敌我双方行面对面的攻防进退”的正面作战,在战场或在敌我的态势图上,祗有“红、蓝”两色的大块和小块,或是红圈和蓝圈,且敌我相互交错其中,作战乃是如同在下围棋,敌我双方在这整个棋盘上,乃是落子、部局、包围、做眼、叫吃,战场上动的一面,也祗见到运动和歼灭,此种新型战争,在戡乱中之我军及越战中之美军,事先无论在观念、心理,和部队训练都无此准备,故一临战场,不久无论在心理和物理方面均丧失平衡,由攻势转为守势,在守势作战中,确保心理和物理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四周防御,因此由守势遂转为纯消极防御。在此新型战争情势下,首为“攻势作战”与兴“守势作战”,已无俨然之区分,乃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相互渗透,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先总航蒋公之“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军事思想,乃纯系基于戡乱战争之经验教训而产生,所谓“边边可自保,面面可制敌,各角互犄合击”,其原理即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相互渗透,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唯有如此在新型战争中,始是永保“心理”和“物理”之平衡,使一切战力始能充分发挥;亦唯有“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始是永保战场之“主动”和“行动自由”,于作战中祗要能将主动和行动自由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则必可战胜,无奈我国军各级干部对此一军事思想被科学引入歧途,不是在纸上画三角彩,成为纸上谈兵,就是将部队于实地上硬性部成三角形,而作机械式运用,如此使其精神于其躯壳中蝉脱,军事上之活的原理,亦成为科学上死的公式。如何去正确的了解和运用“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军事思想,实亦仅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欲加以阐述,亦祗有置身于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如何使“攻防追退混然一体”去加以了解和运用。次为军队指挥问题,问题之一,乃在此攻防追退混然一体之作战方式下,高级指挥官必须亲随部队行动及亲临前线指挥,始能把握战场瞬息千变万化之状况及瞬息即逝之战机,适时、适地、适切解决“打”兴“走”、“追”和“退”之问题,在戡乱战争中共匪之“五虎将”林彪、陈毅、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等,无一不是亲随匪部行动,及亲临前线指挥,直至窃取大陆为止,而当时我各方面军大员,是永远坐镇于徐州、北平、西安、沈阳等几个大城市之内,于共匪攻陷这几个大城市之前,从未出这几个大城市之城门一步,仅傅作义可能是一个例外。后令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奈为时已晚;问题之二,乃在此攻防追退混然一体之作战力式下,通常是由前向后指挥,正如炮兵前进观测员“有的放矢”由前向后要求射击,非为炮兵连连长于后方“无的放矢”下命令射击,此种由前向后指挥,一方面前方之下级一见有歼敌之好机,立即向上级要求,上级是随说随到,因情报来得及时准确,祇要出兵必获全胜,另一方面因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随时掌握战场最新之状况,其所下达“攻、防、追、退”之命令乃是由前线向后方下达;简单的说;由前向后指挥乃“跟我来”,由后向前指挥乃“向前推”,此为“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与“被动性、消极性、落伍性”之分野;戡乱战争中之匪军及越战中之越共,通常系采由前向后指挥,相反的,我军及越战中之美军则仍固守由后向前指挥之传统,但以阿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则采“跟我来”之由前向后指挥,第四次以阿战争以色列军队如邓艾渡阴平东渡苏彝士运河,奇袭埃及军之背后时,其国防部长戴阳身先士卒渡过该河,其精神深值我高级将领所效法。