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十年的国共两党能够摒弃前嫌,携手第二次合作,是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才达成的,其中在庐山进行的两轮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周恩来到庐山,蒋介石心中没底


1937年5月,江南已是赤日炎炎了。蒋介石5月27日便上了庐山,他要在这里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与他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三轮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的节节退让以及对中共军队的连年征剿,引起全国人民和部分国民党官兵的强烈不满。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亲赴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极为艰苦的调解、斡旋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2月24日,尚被扣押的蒋介石在西安与周恩来会晤,口头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不再发生内战等条件。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四项保证中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重要内容。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在西安正式举行。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在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地位等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1937年3月中旬至4月初,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在杭州与蒋介石、顾祝同、邵力子进行了第二轮谈判。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阻力很大,是不是可以不提国共合作,只提G·C·D和他本人合作。周恩来认为这样做会缩小G·C·D的威望和影响,不能同意。蒋介石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希望周恩来回延安后,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合作共同纲领,然后再到庐山去继续谈判。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就要来庐山了,这次谈判能不能达到目的,蒋介石心中实在是没底。他知道这位昔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是容易对付的人物,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轻易让步。几天来,蒋介石和党政军高级官员商谈了多次,问题的关键是G·C·D的军队。长期从事政工的贺衷寒、朱怀冰等人再三提醒蒋介石,现在的G·C·D已非10多年前所能相比,G·C·D现在虽然只有4万主力和近10万地方武装,暂时还难和国民党200万军队抗衡,但G·C·D的主力部队大都是在10年内战中磨炼出来的,极具战斗力,一遇到有利条件,就会迅速壮大,切不可低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不能控制和掌握中共的军队,任其发展,只恐养虎成患,终被虎伤。顾祝同、何应钦等提议将红军分散安置到各个战区去,使他们孤掌难鸣,如果中共坚持要整体改编,则要尽力压缩人数,并由国民党派人任指挥主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来任职。蒋介石认为这些部属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他深深知道,今日的G·C·D决不会在军队问题上让步,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实行两党的合作。


二、国共两党在合作谈判上存在很大分歧


1937年6月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上了庐山,下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上将的公寓。周恩来带来了经过中共中央反复斟酌、在很多重大问题做了让步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纲领主要内容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等。


然而,当6月8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举行会谈时,蒋介石却根本不提周恩来递交的《纲领》,只是提出要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具体办法是:“一、国民革命同盟会由我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G·C·D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我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对其他各党不必谈合作。”很明显,蒋介石关于成立“同盟会”的做法,是首先要从组织上将G·C·D溶化在国民党内,减弱甚至消除G·C·D对其军队和边区政府的独立领导权,一切服从于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蒋介石亦即国民党的领导。


周恩来听了之后,心中十分不满。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反问道:“本来,是蒋委员长在杭州要求中共先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我们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到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态度和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拿出了一个纲领,却为何又撇开不谈?”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周恩来的提问,继续阐述国民党的意见:一旦“同盟会”成立,即可由中共先发表愿与国民党合作、一切服从国民政府、一切服从“同盟会”的宣言,然后由国民政府公布红军编制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党人任训练处正职,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党人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出洋考察。边区政府可由中共建议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由你们自行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中的G·C·D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必须离开部队。由“同盟会”指定中共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蒋介石的意见相比杭州的谈判有所倒退。周恩来当即严正地表示:“我不能同意委员长所提出的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红军指挥机关、边区人事安排的意见,这些原则问题事关重大,我党要慎重考虑。至于朱德、毛泽东是否‘出洋’,纯属我党内部问题,只能由我党自行做出决定。”


尽管国共两党在合作谈判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双方都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分歧,重新携手合作。从6月8日至6月15日,周恩来除了和蒋介石直接会谈,还分别与宋美龄、邵力子、张治中、张冲等人多次会晤,反复说明中共的立场、态度,会谈、会晤的气氛还是友好的。宋美龄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充分考虑中共的意见,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以达到双方礼让,尽快在原则问题上取得大致相同的意见。6月20日,周恩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三、周恩来等再次来到庐山,进行第四轮谈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4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来到庐山,继续与国民党进行第四轮谈判。


当晚,邵力子前往“仙岩饭店”看望了周恩来一行,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并说明蒋介石这几天太忙,准备发表重要讲话。周恩来将《中国G·C·D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邵力子,请他转呈蒋介石。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共在《宣言》中的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邵力子赞许地说道:“贵党为了早日促成两党的合作抗日,一再做出重大的让步,其诚可鉴!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满意结果。形势严峻,刻不容缓哪!”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士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四万万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终于有了回音!


7月17日下午,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举行国共合作第四轮谈判。


周恩来在别墅庭园中握着迎上来的蒋介石的手说:“蒋先生,你上午发表的《宣言》很好!表达了国民政府举全国人力物力,共同抗战的意愿和决心。”


两党代表走进“美庐”的会议室,分别坐定。蒋介石兴致颇高地说:“贵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我已看了,很好,我已安排尽快发表。贵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那我们的合作就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了。”


张冲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草案念道:“根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同意将延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颁布3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共计45000人,不设独立指挥机关,归属西北行营管辖。师、团二级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由国民党方面委派李秉中、丁维汾等人担任政训处主任,G·C·D方面派人任副主任。另由国民党方面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担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


张冲说完,蒋介石、邵力子的目光都看着周恩来等人。周恩来不慌不忙,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喝了几口,放回茶几,才扬了扬剑眉,看着蒋介石说道:“我党希望在改编红军时,能多保留一些数量,既然国民政府已决定3个师的编制,我们也就同意照此改编。但是,我党一再声明,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仍然属于G·C·D,既不能由国民党直接指挥,也不能由两党共同指挥。此外,我们也一再要求,红军改编后,要成立独立的最高指挥机构,直接由军委会统辖。至于红军改编时,各级干部的配备,那是我党内部的事务,只能由我党自行处理。因此,对贵党提出的委派政训处主任及参谋长,我党是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说完,蒋介石等人互相看了看,都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邵力子才字斟句酌地说道:“贵党既已声明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那么,国民政府根据需要,安排人选,依兄弟之见,似也在情理之中。”


“邵先生所言不无道理。不过,请问委员长先生,”周恩来平静地说道:“贵党派人担任红军的指挥主官,想必是有所考虑。是认为我军缺乏优秀的指挥员吗?”


“这个,”蒋介石支吾了一下,说道:“贵党的刘伯承、陈赓、林彪、左权都是难得的将才,指挥军队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么,是不是担心我军不听从军委会的统一调遣,或是不积极抗日呢?”周恩来又平静地问了一句。


“唔。”蒋介石应着,没有做声。邵力子忙说:“贵党在民众中享有威望,抗日主张早已传喻全国,岂会自食其言,失信于民。”


“既然如此,要派人担任我军指挥主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秦邦宪不禁追问了一句。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扬扬手说:“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无碍大局吧。”“不,委员长先生!”周恩来正色说道:“能不能保证改编后的红军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是关系到国共两党能不能实现合作抗日的大事。如果贵党想取消我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我党是不能接受的。”


“唔,好的,我们会再商量商量的,要使双方都满意。”蒋介石说道:“当前形势严峻,请贵党按3个师的编制尽快改编好部队,随时听候调遣。”


17日下午的谈判结束了,18日下午继续进行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上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蒋介石已口头上表示,尊重G·C·D的意见,尽量满足G·C·D的要求。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G·C·D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G·C·D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中国G·C·D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