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又文:身在大陆 去世31年才“曝光”的潜伏者

弋鹰7277 收藏 7 1464
导读:核心提示: 阎又文,这个陌生的名字,与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肖像置于显著位置。



今年是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正在北京市档案馆展出的“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拨开了真实版“潜伏”的冰山一角。


阎又文,这个陌生的名字,与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肖像置于显著位置。


新中国成立前,他表面身份是傅作义秘书、国民党少将,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直到他逝世31年后的1993年,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才为其子女得知,而他的故事和功绩,仍不为大众所知。


记者日前多方采访,为读者再现这个真实版的“潜伏”故事。


身份谜团


1962年,在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任上的阎又文在京病逝,时年48岁。


阎又文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碑文:


“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这段碑文,有几处措辞让人颇费思量:既为共产党员,按常理该写明参加革命时间和入党时间,但碑文中没有。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的历任职务清楚,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却代之以语焉不详的“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但在1962年,阎又文的家人面对这个不同寻常的碑文,心中有许多问号却无处释疑。


阎又文有六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最小的只有8岁。他们填写家庭出身时都是“革干”(革命干部),1949年以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及其亲属都是如此。


他们没想到,若干年后,父亲的身份却成了一个自己家人也解不开的谜团。


谜团集中出现在一家人入党、提干时的政审上。从阎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儿,“一到政审就卡壳。”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在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些年代里,阎又文的妻子不但不能入党,还成了“反动军官官太太”,老二曾就职某公安机关,后被调离,一直未能归队。老三毕业于哈军工,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却被分配到一民用工厂当维修钳工。


政审的结论一般不向当事人透露,阎家人并不了解内情。直到老六在部队申请入党,部队多次向农业部发函外调政审,却仍然找不到清晰的答案,得到的回答都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


阎家子女找到统战部。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


线索到此中断了。熟悉的父亲似乎被重重迷雾笼罩了起来。


直到1993年,阎家子女对父亲身份的求索才出现了拐点。


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这位北平解放前的老地下党得知阎家情况后意识到什么,但无从求证。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以国民党上校面貌示人的阎又文和妻子合影。


刘光人对阎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公开的身份是《平明日报》的记者,而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兼任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多有接触。


时隔60多年,记者采访刘光人时,他仍清晰地记得阎又文的形象:“他细长身材,高高瘦瘦的,说话文文静静,像一介书生。”因为《平明日报》是傅作义的报纸,阎又文对刘光人还多有关照,但双方皆不知对方的真实身份。


1993年,在公安系统的一次老干部聚会时,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同样是老地下工作者的王玉,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后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刘光人回忆,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


王玉揭开的谜底证明了刘光人的猜测:阎又文是我党深度潜伏的隐蔽战士。而王玉,就是和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的联系人。


“找弟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就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快7年了。


音信全无7年,阎又文还会是当年的阎又文吗?边保的领导提醒王玉,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忠于党的信仰。


阎又文1914年出生,与傅作义是小同乡,同为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人。在山西大学读书时,阎又文就参加了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到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做了傅的私人秘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秘密发展阎又文入党。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王玉的任务就是恢复党组织和阎又文的联系。可阎又文在哪里?在傅作义的部队中任何职?王玉一概不知。


王玉化装成皮货商人,购置了一批皮货,雇了一个驼队,向傅作义部队所在的归绥(今称呼和浩特)进发,一路寻找。但中途遇到军事行动,被滞留近两个月,无功而返。


1946年春节后,王玉再一次化装来到包头。正在发愁阎又文无处可寻时,一天在餐厅吃饭,王玉听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口音与自己相近,于是上前攀上了老乡。


此人名叫薛起禄,是傅作义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王玉又是上烟又是敬酒,两人越聊越近,很快称兄道弟。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阎又文


