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战史上的大规模剿杀顽敌事件(宋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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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里报告了解放军一次性剿杀2000人的“小保”分子,“小保”是大别山区的土匪,地痞,流氓以及恶霸组织,小保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因迷路,伤病,掉队的解放军,和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刘邓大军忍无可忍,提出“乱世用重典”,对这股非正规军敌人采取非常规手段镇压.... 宋埠事件 进入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两军对阵,冲锋陷阵,战士们得心应手。对解放军来说,在大别山最让人头疼的对手并不是那些重兵“围剿”的国民党军,而是那些多如牛毛、无处不在的地主武装“小保队”。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


这里报告了解放军一次性剿杀2000人的“小保”分子,“小保”是大别山区的土匪,地痞,流氓以及恶霸组织,小保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因迷路,伤病,掉队的解放军,和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刘邓大军忍无可忍,提出“乱世用重典”,对这股非正规军敌人采取非常规手段镇压....


宋埠事件


进入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两军对阵,冲锋陷阵,战士们得心应手。对解放军来说,在大别山最让人头疼的对手并不是那些重兵“围剿”的国民党军,而是那些多如牛毛、无处不在的地主武装“小保队”。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搞起了所谓的“总体战”,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各地的地主、恶霸、特务、土顽部队,仗着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进入大别山,一时气焰十分嚣张,对我地方工作人员、基本群众、掉队战士、伤病员,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迫害。


其中,国民党地方政权组织的土顽部队“小保队”最为凶残。“小保队”成员十分复杂,有些是土匪,有些是地痞流氓,甚至有些还是红军时期的叛徒,这些人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自土地革命以来,大别山地区一直有***的游击队伍活动,间接地成了“小保队”的游击战老师。“小保队”不但熟悉大别山地区的风俗民情,而且也熟悉解放军的那一整套游击战术,因此危害也最大。“小保队”平时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隐藏在群众中,吃住也在村里,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小保队”。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处于明处,“小保队”处于暗处,时而啸聚,时而分散,让人防不胜防。这些人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对付***的手段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凶残。国民党正规军抓着了解放军,就和解放军对待俘虏差不多,衣服一脱,换上国民党军服装,有机会了还能再跑回来参加解放军,军纪比较正规的国民党军,还会把俘虏的伤病员送到军队的医院,治好伤,再补充到部队里。事实上,在蒋介石关于“清剿”大别山的讲话中,也曾多次讲到“优待俘虏,瓦解敌军”。落到“小保队”手里就惨了,几乎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事实上,当年的刘邓大军中就流传着“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的说法。


六纵十七旅宣传科干事马丰年,在大别山时和四十九团宣传股呆在一起。有一天行军时,部队在半山腰休息,这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走了一个晚上的路,马丰年感到嗓子又干又渴,他对四十九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说:“你看,下面有个小村子,我渴得很,能不能下去找些水喝?”杨锦华知道每个村庄里都可能有“小保队”,就对他说:“你最好不要去。”马丰年咂了咂嘴,嘴唇干燥得裂出了一条条血道子,他忍不住又说:“我不去不行,都快渴死了,我一定要去搞些水喝。”杨锦华看着他渴得不行,只好松了口:“那你快去快回,一刻都不要耽误,我在这等你!”杨锦华坐在那里,部队又开始行军了,一营过去了,团部过去了,二、三营过去了,后勤也过去了,都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马丰年还没有回来。杨锦华有些着急,站起来不停地张望着。走在最后面的收容队也过来了,杨锦华只好跟着部队走了。到了晚上,马丰年还没有回来,他忙找到政治处主任苗兴华,讲了这事,苗兴华一下子急了:“怎么办?赶紧给旅里打电话!”杨锦华给旅政治部汇报后,政治部又汇报给了李德生,但部队要赶着行军,也没有来得及回头找他。但李德生一直都记着这件事。