再其次乃为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乃“民众即战场,民众即后方”,所谓“军队如鱼,民众如水”,乃为千真万确的事,所谓“民众即战场”,即大学上所说“有人斯有土”,没有民众积极支持,也就没有土,军队成为两脚不若地与敌人作战,将被敌人一推就倒,通常所称之“战争面”,此乃仅是一个抽象之名词,这个“面”不是死的土地,乃是活的人,也就是广大的民众;所谓“民众即后方”,因在此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后方,但实质的后方就是民众,军队祗要得到广大的民众积极支持和保护,到处均是安全的后方,到处均可得到补给;因此,我战地党、政要员,在观念上不是等待或依赖军队规复土地后,再去开展地方政治、发展地方党务,而是要“未收其土,先收其民”,在作法上不是坐在衙门内办公,而是要深入群众,昼夜不停的做民众工作,并努力使自己的宣传诺言实现,唤起民众,继则尽全心全力的将民众广范的动员、组织、武装起来,以支持军事及巩固既得胜利。




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



国民革命或共匪其所谓人民战争,其所不同于一般战争者,乃在武装斗争中,区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主力兵团乃为正规军,执行正规战,解决战争中决定性问题,地方兵团乃为地方武力,此为民众自动参战之结果,以于原地方支持主力兵团作战,及保卫地方政治为主,除特殊情况外,不行超越地方性作战。地方兵团支持主力兵团作战,通常担任敌情、地形之侦察,补给及时准确之情报,为主力兵团担任内线及外线之警戒,使主力兵团获得充分之休息,及提供先期情报,防敌袭击或奇袭;担任先期作战、扰乱、消耗、疲惫敌人,使主力兵团达“先疲后打”,担任佯动、谋略作战,使主力兵团达“先惑后攻”,掩护主力兵团之进攻及转进,以及掩护运输和俘虏、伤患之后送等;总之,在此没有战线之新型战争及共匪以“人民战争”与我相对抗之状况下,地方兵团为主力兵团之丰富羽毛,没有丰富之羽毛,主力兵团将飞动不得,仅能猬缩于城市或据点中,作消极防御,即勉强采取攻势,不是“无的放矢”,一拳打下去都是风,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到处遭受敌人伏击、奔袭、后退包围歼灭等;国父说:“使用革命武力之方法,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国民之武力”,因地力兵团乃为民众武装,亦为民众自己之武力,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即为武力与民众相结合。地方兵团之保卫地方政治,因在战争及共匪以人民战争相对抗之状况下,政冶如无武力相随伴,则绝难产生效果,毛匪曾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有了枪就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匪所谓“有了枪就可以造民众运动”,也就以枪杆子、刀把子裹胁民众,进行其所谓“人民战争”,故在共匪以人民战争相对抗之状况下,唤起民众或争取民众对军队之友谊,此仅为开端,尚不能产生任何效果,戡乱战争,不仅战地民众均倾向于我,即连共匪其所谓“老解放区”内之民众,亦无不倾向于我,然每当我军事行动向民众询问匪情,民众明知匪军即身旁,但民众不仅是一问三不知,并多方掩护及协助匪军,或当我军尚未到达前,早就携带锅碗食粮避入山中,以坚壁清野以对我军;民众既倾向于我,为何又甘愿与我为敌而有利于匪军。