王玉报上了自己的化名“张治公”,并编造了个在绥远工作的弟弟张治忠,说弟弟曾给家里来信嘱咐,家里要给他去信,可托阎又文长官转交。


王玉假意向薛起禄打听弟弟的下落,并“捎带着”询问了一下阎又文。


无中生有的“张治忠”,薛起禄自然不知道,但他给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阎又文,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


王玉闻之大喜,更加放开手段笼络薛起禄,请客、送礼自不在话下。几天后,薛起禄把王玉带进了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阎又文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在办公,薛起禄也在身旁,王玉只能按照自己以前的说法,把找弟弟的事说了一遍。阎又文上下打量了王玉一番,说了一句“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便低头继续看报,不再理会王玉。


王玉只好退身出来。虽然这次没有相认,但见到阎又文,任务已经成功了一半。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


阎又文的母亲把王玉领进屋。对这个莫名其妙通过自己来找弟弟的王玉,阎又文很是警惕。阎母在场,王玉也不好亮明身份,仍旧不住嘴地絮叨着找弟弟的事。


待到阎母转身出屋,王玉一改进门之后点头哈腰的姿态,直起身子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很快转为慎重,点头称是。


双方对视了一下,王玉决定单刀直入了:“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


这是根据王玉回忆整理的双方相认情景,但记者总觉得,这样直接亮明身份的相认,对双方都太过冒险。


记者就此询问过有着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刘光人,他说:“的确是冒险,但阎又文与组织断线7年,根本没有预定的接头方式。对方要么是同志,要么是敌人,只能冒险求证了。”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处长陈静,对王玉和阎又文相认的这一情节,有着和记者同样的疑问。她是在去年整理“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历史材料时,才知道阎又文这个隐蔽战士的,随即展开了研究。陈静告诉记者,她曾听到过两个版本的“接头”:一说王玉提到了阎又文的入党介绍人潘纪文;一说王玉的衣领中就缝着一封潘纪文给阎又文的密信。不过,这仅仅是传说,目前还没有史料佐证。


但无论当时的情境如何,阎又文在失去组织关系7年后,终于通过王玉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绝密单线


由于王玉是以“找弟弟”的借口上门的,两人不便在阎家长谈。阎又文领着王玉上了大街,走进自己投资开设的一家布店。两人进了经理室,把门一关,这才畅谈起来。此后,这家布店就成了两人的联络点。


王玉来之前,边保的领导交代任务时,特意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而即使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边保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高层领导,再往上,则直接联系到周恩来、毛泽东。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重要原因。


彼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


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傅作义曾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傅作义不会想到,竟然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


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先后密谈了几次,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作了详细的讲述。阎又文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而且傅作义在他的部队中有绝对权威,指挥调度灵活,战斗力很强。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归绥距延安有2000多华里,就是骑马也要走十多天。王玉决定先把情报汇报给我军绥东部队。


王玉拿着盖有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公章的公函,一路畅行无阻通过了国民党部队的防区。他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但接待王玉的部队领导听后,却摇着头说:“你这个材料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王玉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好在部队副政委详细记录了王玉的情报。


后来,王玉见到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人称“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谈到与阎又文联络和获得情报后,驻丰镇某部领导对情报的不信任和轻敌,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是懂得这一点的。”


果然,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开始,傅部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不够重视。


不过,在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避其锋芒,战略撤退,并没有与傅作义部队发生大规模战斗。若干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我党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绥东战役的节节“胜利”,让傅作义部队大有“横扫千军”的气势,骄横不可一世。


此时的傅作义,也对这些战果喜不自胜,他找来自己的“笔杆子”阎又文,交代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若只是一篇文稿,阎又文手到擒来,倚马可待,可这样一封公开信着实让他为难:按照傅的意图写,就要公开诽谤、污蔑自己的党和领袖;不写或是写得不合傅的心意,又会让傅对自己生疑。


