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也谈元朝大臣人格独立率真抗上的精神

刘伯温爱大元 收藏 60 1138


元朝大臣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这种情形与历来某些种族主义历史学者所污蔑的什么暴戾专制政治极端黑暗的说法都是不相容的。


追本溯源,这种精神早在金莲川幕府时代就已经形成。1251年,忽必烈兄长蒙哥即位,曾召忽必烈幕府官员赵璧问治平之道。赵璧肆无忌惮提出:“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结果让蒙哥一下子脸色大变。然而,蒙哥虽然不高兴,却也未追究赵壁的狂妄之罪。事后,忽必烈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邪!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


在元朝皇权最强的时代,即忽必烈时代,金莲川幕府的直言不讳精神结果得到更全面的发扬光大。忽必烈手下的文武大臣多数都敢于肆无忌惮当面指责他的过错,甚至不给他留面子。这些大臣中不仅有蒙古人,还有色目人,汉人,更有混血儿在内。


如蒙古丞相安童,至元二十三年夏,当时中书省奏拟漕司官员的名单,元世祖指出除平章、右丞等等这样的官职由皇帝亲自任命,其余由中书省决定。结果招来安童上奏发牢骚说:“最近听说圣上您希望依靠近侍为你的耳目,我才力不足忝受任命,如果行为不法,愿听从他们举报,罪的大小,请圣上您裁定。可如今近侍趁机引荐一些不好的人,说谁当什么官,谁任什么职,依据他们所写的交给中书省实施。我认为所谓的甄选官吏的方法,是有一定的确定的规定的,那些特别没有作为的我常常废弃不用,怕他们党同不法的人,希望圣上明察秋毫。”忽必烈不得不安抚这位得力丞相的情绪:“卿言是也。今后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


如色目人廉希宪,他每次上奏议给忽必烈,都是论事激切,一点委婉语气都没有。忽必烈受不了他的激烈,就用以前的事来劝说他:“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为天子臣,乃尔木强耶?”结果廉希宪振振有辞反驳说:“王府事轻,天下事重,一或面从,天下将受其害,臣非不自爱也。”


如汉人张雄飞,作为一个小小的平阳路转运司事,当元世祖忽必烈召见问以天下急务,他居然敢直言说:“方今天下最急莫过于早立太子。”区区小臣都能建议皇位继承大事,可见元朝言论风气是多么开放和宽容。更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忽必烈并不以为他位卑言轻,反而认真考虑了他的意见,结果很快建立东宫太子制度。对比朱棣时代解缙因关心朱棣长子继承权而惨遭朱棣野蛮杀害的悲剧,怎不令人深思。


如不忽木,老爹是康里人,老娘是高丽人。他作为元朝大臣什么话都敢说,简直到了肆无忌惮不为尊者讳的地步。至元二十三(1286)年,土土哈多取国家编民增益他的军队,中书金省王遇验籍改正。土土哈便上奏忽必烈,诬告王遇,忽必烈大怒,要杀王遇。大臣不忽木劝谏说:“遇始令以钦察之人奴为兵,未闻以编民也,万一他卫皆仿此,户口耗矣。若遇诛,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忽必烈恍然大悟,承认错误撤回决定。还有一次,忽必烈曾在不忽木面前夸赞赛典赤·赡思丁,不自觉说出一段秘闻,即蒙哥在位时,赛典赤·赡思丁暗中用财务资助还是藩王的忽必烈。不忽木当即反问说:“这是人臣怀有二心。现在,假如有人用内府的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何如?”尖锐的反问令得忽必烈十分尴尬,只能认错说:“卿不用说了,是朕失言。”试想,这样的言论如果放在朱明时代,不被活活廷杖打死才怪。


如王磐,他对忽必烈征日之举大加劝阻说:“日本岛夷小国,海道险远,胜则不武,不胜则损威,不伐为便。”忽必烈一开始十分气恼,厉声呵斥,认为这不是他该管的事,《元朝名臣事略》称元世祖这次发火为“天威震怒”。而王磐却抗辩说:“臣赤心为国,故敢有言。”忽必烈冷静下来很受感动,第二天专门派人去安抚王磐,后来还赐给王磐一个碧玉宝枕,表示歉意。对比朱棣时代夏元吉劝阻朱棣北征结果遭来下狱的结果,王磐何其幸运。


元朝大臣不仅勇于指责皇帝,更勇于承担责任。当上都留守司的忽剌忽耳和贺仁杰被桑哥攻讦钱谷问题。忽剌忽耳和贺仁杰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贺仁杰说:“臣汉人,不能禁吏戢奸,致钱谷多耗伤,臣之罪。”忽剌忽耳说:“臣为长,印在臣手,事未有不关白而能行者,臣之罪。”两人的勇气令忽必烈感慨说:“以爵让人者有之,未有争引咎归己者。”