此决非为民众甘心情愿,因无组织、无武装,而又无人领导之民众,在共匪枪杆子、刀把子屠杀恐怖下,乃如羔羊般之驯服,为共匪裹胁而任其驱驶;故以国民革命抗击共匪人民战争,当唤起民众,必须乘机将民众迅速组织、武装起来,并领导民众,对匪展开武装斗争,民众有了组织,又有了枪可以自卫,并有人领导,更有主力兵团为其撑腰壮胆,不但不怕共匪屠杀恐怖,不受共匪裹胁,且将由恐惧走向无畏,敢与共匪展开斗争,此即国父遗嘱所说:“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但武装民众,并非每人均须拿枪,祗有战斗员始须拿抢,以村(里)为根本环节,向上组织各级之地方武力,此即谓地方兵团,其余民众,行分门别类组织,担任情报、情报封锁、运输供应、放哨盘查、锄奸肃伪,及积极展开生产,不疲不倦支持前线,使每一有枪之战斗员,均有一大群有组织、有任务之民众予以积极支持和保护,这样就可保证一定打胜仗;最后说到地方兵团如何保卫地方政治,乃当强敌来犯时,不可采消极防御或固守城镇,而要与民众同生共死的结合在一起,以小武装帮助大武装,大武装支持小武装,于原乡原土内以非正规战法与敌行艰苦坚持,及与敌展开“党、政、军,民”联合斗争,竟管敌进我退,或是与敌旋回打转,或是化整为零,或是暂时融化于民众之内,但绝不丢弃民众逃跑,绝不流亡至他乡他县,有时敌不进我亦进,一有机会即迅行化零为整袭击敌人;真正之“党、政、军、民”联合作战乃在地方兵团,党乃各级地方的党,政乃各级地方的政,军乃各级地方武力,民乃广大的民众,亦即各级地方所辖的民众,亦唯有地方兵团始能真正与民众相结合。戡乱战争之初期,我对地方武力作错误之使用,使其固守城镇而作消极防御,地方武力因装备寙劣且教养不足,如固守城镇作消极防御,乃为自取灭亡,而遭匪各个击破,至中期我地方武力不是流亡至他乡他县,就是以正规军固守之城镇为避难所;乃完全与民众及地方脱离,至后期为应急扩军,而将全部地方部队改编为正规军,但又未能及时建立新的地方部队,此无异是拔除正规军羽毛,使正规军行孤军战斗,地方政治亦全面撤退至正规军据守之城镇内避难。地方部队升级为正规军,本为战时扩军或于战地行应急之单位补充良好制度,但须迅速建立各级地方新的地方部队,使环绕在正规军周围,遍布在广大的乡村,永远是广泛的地方武力,及环绕在正规战周围、散布在广大乡村,到处仍是活跃的非正规战,共匪人民战争的方法之一为“乡村包围城巿”,摧毁共匪“乡村包围城市”唯一方法,就是我各级地方与匪展开“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则功效百倍。




阵地战结合运动战




阵地战结合运动战,这是匪军的战略战术名词,简单说:在没有战线的新型战争中,没有真正的前线和后方,为确保侧背安全和彻底集中兵力,没有单纯的攻击或防御,乃攻防混为一体,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交互运用,以此去了解“三角形攻击战斗群”之军事思想,虽不中亦不远矣。共匪说:“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多兵机动,行以多胜少。”,此为其阵地战结合运动战的一般解释和运用;运用于围点打援时,围点于分进合击时为运动战,合围之后为阵地战,打援为运动战;阻援打点时,阻援为阵地战,打点于开始时为运动战,待合围后行阵地攻击时又为阵地战;当实拖机动防御时,为争取敌我兵力平衡或优势,以少兵守点,行以少胜多,控存强大之机动部队,待敌兵力已疲惫及预备队已用尽,实施主动反击,行以多胜少;于实施机动会战时,以少兵先与敌人对战,行以少胜多,控存强大机动打击部队;待敌兵力疲惫及预备队已用尽时,即以此控存之强大机动打击部队,行机动奇袭使用向战场突进,造成敌人突发事件,使敌人尚未见到结果之前,即自认战败。就辽南会战而论,第一阶段作战,林匪以一部于塔山、高桥占领大纵深阵地,以行阻援,此为阵地战,其主力依一点两面战术对锦州包围运动,乃为运动战,待合围后对锦州行阵地攻击,乃转变为阵地战;第二阶段作战,林匪以一部于塔山、高桥阻援,为阵地战,另以一部于黑山、大虎山之间山区占领大纵深阵地,阻击我廖耀湘兵团先头,亦为阵地战,其主力对我廖耀湘兵团包围攻击,为运动战;无论如何变化或交互运用,其基本精神乃在各个击破;尔后之平津会战及徐蚌会战,共匪均采此同一之作战方式。一临战场,永远是感到兵力不足,如何去努力营造优势作为,此为战场指挥官之本分,又战场情况,绝无一厢情愿之事,在敌人意志尚未被屈服之前,乃敌我双方自由意志之竞赛,我在谋敌,敌亦在谋我,若不能永保心理和物理之平衡,一切战力永无法发挥,若无安全之保证,断无绝对攻击主义之可言,大军作战,应是攻防一元,攻防追退混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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