阎又文左思右想均不得法,只好请王玉向中央请示。


此时的王玉,公开身份是包头一家商店的老板。开这家店的资金还是傅作义机要室秘书薛起禄等人出的。


原来,在寻找阎又文的过程中,王玉为拉拢薛起禄,不时会根据自己皮货商的身份大谈生意经。薛起禄当真觉得王玉做生意手段了得,便拿出20两黄金让他帮着经营。王玉顺势收下,还拍着胸脯说来年翻倍还他。


有了这个商店,王玉拉上了薛起禄当靠山,持着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大模大样地往来于归绥和包头,与阎又文保持着密切联系。


阎又文把自己的难题告知王玉,王玉如实向延安进行了汇报。这一次,阎又文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


傅作义电劝毛泽东


希接受教训 放下武器


参加政府 促进宪政


文章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开文笔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文章言语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


文章发表之后,在敌我两方面都产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响。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朱德总司令看到电台人员抄收的电文后,要求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请将不如激将,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


事后有文章写到,毛泽东看到公开信后拍案而起,厉声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其实这完全是作者的演绎。殊不知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阎又文(左二)代表国民党部队签署《绥远和平协议》。


毛泽东确实对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说:“我有罪。”毛泽东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引见了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只是在场的诸人中,除了知道阎又文身份的几位中共高层领导和阎又文自己外,没有人能听出这句话的一语双关。


三千地下党暗战北平


1947年底,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坐镇北平,不但有自己的20万嫡系部队,还手握华北地区40万蒋系部队的指挥权。掌握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军事动态。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内线阎又文,作用至关重要。


几乎就在阎又文跟随傅作义进驻北平的同时,他的单线联系人王玉也接到了调令,从延安来到了靠近西柏坡的河北省平山县东黄泥村。这个至今仍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却曾经是中共情报史上书写传奇的一个指挥中枢——中共中央情报部就设在这里。


阎又文这条情报线从边保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由部长李克农直接领导,情报室主任罗青长具体联系。


1948年5月,李克农找来王玉,派他进入北平联系阎又文。其时,党中央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进行大会战。阎又文的任务仍然是搜集战略层面的情报: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和蒋的关系。


王玉还是第一次进入北平。李克农这位中共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所虑甚详,不但亲自讲授了在大城市开展情报工作的注意事项,而且告诉王玉:“这次去北平,要把傅作义机要室秘书薛起禄的黄金还给人家了。但不是20两,而是40两,我们要言而有信嘛。要让他对你进一步信任。”


当年王玉夸口把黄金给薛起禄翻倍,如果这次进北平见他时不兑现,当真无法交代。


王玉一进北平,就先给薛起禄打了电话。40两黄金奉上,薛起禄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于是王玉又被请进了傅作义司令部。


和阎又文接头后,阎又文把王玉安排住进了北平饭店。这里常住国民党要员和大资本家,是国民党特务、宪兵不敢轻易检查的安全落脚点。


此时的阎又文,仍是傅作义的秘书,但军衔已升至少将,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他给王玉办了一张《平明日报》的记者证。


每周六,阎又文都会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王玉就持记者证参加。有关的绝密情报,就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个最公开的场合,秘密传送出去了。


同样是以《平明日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刘光人,也在那时与阎又文有过很多接触。60多年过去,老人忆及往事不禁莞尔:“那时候阎又文常在会后单独找我,交待写稿的某些要点。谁能想到这个满口‘党国’的新闻官竟是我们的人。”


不但阎又文,就是自己在《平明日报》工作时的许多同事,刘光人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份国民党的北平机关报中,竟然有20多位记者编辑是中共地下党员。采编部主任李炳泉也是其中之一。平津战役期间,他还成了傅作义的秘密代表,参加了第一次谈判。


平津战役后来被视作中共情报工作的巅峰之作。根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的统计数据,当时北平地下党有3000人之众,外围人员超过5000人。


