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解放:国民党官兵从绝望到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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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

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忐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作者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1948年12月4日)……


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复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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