在忽必烈以后的元朝皇帝时代里,这种率真抗上的精神依然被继承下来。如元仁宗时代,御史纳璘有一次出言不逊惹怒了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御史中丞党项人杨朵儿只劝谏说:“臣非爱纳璘,诚不愿陛下有杀御史之名。”一语道出了元朝优待言官的传统。然而仁宗怒气未息,还是要把纳璘贬到基层去当一个地方小官。朵儿只再次对仁宗说:“以御史宰京邑,无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迁,恐后之来者,用是为戒,不肯复言矣。”然而这一次仁宗不肯退让,也不改变自己的主意。几天后,仁宗读《贞观政要》,杨朵儿只在一旁陪读。仁宗对杨朵儿只说:“魏征古之遗直也,朕安得用之?”杨朵儿只回答:“直由太宗,太宗不听,征虽直,将焉用之?”仁宗会意地笑道:“卿意在纳璘耶?当赦之,以成尔直名也。”于是御史纳璘又保住了官位。后来,又有一位大臣上书论朝政阙失,内有攻击宰相的言论,因而惹怒了宰相。宰相要仁宗下旨赐上书者死罪。杨朵儿只马上进行阻止:“诏书云:‘言虽不当,无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仁宗悟出道理,听了他的话,也放过了上书的人。事后仁宗还特加杨朵儿只为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再次表彰他的直谏。


到了元文宗时代,诗人萨都剌写诗,用“当年铁马游沙漠,万里归来会二龙。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来暗讽元文宗弑兄篡位。而元文宗图帖睦尔看到这首“大逆不道”的诗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只能自己关起门来生闷气。因为他竟然拿萨都剌无可奈何。按照某些头脑幼稚不通元史的今人的想法,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堂堂大元皇帝,只要下道圣旨就可以把萨都剌抓起来,是关是杀还不是图帖睦尔一句话?但是偏偏元朝根本就没有文字狱的先例!而御史台的官员们一定会上书谏止,以世祖皇帝无此前例来反驳。所以,一国之君元文宗死活拿一介文人萨都剌无可奈何,这也是元代特有的现象。对比一下,朱元璋时代,高启写个上梁文就被活活腰斩,朱棣时代,叶惠仲“坐直书靖难事,族诛”,岂非天壤之别?


在元惠宗时代,按某些历史学者的说法似乎是元朝末期的黑暗时代,什么都是一塌糊涂,然而事实上,元朝朝廷仍然充满正气,有许多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大臣。如余阙,在刘伯温的赞美词中就有“少年登第,拜命金銮。面折贪奸,指挥风雨,人道先生铁肺肝”这样的评语。另外,也儿吉尼对当朝丞相弹劾别儿怯不花案也足以证明元朝官员人格独立率真抗上的精神始终绵延不绝。


也儿吉尼当时向元惠宗上奏提出“别儿怯不花不适合当丞相的五大理由”,请惠宗罢免别儿怯不花丞相之职,行恤民之事。结果惹怒了丞相,后果很严重。而元惠宗当时很信任别儿怯不花,自然怪也儿吉尼多事,乃将也儿吉尼降级任命,调离元大都,出为佥浙西道廉访司事。也儿吉尼还真是个硬骨头,到浙西道上任后继续上疏弹劾别儿怯不花,使得元惠宗不得不认真查看“别儿怯不花不适合当丞相的五大理由”,看着看着,深以为然,乃将别儿怯不花罢相,转授名义上负责教习太子的虚衔——太保。 别儿怯不花当不成丞相,这样的结果,也儿吉尼满意了吗?没有!也儿吉尼曰:“是不可以为相,而可以为师乎?吾为谏官,言不用则当去。”也儿吉尼不依不饶,痛打落水狗,要求元惠宗继续追究别儿怯不花为相期间的责任,并以辞职相威胁。元惠宗只好撤去别儿怯不花职务,令其谪居渤海县(今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也儿吉尼以小小御史扳倒当朝丞相,以正朝纲,令上下肃然。后来这位硬汉子在元末的天崩地裂大乱继续守护元朝广西一方净土,“善结众心,保境土二十余年”,后来明将杨璟攻打广西静江城,抓住他儿子去劝降也儿吉尼,结果他下令放箭。杨璟最后只好依靠“元军中的汉奸”,命降将皮彦高暗地里招降静江城中的元帅张荣。由于汉奸出卖,也儿吉尼最终力竭被俘。杨璟不敢怠慢,命手下将其“送于金陵”。朱重八原想劝降也儿吉尼,但也儿吉尼始终不肯叛元,终于不屈而死。后来无知之辈治史,居然称也儿吉尼等顽抗到底的元朝忠臣义士为“妄图阻挡历史洪流的守旧派”,真是可笑之极。也儿吉尼忠于自己的信仰,拒绝利诱,未曾变节,毫不畏死,从容殉元,正是铁骨铮铮的英雄豪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文武官员人格独立率真抗上的精神其实跟元政府思想宽容,推崇仁恕之道是分不开。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元政府就有意识包容一些“异端”分子。如刘因,至元二十八年时,元廷征召他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时,他居然以身体有病为辞拒不受命,作了一篇《上政府书》,声称自己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怕连累众人,就在先人坟墓旁修好一处地方,如果一病不起,就在里面等死。当元世祖忽必烈听说刘因的故事之后,不仅没有生气,还感慨地说:“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与!”这跟朱元璋的血腥对待天下士民的态度差距是何等巨大。明初,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各截去左手大指”以示决意不仕,结果被朱元璋下令拿赴京师,不仅当事人被处死,而且家庭也被籍没。老朱的口号是:“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也是世道人心发生大面积倾颓和扭曲的时代,确实是符合历史实际面目的。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9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6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