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外传 伤痕不平恨不平

徐志耕马甲 收藏 0 46
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5229.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5229.html[/size][/URL] 伤痕不平恨不平 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医治战争的创伤是艰难的。五十年了,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们,至今心头上都笼罩着浓重的黑云,酷暑的骄阳和强劲的巨风都无法射透和吹散这铁一样的阴影。心理是一道防线。生理的创伤也是一道防线。受害者们时时忍受着侵略者给予的痛楚,他们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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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不平恨不平


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医治战争的创伤是艰难的。五十年了,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们,至今心头上都笼罩着浓重的黑云,酷暑的骄阳和强劲的巨风都无法射透和吹散这铁一样的阴影。心理是一道防线。生理的创伤也是一道防线。受害者们时时忍受着侵略者给予的痛楚,他们羡慕那些肢体健全的人。他们是伤残者。日本侵略者的刀枪,给南京留下了许许多多残疾人。创伤刺痛着他们的心。


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你找我好几次了?找不到?我上茶馆里听评话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无挂无牵,没有地方走。一只眼睛瞎了,逛街也看不清,模模糊糊一片。讲日本兵?日本兵坏东西!冬月十一进的城,来了就杀人放火要东西。我弟弟养了只黄灰色的芙蓉鸟,连笼子一起拿走了,还要我给他送到水西门。


第二天上午八九点,我和老婆吃过早饭刚坐下。“砰!砰!砰!”敲门了。一开,一个挂腰刀的鬼子进来了,他望了望我,又招招手,要我跟他走。他推着自行车。过了下浮桥,不得了!马路上躺着好些死人,李府巷口魏洪兴鸭子店烧得一塌糊涂。到了三坊巷电报局,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木板黑字:清水大队。


日本兵要我进去。我怕,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司令部,我不想进去。不行,非得叫我进去。

后面是个大花园。他突然说:“你的中国兵!”我是夫子庙小吃店的厨师。我笑着说:“我的,良民。”边说边伸出手给他看。这时来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一拥而上。两个高个子,有胡子的,对我拳打脚踢:“不讲的!讲!”


讲什么呢?我不是中国兵,怎么能瞎说呢?打了我几下子,他们咕噜了一阵,叫另外两个鬼子去拎了一桶汽油来,要烧死我。这时来了一个军官,他对他们摇摇手:“不行。”汽油拿走了。那个军官也走了。小鬼子又咕噜了,我听不懂。我缩在墙角里揉被他们打痛的胸部。正揉着,两个日本兵过来,一人一只胳臂把我扭住,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支墨笔往我脸上乱画一气,我不敢叫,也不敢动,让他们玩吧。嘴巴和眼睛里也进了墨汁,另外几个鬼子在旁边笑!


这一招玩好了,又换了花样。一个日本兵上来,用劲在我领口上扯,我的棉袍、大褂扣子都掉了。他在我身上乱摸了一通,又一把扯下了我的裤带。旁边两个鬼子咕噜了几句,又过来一个人,把我的那根布条子裤带往我脖子上一绕,一人一头使劲拉,我被勒得又疼、又喘不了气。他们拉一阵子,放一下。拉到我要昏过去时,再放松一下。过了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


后来我感到耳朵嗡嗡响,慢慢地睁开眼,身上盖了一张芦席子,看看旁边,吓人!都是死尸,横七竖八的,一堆一堆像小山。这是后院子。当时太阳偏西了,天还没黑。我想,这怎么办?跑也跑不出去,没得命了。正想着,来了两三个鬼子,叽哩咕噜说着话来了。我赶紧闭上眼,憋住气。一个鬼子掀开芦席看了看,突然一皮鞋踢过来,很重。我咬着牙不敢动。疼啊!只觉得眼睛里金光四射,忽然又黑乎乎的了。


他们走了。我松开牙,嘴里吐出好多血。睁开眼,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天黑了,前面院子里灯光亮堂堂的。后院里没有日本兵,我爬过死尸堆,到了围墙边。墙边有棵大树,我想爬上去翻出围墙,可爬了几次爬不上。忽然看见树下有两只粪桶,我把粪桶倒过来往墙边一靠,两脚踩在粪桶底,两手往墙上一撑,用劲一蹿上了墙头。墙头上插了好多碎玻璃,我也顾不得了,两手血淋淋的,跳下去。脚扭了一下。墙外面是高家巷。我一拐一拐地连忙躲进一间空房,揉了揉脚,又把灰色大褂脱了,擦掉脸上的墨和身上的血。


路上有鬼子的岗哨,我绕过他们,到了水仓巷我弟媳妇的哥哥家。我喊不出声音来,敲了几下门:“我是老二,金义!”