平津战事未开,地下党员已经形成一条巨大的地下暗河,渗透到傅作义集团的每一个角落,其中甚至包括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而阎又文,这个平津战役胜利40多年后才解密的隐蔽战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隐蔽战线的老战士刘光人。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1997年7月10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北京日报》发表《丹心一片照后人》,第一次将阎又文的历史功绩公之于众。


一发动全身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问题了。


中央最初的战略构想,是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全部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解决傅作义集团。


针对傅作义制定新的战略,又到了启用阎又文的时候。李克农派王玉再次潜入北平,限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最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


此时的北平城中,已经是风声鹤唳,国民党特务机关近乎疯狂地在全城搜捕着中共情报人员。王玉在回忆中曾谈到,行前,李克农特意关照他:此次进北平,要有可能被捕的思想准备。“万一被捕,不要落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手里。如果被傅作义特务抓住,就是身份暴露了,他也不敢杀你。要切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阎又文,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


仅仅一个多星期后,王玉就从北平回到了东黄泥村,带回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宣告全面胜利。在沈阳解放的第二天,11月3日,傅作义接到南京急电,赴南京参加最高军事紧急会议。此行,傅作义要汇报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蒋介石还没有听到他的汇报,整个计划就先被毛泽东洞若观火。


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影响。


研究平津战役20多年的北京卫戍区退休干部董世贵,详细整理出了中央对辽沈和平津战役战略不断临机调整的全部过程。


10月31日,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


直到11月9日深夜,中央解决华北问题的决心还是要先攻克太原,而后再解放平津。发给华北野战军的命令:“争取早日夺取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


但时隔六天后的16日凌晨,中央军委突然作出决定,4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令其“早日入关,防止敌人逃跑”。5时,致电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以迷惑和稳住傅作义。为了同样的原因,对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兵团也暂缓攻击。


“如果没有此后的这些战略调整,那么傅作义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弃平津退至南方,那将对全国解放进程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董世贵这样分析。


1997年,阎又文的身份解密之后,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文中概述了这份情报的主要内容:傅作义打算在平、津、唐地区和我第四野战军、华北部队会战,他正用他统帅的六十万军队做这样的部署和配置。这一仗打赢了,整个华北就是他的天下。这一仗打不赢,他考虑有两条退路:一是由塘沽从海上南下,与蒋介石在南方会合;另一条是退到绥远、后套一带,与马家部队会合,负隅顽抗。傅还认为我第四野战军进关不会很快,最早在1949年5月才能进关。这次获得的情报,从其它方面核证,完全可靠。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阻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断绝了傅作义西逃之路。


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


影响傅作义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和之间,情绪极不稳定。他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着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甚至拿着蒋的“手谕”命其南撤。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克农再次派王玉进入北平,要阎又文随时提供傅作义的思想动态。


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围成了一个铁桶,傅作义的十万守军也从城里封了个严实。王玉还没到达城门,在海淀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就被扣住了。


搜身、盘查的结果只有一张《平明日报》的记者证,但守军却没有放人之意。情急之下,王玉厉声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剿总’司令部的,有重要情报进城上报!”


他借用守军的电话,直接拨通了阎又文,报上自己的名字后,又在电话中恶声恶语地说着“剿总”谍报人员如何被守军为难。阎又文自然听得明白,当即派车把他接到北平饭店。


获悉了自己的任务后,阎又文详细汇报了傅作义的情绪波动。


从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1月中旬,驻守在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被歼灭。特别是新保安战役中,傅作义的“王牌”35军被全歼,给傅的军事力量和他个人心理造成了巨大打击。


12月25日,党中央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在其中。


看到自己被列为战犯的消息后,傅作义抓起一把牙签,暴怒地塞到嘴里,狠狠地咀嚼。忽然他站起身,把桌子上的茶杯、文件统统横扫落地,嘴里念叨着:“完了,全完了!”