杨锦华也一直忘不了。在抗美援朝回国以后,他在《解放军报》上见到一篇“寻人启事”,说是要找一个叫马丰年的,解放战争时期是六纵十七旅政治部干事,在大别山失踪。这是马丰年的家人刊登的。杨锦华看到后,忙写了封信寄了过去,讲了他失踪的情况,但他到底是否牺牲了,他也拿不准。此后杨锦华一直在打听着马丰年,一直到2000年8月,原十二军副军长甄申路过徐州,已离休在家的杨锦华去看望他,说起这件事,甄申告诉他,马丰年已经壮烈牺牲了。那次他一到村庄,就被“小保队”抓到了,“小保队”把他捆起来,把全村的人集合起来,恶狠狠地问他:“你们***,到我们大别山干什么?”马丰年正气凛然地回答:“打倒国民党,领导穷人翻身做主人。”“小保队”气急败坏,搬来了一张木床,用四颗大铁钉,将马丰年的四肢钉在床上,竖起来示众,问他还要不要穷人翻身?马丰年依旧坚强不屈:“我死了,穷人也要翻身!”“小保队”就将他割耳、挖眼杀害了。甄申还告诉杨锦华,这事是李德生告诉他的,李德生很重视这件事,解放后曾经专程派人到大别山去寻找马丰年,通过当地政府打听到了这件事。


说起“小保队”,杨锦华至今还深恶痛绝:


“小保队”多如牛毛,很难把他们区分出来。他们都是本乡本土的,和当地老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一些过左做法,甚至一些老乡也帮着“小保队”,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情报,相反,“小保队”的消息却很灵通,我们很难打击到它,它却能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在大别山行军,战士们最怕掉队。大别山都是山路,拐弯多,草啦树啦也很多,掉队两三百米,都有可能被“小保队”抓到杀掉。我们团有个战士,掉队掉了400米左右,被他们拉到树丛里,我们只听他叫了一声,等我们赶回去,人已经被杀死了。听说十六旅有个工作队员,被“小保队”抓到后,死得很惨,又是割鼻子,又是挖眼睛、割生殖器。“小保队”还特别顽固,有一次十七旅抓到一个“小保队”,年轻也很小,只有十八岁,我们处决他时,是用刺刀捅的,一刺刀下去,他还在那里喊:“老子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


“小保队”对当地情况熟、地形熟、人员熟,你人多时,他就跑着躲你,人少的时候,他就出来搞你,把我们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都还很残酷。这事我见过好几次,有次是把我们的人杀死吊在树上,大冬天的,没穿上衣,只穿一条军裤,这才看出是我们的人。我们把伤病员放到老乡家养伤,这些伤病员十有**都活不了,有些是被“小保队”搜出来的,有的可能是被老乡主动交出来的,群众基础很不好。“小保队”抓到这些伤病员,砍成几块,胳膊、腿扔到山上到处都是。我们出大别山时,还见到有5棵树上吊死了5个人,都是解放军,被开膛破肚,惨不忍睹。这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干的,他们还想要个好名声。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是蒋介石关于“围剿”大别山的讲话,也讲到了要“要严明纪律”,改变人民的观感等等。“小保队”就无所顾忌,简直是天绝人性。国民党政权也鼓励它这么干。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战士们普遍有两怕,一怕负伤生病,二怕掉队。


原六纵十六旅宣传科干事刘淑宪回忆说:


我当时被抽出来参加工作队,我们是在英山县一区,一共有8个人。那时“小保队”真是太猖狂了,我们晚上住宿,一个晚上要转好几个地方,我们几乎没在一个地方睡过一夜的。到老乡家里住下后,我们要把屋门顶上,还得警告那家的主人:“不要给‘小保队’报告,如果你们给‘小保队’报告了,我们先把你们打死,要死咱们一起死。”我们的工作几乎没法开展,我们搞起的“贫民团”很难生存下来,参加“贫民团”的,很多都被“小保队”杀掉了,后来我们都不敢公开叫“贫民团”了。英山县二区有个工作队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就用大钉子把他钉在墙上,过了一星期才死掉。还有的是被石头砸死的,砸得都成一堆肉泥了,根本认不出来。那时我们都有一个想法,遇到“小保队”,就是战死,也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抓到,他们的手段真是太残酷了。有一次我们被“小保队”围住了,他们有几百人,有的手里有枪,有的拿着扁担,他们到了我们跟前,我们把为首的一个打死了,他们害怕了,我们再一追,他们才跑掉。想想那次也很危险。


“小保队”对待解放军女战士的手段更让人发指。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中曾讲过一件事:六纵参谋处长王毓淮有次带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发现有一家房主说什么也不让部队进去。王毓淮觉得情况可疑,进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媳妇,怯怯地看看房主,又看看他。王毓淮总觉得眼熟,再一细看,原来是野政文工团的一个女战士,王毓淮曾经看过她的演出。这位女战士生性活泼开朗,被“小保队”抓到后,当作了小老婆,这位女战士平常也不敢哭,怕被杀害了。王毓淮得知事情真相,救出了这位女战士,处决了这名“小保队”。