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连连摇手,我讲不出来。他们给我洗了洗,又吃了点汤饭,好了一些。但脚不能走了,脚脖子肿得老高。左眼眶肿得睁不开。躲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拄着一根拐杖慢慢摸回我在铜坊苑五号的家里。


我老婆小娣子一见我这副样子,抱着我大哭了一通。


我的左眼后来就看不清楚了,过了几个月就瞎了。日本兵踢了我一脚,害得我成了“独眼龙”,还经常流眼泪。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心里是清楚的。我的苦,我的恨,我对谁讲?对谁都不讲,我记在心里。



[他叫马金义,七十九岁。白发稀疏,两眼迷蒙。左眼白茫茫的似汪洋一片。他失去了一颗亮晶晶的黑宝石。他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相依为命的妻子在三十多年前就病死了。他是腌腊加工厂的退休工人,住在充满香味、咸味和臭味的卖腌肉、板鸭、皮蛋和卤菜的工厂门市部楼上,是集体宿舍。他是老工人,用纤维板隔了七八平方米,杂七杂八地堆放了他这一辈子所喜欢的东西。


我去采访的那天正是中秋,他一个人端着铝饭盒扒着干饭,不时喝一口玻璃杯中的茶水。一边说,一边抬起那蒙上了一层白雾的眼睛看看我。他不停地眨巴着双眼,似乎想撕开这层雾幕。很遗憾。他的眼里,太阳不是圆的,月亮不是银的。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他失去了三个脚趾不会跑,也不会跳听我奶奶和母亲说,日本兵到南京时,我家逃难到江北九里埂。腊月二十一,母亲生下了我。过了十多天,日本兵到九里埂去扫荡。村里人都跑了,我们家的人也急急忙忙跑了。只有我一个人睡在竹编的摇篮里。天快黑了,日本兵不敢进屋,在门口朝里边打了两枪,一枪打在我的左脚上,打掉了三个脚趾头。


我哭了。奶奶没有跑远,她听见我的哭声,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跑回来。门口还有日本兵。奶奶立即下跪,向日本兵求情。日本兵打了我奶奶两个耳光!


奶奶把我抱起来,打开小被包一看,脚上全是血,像小葱头一样的脚趾打烂了。当时兵荒马乱,我妈不想要我了,说把我扔到江里算了。奶奶说:“他是来投生的,不是来投死的。”结果把我留下了。但我的脚从此残疾了,因为失去了三个脚趾,我从小不能跑,不能跳,两只脚一只大一只小!




[他叫周文斌。长方脸上有一对神采飞扬的大眼睛。中等个,白净脸,看不出有五十岁的年纪。


我见到他的那天恰好是星期日,一家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正要出去游览。周文斌谈了他的残疾的原因后,应我的要求,脱下鞋袜,露出了那只畸形了的左脚:大脚趾以下的三个脚趾都没有了,它们像干瘪了的红枣,萎缩成了肉瘤子一样的东西。穿袜子时,他要把袜头往里折一截才能穿鞋子。鞋子右脚大,左脚小。


采访结束了,妻子和女儿们在巷口喊他快走。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他想奔跑,他想跳跃,可他的左脚不听大脑神经的指挥。他不会跑,也不会跳,一辈子都这样子!]


魔鬼赐给他一条僵硬的手臂


你骑车来的?这么远的路。这里叫南北中村,那时有二十户人家,房子全给日本人烧了,死的死,散的散,老住户现在不到十家了。


我家跑到沙洲圩的青石埂,躲在当地一家地主的草房里。日本兵枪打了一天一夜,在我们东边的毛公渡,子弹呼呼地叫,像过年放炮仗。我们三天没有吃饭了,母亲出去给我们买东西吃。地主不让我们住了,说:“日本兵要来放火了,快走!”