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高压,让傅作义几近崩溃。他召回和谈代表,准备自行解除兵权,飞到南京去。同时让阎又文准备一份呼吁北平和平解决的声明。


阎又文反过来对傅作义进行了劝导。在罗青长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录:“傅作义整日愁眉苦脸,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坐卧不安。当我大军压境、傅作义处于无可奈何之时,阎又文又根据党的指示,紧随傅作义左右,对傅作义展开政治攻势,把中共方面发表的声明送给傅,逐段边读边讲,针对傅的思想、疑虑,提出一些劝告。”


对傅作义冲击最大的是被中共列为了头等战犯。阎又文对此提出了另一种猜想: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


不久之后,解放军密使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证实了阎又文的猜测。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里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这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秘密和谈重新开始。


不过,为给自己留后路,傅作义还是有南逃的准备的。围城期间,东单公园的秘密机场停着一架飞机,随时都能起飞。另外,他还在天坛南门开辟过飞机跑道,准备修一个更秘密的机场。此事被刘光人侦知,并及时将情报送出城。当天晚上,两发炮弹准确地命中秘密机场的工地。爆炸声告诉傅作义:“南逃是没有出路的。”


从与王玉接上头,直到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方案,阎又文几乎每日提供一份报告,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和具体表现一一汇报。这些情况,对及时掌握傅作义心理、及时采取相应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傅作义与解放军的最后一次谈判,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并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到北平,阎又文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作义阅。


傅作义看后沉思良久,最终说道:“看起来,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


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先头部队,列着整齐的队伍,意气风发地开进西直门。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丹心素裹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日,傅作义携邓宝珊、阎又文一起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


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不过,他的身份仍未公开,继续以隐蔽身份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最后达成的《绥远和平协议》上,代表国民党部队签字的正是这位中共地下党员。


从西柏坡返回北平后,傅作义精神大振,积极配合部队改编和促成绥远和平解放。同时他又让阎又文替他起草了一份政治宣言,通电全国,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份和平宣言发布于1949年的4月1日,时值世界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召开,傅作义的宣言在会上宣读后,全场掌声雷动。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着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后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被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没有公开。


1960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时值三年自然灾害,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压力可想而知。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


弥留之际,阎又文给守在病床边的妻子丁宴秋留下遗言:“有事情找组织。”随即溘然长逝,时年仅48岁。


在48年短暂的生命轨迹中,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


一个是国民党起义将领,解放军政工干部,政府部门高级领导。即便是妻子儿女这样至亲至近的人,也只能接触到这个阎又文。


这个阎又文,博闻强记,和蔼可亲,生活朴素,恪尽职守。在水利部工作时,因工作需要常接触苏联专家,40多岁的他用几个月时间苦读俄语,就能流利地与苏联专家交谈。自然灾害期间,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身为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的阎又文有特供证,却从来不允许家人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


而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蔽身份,直到1993年才得以揭开,他的子女才想到,父亲“有事情找组织”的遗言。


这个阎又文,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丹心素裹,默默奉献,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从不表达却无限忠诚。


王玉见到了阎家子女后,很快又带着他们面见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见到阎又文的后人,这位中共情报战线的老战士、阎又文当年的直接领导情绪激动。不顾年迈,他为六兄妹讲述着他们的父亲,一讲就是一天,几次声音哽咽。


罗青长提到隐蔽战线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对阎又文的子女说:“什么是精干,就是阎又文这样的战士,那么多年‘白皮红心’,他是隐蔽战线的典范。”


此次会面后,罗青长出面为阎又文证实了身份。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子女单位发去公函:“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


王玉、罗青长的出现与证明终于解开了阎又文身上的谜团。然而,证明仅局限于其子女单位。1997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把阎又文描写成了一个反面人物。罗青长于1997年7月10日专门在《北京日报》发表《丹心一片照后人》,为阎又文正名。


在文章结尾,罗青长饱含深情地写道:“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行必踏实,事繁勿慌,和若春风,外圆内方。我借毛主席的《咏梅》词怀念他‘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党的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3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7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