杨锦华回忆说,大多数女战士命运更惨,她们被“小保队”抓到,遭到强奸后,又被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了。


“小保队”残酷行径,使解放军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就是战士们不愿意到地方工作。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有个炊事员,是个40多岁的老战士,走路不大灵活,有时行军也吃不消,部队准备把他派到地方工作。团长李耀光找他谈话:“你年纪大了,部队天天要行军,不如到地方工作吧。”他到地方当了区委书记兼区长,但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小保队”仗着人多势众,经常围攻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转移,比在部队行军还苦。他就又跑回来找到了四十七团,看到李耀光就哭了:“团长,我年纪大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当时有不少人都要求回部队,不愿意到地方工作,这个口子李耀光当然不能开,他说:“你已经到区里工作了,怎么能回来呢?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这个炊事员垂头丧气地想了一会儿,说:“再给我一些人,一些枪和子弹,我们要对付‘小保队’。”李耀光就又给了他5个战士,5支枪,500发子弹。这个老战士流着泪离开了部队,但一直到刘邓大军出了大别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十七旅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四十九团司令部有个叫袁波的参谋,到旅里参加参谋训练队时,旅里让他到地方工作。没多长时间,他一个人又跑了回来,找到李德生,像小孩一样呜呜地哭鼻子:“旅长,让我回来吧,我受不了‘小保队’了,我宁愿在这里打仗死了,也不愿意去了!”李德生当然也不敢轻易答应他,他必须硬起心肠:“不行,让你去工作,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怎么能随便回来?你们现在是军分区领导的,怎么能说走就走了?”袁波只得又硬着头皮回去了。


另外就是伤病员安插比较困难。四十七团有次行军,看见一个伤员靠在树上,他们还以为他活着,其实是被杀害了,用竹子从肛门插进去,插到了喉咙口,竖在树旁。部队有了伤病员,他们宁愿跟着部队,也不愿意被安插在老乡家。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赵魁华生了疥疮,身上还有虱子,疥疮慢慢地恶化了,疮疱很大,连走路都困难。连长说要把他留在老乡家养病,赵魁华当场就急得要哭了:“我不走,我要跟着部队,我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说什么也别想把他留下来。赵魁华还是比较幸运的,经过治疗,疥疮很快就好了。那些留在老乡家的伤病员,大多数都被“小保队”残杀了。


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小保队”还特别顽固。四十九团有次行军,两名侦察员先上马出发侦察,刚拐了一个弯,10多个“小保队”窜出来,把两人扑倒在地,用石头活活地砸死了。骑兵通信员屈海**现后,忙向苟在合汇报。苟在合赶马过来一看,气得脸色通红:“去命令部队,把这座山给我围起来,一个都不能放跑!”四十九团很快抓住了10多个人,但这些人个个装作很老实的样子,都说自己是老百姓。部队也没了办法,苟在合狠狠地说:“给我搜,只要身上有枪有刀的,一律捅死!”结果搜出了几个身上有枪有刀的,警卫排上去把他们捅死在了路边。但还有两个人,怎么看都像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战士们就有点大意,摸摸上身,没发现有枪有刀,就没再杀他们,但为了防止他们回去报信,带着他们一起行军。谁知走了没多远,两个人趁人不备,掏出手榴弹朝苟在合扔了过来,警卫排的战士眼疾手快,一脚踢开了手榴弹,“轰隆”一声爆炸了,伤了两个战士。两人扔了手榴弹,跳进路边的一个大池塘里,准备潜水逃跑。苟在合下了马:“大家看好了,他们头一露出来,立即把他们打死!”这两个人没憋多久,刚露出脑袋,战士们立即开枪把他们打死了。


“小保队”的疯狂行径,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烈火般的仇恨。解放军对“小保队”也开始以牙还牙,以暴抗暴,抓到一个“小保队”,决不会客气。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平时很少发脾气,也没什么架子,喜欢给大家开玩笑,连战士都不怕他,但说到“小保队”,他就恨得咬牙切齿,杀气腾腾的。有一次纵队抓到了几个“小保队”,但还没人敢杀他们,怕违反纪律,只好带着他们行军。但这帮人都站着不动,有两个人长得很胖,又很顽固,两人赖在地上不动,侦察连的战士上去拖他们,他们不但不走,还骂骂咧咧:“***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老子落在你们手里是倒霉,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姚继鸣刚好路过这里,听到了这话,立刻赶了过来:“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这两个“小保队”斜了他一眼,又重复了一遍,姚继鸣不等他们说完,大声地吆喝道:“闪开!”战士们忙闪到一旁,他掏出手枪,“啪啪”两枪,把这两个人打死了,然后瞪着眼看其他人:“我看谁还想不走?”几个“小保队”忙乖乖地跟着走了。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回忆说:


我们四十九团有次在行军,遇到了一个老乡,手里拿着红缨枪。团长苟在合走在前面,骑着东洋马,身上披着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腰里还挂着一把东洋刀。这个老乡过来就问:“贵军是哪一部分的?”苟在合有些怀疑,就顺口答道:“我们是八十五师的。”这个人立刻绽开了一脸媚笑:“国军,你好,我刚才杀了一个***。”接着就把红缨枪举起来让苟在合看,上面还有鲜血。苟在合不动声色:“你干得好,先给我们带段路。”这个人欢天喜地给“国军”带起了路。过了一个山头,到拐弯的地方,苟在合使了个眼色,让几个战士把这个人拖了过来,苟在合把眼一瞪:“你看看老子是谁?老子就是***!”说着就骑在马上,抽出东洋刀,当场把他劈死了


十七旅五十二团有次路过一个小镇,“小保队”盘踞在一座碉堡里,不停地打冷枪。李德生立即命令五十二团把这座碉堡拿下来。五十二团攻下了这座碉堡,里面有30多个“小保队”,三连连长顺手拿起一把锄头,兜头就向他们头上劈,一锄头一个,“小保队”的脑浆都迸到他脸上了,他也没顾得擦一下,一连劈死了10多个。正在这时,李德生赶来了,叫住了三连连长:“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干?”三连连长还不服气:“我不这么干,我怎么干 ?”虽说杀的是凶残的“小保队”,但李德生还是觉得他做得有些过分,严厉地批评了这名连长,给了他一个处分,一直到淮海战役牺牲时,李德生也没批准把他的处分拿掉。


“小保队”混入老百姓中,神仙也没办法把他们分辨出来。为了不让一个“小保队”漏网,解放军也不可避免地误杀了一些人。原四十九团军务参谋韩文也回忆说:“杀的人的确太多,有些是‘小保队’,有些也不一定是。有一次行军,有个参谋告诉我,说前面有几个人被绑在了树上。我过去一看,果然有几个老乡被绑在树上,是用刺刀捅死的。说是‘小保队’,到底是不是,没人能说清。后来就比较严了,为这事部队专门整顿过。听说五十团参谋长打老乡了,刘邓首长还亲自批评他了。”


地方工作人员、伤病员被残杀的越来越多,各种有关“小保队”的情报汇集到野司,刘邓决定乱世用重典,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刘邓首长把目标定在了宋埠。宋埠是麻城东南一个较为富庶的小镇,有“小汉口”之称,一个月前,二纵曾在这里筹过钱款和棉花、布匹。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后,不少地主恶霸都跑到了这里,他们带来的“小保队”有8个中队2400多人,四处为非作歹,搅得鸡犬不宁。1947年12月3日,刘邓得知宋埠附近的敌八十五师西移后,立即指示六纵,乘宋埠空虚,迅速占领,清剿“小保队”。


杜义德立即命令肖永银带领十八旅和十七旅四十九团攻占宋埠。他再三叮嘱肖永银:“这些‘小保队’最可恶,不要让一人漏网,刹一刹他们的威风!”


肖永银早就憋了一口气。早在10月初,刘伯承有次见到肖永银,劈头就问他:“肖永银呐,我问你,你打了那么多县城,你消灭了多少土顽?你不把土顽消灭了,地方干部去了咋办?”


这次去宋埠清剿“小保队”,肖永银下了决心:一定要干净利索消灭“小保队”。他对政委李震说:“咱们俩这次一定要打好,再不打好就没法向首长交账了。”肖永银带着五十二、五十四和四十九团,在光山轻装前进,当天晚上赶到了宋埠,里外围了三层。宋埠只有低矮的寨墙,部队如果发起攻击,轻而易举地就把它占领了。但肖永银没有这样做,他怕天黑土匪乘乱逃跑,命令部队严密看守,耐心地等到了天亮。


直到日升中天,部队吃饱喝足,开始打了。这仗打得很简单,两三发炮弹,宋埠的大小碉楼就轰然倒塌,部队随即发起冲锋,敌人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五十二团是主攻,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带领营指赶往东关时,北关五连的地方枪声响得很激烈,敌人显然是想从那里突围。他忙带了两个通信员赶往北关,刚接近寨墙,从上面跳下一个胖胖的人,三个人忙上去把他摁住,一审问,原来是湖北省警保处的特派员,这家伙曾经当过国民党军的副旅长,现在在宋埠给“小保队”“指导工作”。