父亲和爷爷回家背粮食去了,哥哥拉着我蹲在塘埂子旁边,头上顶一块破的芦苇席子。


母亲回来了,她说:“要死了,怎么趴在外面,快回去!”她一手一个拉着我和哥哥。进地主家的门还差两步,“叭”的一声,我手上一麻,叫了一声“妈啊”就倒下了。妈妈也叫了一声,坐在地上了。那年我四岁,子弹从我的左臂拐弯的地方穿进又穿出,又钻进母亲的大腿。我的手臂和母亲的大腿上全是血。我疼得直哭,哭得昏过去了。


过了两三天我才醒来,那时哪里去找医生?父母亲只好用破衣服给我包了包,又用一根绳子在脖子上和手臂上吊着。伤口先是又红又肿,后来烂了,老流脓。父亲天天给我挤,粘粘的,黄黄的,挤起来钻心痛,我咬紧牙关。越挤洞越大,收不了口子,烂了,后来生了蛆,一条一条的白虫子在伤口里面爬,我疼死了,烂了一年多,烂了个大洞!我小小年纪就吃了大苦头!


后来安定一些了,父亲背我到长乐路医院,老医生讲:“来迟了,不然骨头可以接起来,现在没有办法了。”这一枪打碎了我手臂里的骨头。医生把碎骨头夹出来,又塞上药,才慢慢地好了。好了也没有用了,你看,手不能伸直了,也不能弯曲。伤了筋,五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会动,其他四个都死掉了,这条手臂也死了。喏,你看,比右手细一半,跟七八岁的小孩差不多粗。


我全靠右手了,干什么都只有一只手用劲。不方便?当然不方便。挑副担不能换肩,锄地也是一只手,以前干活记工分,我只能拿七分,损失有多大?


我母亲?我母亲运气好,子弹钻进她的大腿,没有伤着筋骨,从内侧穿出了。烂了一个指甲大的洞,没有啥影响。就是我苦。


苦了这么多年了,人也老了,苦头吃够了,不提它了。




[他叫王子华,住在南京南郊的花木大队。花木大队种了好多的花,我是在花团锦簇的苗圃里见到他的。


他眯缝着两只细细的眼睛,理一个平头,头发花白了。额上有几道波浪形的皱纹。他是个小个子,不善言谈,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的形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右腋下夹着一个粪勺,正用一只右手在花圃中浇水。大红的扶桑花、雪白的茉莉花、芬芳的珠兰和金色的蔷薇花把这片红土丘陵地装点得如诗如画。一切是那么美好。只有王子华的那只成直角的僵硬的左手臂,显得极不自然和极不协调。]


她成了风浪中一艘颠簸的船


我家是菜农,一直住在这个武定门城墙下。日本兵攻南京就是从这里攻进来的。那年我十八岁,生第二个丫头。男人啊?男人是招进来的,跟我的姓,姓彭,我娘只生了我们姐妹俩,招个男人进来撑门户。男人比我大十一岁,他也是苦人,也种菜。


冬月十一上午十点多钟,我生女儿两个多月了。尿布多,天冷不会干。妈妈年纪大了,她说她去洗:“你年轻,不能出去。”我说:“我去洗。”我男人正生病,脸肿得吃不下饭。他说:“外面子弹在飞,当心。”


我端着木盆到屋后的塘里去洗了。子弹呼呼地叫,我也怕。过了一会,穿黄衣服的日本兵从城墙上翻下来了,边开枪边“啊!啊!”地叫。我一看吓得连忙站起来就跑。刚跑,叭的一枪打来,子弹从我的右腿骨上穿过,我倒下了,木盆和尿布都翻在地上了。走不了啦,日本人过来了,我不敢喊,就咬着牙在地上滚,朝家里滚。父亲从窗户里看见了:“丫头被打倒了!”


父亲连忙从家里跑出来,把我背回家里。棉裤、夹裤上全是血,我穿的破布鞋里也灌满了血,父亲扶我躺在地上的稻草上。


日本兵进来了,哇喇哇喇地说话。我怕得屈着身子,疼都不知道了。有个日本兵用皮靴踢我:“花姑娘!花姑娘!”


我给他们看裤上的血。另外一个日本兵挤进来,给我在枪打伤的地方涂了一些药水。


流了很多血,后来又长脓,肿得老高。我整整躺了三年,三年不能下地。我的小孩满地跑了,我还不会走路!


子弹打在这里,你看,膝盖下面一点。疼啊,我一直蜷着睡觉,后来结了疤,这只脚就伸不直了。怎么办?用一根木棍子像压馄饨皮子一样地在上面慢慢滚,慢慢搓,再用拐棍撑着一步一步地扶着走。走一步,疼得冒汗!后来就这样一瘸一瘸地走。干不了事,一桶水也不能拎,空着手走到夫子庙都脚骨疼,躺下来要一点点慢慢地伸直,坐着要用凳子搁着才好一些。日本兵这一枪害得我受一辈子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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