部队攻进了宋埠,但一清查战果,肖永银不禁皱起了眉头:宋埠有“小保队”2400多人,打死打伤了200余人,其他人不见了!部队里外三层把宋埠围得像铁桶一般,没见有人跑出去,其他的到哪里去了?他越想越窝囊,杜政委让他“一个都不要漏网”,这下好了,有两千多人无缘无故地不见了。他再看看俘虏过来的“小保队”,身上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要是放在大街上,和其他普通老百姓没一点区别。肖永银恍然大悟:这些家伙已经化整为零,混到老百姓家了!


肖永银立即把3个团长叫来,把宋埠城区地图摊在地上:“你们把四面寨门统统关起来,让部队把宋埠看紧了,不能跑掉一个人,其他部队在镇里挨家挨户搜,只要是15岁到50岁的男人,见了就捉!”


然后,他把宋埠划成了三块,每个团分一块:“搜!凡是青壮年男人,一个不漏,统统抓起来,我就不信它能插翅飞了!”


宋埠立刻热闹起来,老百姓也不知道咋回事就“祸从天降”了,好端端坐在家里的,摆摊做小本生意的,甚至正在学校教书的,只要是青壮年,都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带走了。


原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后来回忆:


我们把宋埠所有的青壮年男人捉来后,叫到屋里审问,看一看手,手上有硬茧的,比较粗的,就是老百姓,就把他们放了。细皮嫩肉,不像干过农活的,统统留下来,也有不少人是冒充走亲戚的,做买卖的,遇到这样的人,也都关了起来。


也有人说,攻打宋埠是趁敌空虚,部队不可能久留,根本没有时间登记、看手,只要是青壮年男人,基本上都抓起来了;也有人说,登记、甄别也搞了,不过是少部分,大部分都来不及盘问。


抓到了2000多名“小保队”,其中还有麻城县长,这么多俘虏怎么办?肖永银和李震发了愁,这伙人都是本地人,根本没办法补充部队,放了吧,危害又很大,宋埠等于白打了,杀吧,不是几个、几十个、百十个,而是2000多人!肖永银只好请示野司,野司回电:“排以上土匪杀掉!”排以上土匪100多人,杀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野司又命令:“所有土匪,统统杀掉!”


天黑以后,十八旅把这2000多名“小保队”带到野外。刘昌回忆说:


战士们把“小保队”的衣服扒下来,拉出去用刺刀一捅,推到坑里。扒下衣服是因为我们没衣服穿,把他们的棉袄一脱,我们就可以立即穿上了,里面还是热的呢。外面还有一个部队在专门挖坑,是五十二团处理的。


五十二团一些战士刚开始时还不敢杀,政治部主任蒋科就动员大家:“大家都看了《白毛女》,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是站在杨白劳的立场上,还是站在黄世仁的立场上?这些都是你们的敌人,放他们回去,他们立即又成了还乡团,反过来又害老百姓,必须把他们杀掉!”在一些连排长的亲自带领下,五十二团的战士开始动手了。也有的战士害怕,只好躲到了一边。


但“小保队”的人数实在太大,有些部队只好就地解决自己捉的俘虏。五十二团二营在街上架起了机枪,把200多名“小保队”集合起来,“突突突”一阵扫射,“小保队”成群成片地倒下了。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后来回忆说:


这些人都还没来得及审查,机枪一响,我看着就突然觉得有些怀疑,这里面不一定都是坏人。在杀他们之前,我亲眼看到一个多说有16岁左右的小孩也在里面。我忙喊:“停下,停下!”机枪停止了扫射,我说:“不该杀的不要杀,剩下的都带着,在??走了。政治处主任蒋科站在路边,看见我们带着俘虏,问我:“你们杀了多少?”具体杀了多少,我也不清楚,我就说:“没杀多少。”蒋科看了那些俘虏说:“你看这些人该不该杀?”我就说:“要该杀我就不带着了,我看也不一定都是坏人。”蒋科就没再说什么。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没杀,其中就有那个16岁的小孩,叫熊仁守,还识几个字,算是小知识分子,参加了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时已经是政治处的干事了。


宋埠消灭了2000多人的“小保队”,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致电纵队称:“你们主动于12月3日,全歼麻城县长及保安大队(8个中队),其意义不减于歼敌一个旅。特嘉奖并记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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