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中国近代宗教战争(长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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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是以前发在网易的一篇长帖,因为太长,看完的人很少,呵呵~~这次发到铁血,看看反应如何吧~~ ———————————————————— [B]历史需要重新发现,尤其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史实。   现实是诚实的基础,但“现实主义者”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历史,因为俺们所知的“历史”是“理想主义者”们创造的。[/B]   ————————————   众多历史谜团将在本帖揭开,但俺从不用“密文野史”说事,俺只对众所周知或官方可考资料进行“理性的”分析。本帖篇幅很

这是以前发在网易的一篇长帖,因为太长,看完的人很少,呵呵~~这次发到铁血,看看反应如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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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重新发现,尤其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史实。


现实是诚实的基础,但“现实主义者”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历史,因为俺们所知的“历史”是“理想主义者”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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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历史谜团将在本帖揭开,但俺从不用“密文野史”说事,俺只对众所周知或官方可考资料进行“理性的”分析。本帖篇幅很长(一万七千来字儿),其实每章都能独立成帖,但俺担心那样会失去系统性,难以看清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所以敬请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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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没有宗教战争吗?


说起“宗教战争”,大家往往首先想到“十字军东征”,并颇沾沾自喜的说,“我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但,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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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心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政治/现实利益战争”,二是“宗教/来世利益战争”,但很少有“纯”政治战争或“纯”宗教战争,两者会掺杂在一起,互为羊头和狗肉,甚至战争的双方还会有截然相反的判断,这在现代战争中愈发错综复杂。比如日美太平洋战争,小鼻子鬼子的宗教/民族意识成分居多,而大鼻子鬼子的政治/现实利益成分居多,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类似这样。但最终,美国人被迫意识到自己逐步陷入了意识形态极端化的宗教心理,被迫承认了东亚民族追求独立自主的勇气。鬼子得侵华战争,也是具有很大得宗教心理成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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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战争,表现于外的区别就是牺牲(为信仰而死)意识、对待俘虏和非武装人员态度、战后和解的难易程度等等。政治/现实利益战争是为了牟取各种现实资源的,人力很多时候是最重要的资源,要是都杀掉了,在古代那种劳动力下,没了奴隶和佃农,奴隶主和地主岂不要“自力更生”了?而宗教战争则针对“意识领导权”“来世利益”,要消灭对方的意识,就得消灭对方的肉体。


“地理决定论”的影响下,西欧(山地)很久以来就是“政教双规制”,所以容易分清,中国(平原)自n久之前就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和宗教就难以割离。但中国自有“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诞生以来,大多数战争(自太平道张氏兄弟起义以来)就有了很大的宗教成分,甚至可以说,除非你是贵族出身(刘秀、李渊之流,贵族阶层有既成的组织信仰和结构),否则平民出身的没点宗教成分甚至以宗教社团为核心(太平道、五斗米、明教、天地会、拜上帝教、青帮),简直都“干不成大事”~~(因为宗教社团具有已经成熟历练的组织凝聚力和结构,才不会成为“乌合之众”。)


换种说法,在古代那种条件下,不拿点宗教符号忽悠老百姓,谁听你的啊~~但在成势之后,必须及时由宗教战争过度到政治战争,联合最广大的统一战线,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实际上,如果读者没有选择性失明的话,发生在晚清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就是两场“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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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民为什么会暴dong?


常说,中国的帝制时代是一个不断改朝换代的“轮回”,农民暴dong成了被利用的工具,而不能推进新的生产力变革,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这话说得倒也不错。


历史是“天地人”的作用史,大气候和大地理将决定该处人类的萌芽,地理将决定两个“同时”处于“相当的生产力阶段”的地域人群的意识区别,小气候则会决定大的生产力时期的阶段波动,而人为了克服气候和地理给自己造成的麻烦,就会产生阶段性的生产力革命乃至人群组织模式革命。


中国进入由春秋战国的封建进入秦汉帝制是生产力的影响,直接说就是杀人效率(兵器、组织和战术战略的新的成熟阶段)提高了,然后是农业技术、运输工具、贮存技术及其组织管理的进步,才能让秦始皇凭一(诸侯)国之力,实现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帝制。欧洲虽然处于相当的生产力水平,但受地形及其意识沿革的影响,直到现在也没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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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大平原的地理条件下,当达到了战国末期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产生帝制,但至于谁来完成,就有了很大的偶然因素。历史的趋势不会改变,历史的脚步经常错乱,所以俺说,“历史是迈着舞步前进的”。俺们如果试图去论证秦始皇“必然”得天下,那只能陷入“循环论证”,最终陷入“预定论”/“宿命论”不能自拔,但俺们是可以找到当时的“天、地、人”达成这一作用结果的“必要条件”,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帝制既成,就酝酿着农民暴dong。


秦的律令在现在看来其实不算多么“严酷”,甚至还不如一些集团公司的管理制度呢~~但秦始皇的雄心大略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所凭借的技术(泛技术,包括管理技术)手段(体现于及时性和复杂性)能适用于秦地大小的面积,却难以适应如此大的国土。且秦国适应此体制也经历了长时期的“阵痛”,因为它需要从“松散的封建”过渡“紧密的帝制”,各地的环境产生差异也没有充分考虑,所以出现剧烈的反抗也是必然的了。实际上,中国直到宋明时期才算进入了成熟的大一统帝制时期。至于导火索嘛,据说是,是嬴政老兄和官员们对他们打下来的疆土之大有点不太习惯,给民工们去修长城的路程期限定的太严,且没有计入“雨季施工”和“不可预见”期,结果“工期延误”的陈胜和刘邦去了就是送死,只好造反了。(与其引颈就戮,莫如振臂一呼!这才是爷们儿该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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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帝制历史,每次能在体制上得以再造突破,也都经历了阵痛/乱世,五胡乱华十六国南北朝是一个,五代十国也是一个,隋灭有唐兴,宋弱有明悍,以此构成中华帝制的三大历史时期,在体制上实际有着巨大的差别。


但为何貌似比较“盛”比较“治”的朝代也走不出历史的怪圈呢?


首先,如上所述,中国帝制是个滚动向前的过程,虽然2000年的进步未免显得缓慢,但绝非原地打转,此内容会在其他帖子详述。


第二,通观历史,就会发现地权、税收、人口、经济之间的紧密作用关系


朝代初期,刚经历大清洗,地广人稀,国家鼓励农耕,政权力量也强大,这时的地权往往是国有官定的,税收以实物为主,官仓囤积周济,生产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目的;


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紧张,多出来的人就会从事商品生产,同时货币量增加,因为此时气候稳定,官仓的粮食只能不断折损,这就会逐步改为货币税收,官方逐渐放弃复杂的收授田,改为地租,实际承认了土地私有;


粮食贬值,农民无银,土地兼并加剧,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增多,地方豪族实际控制地方政权,逢灾年而乏粮(都变货币了),古代信息和运输技术也有限,造成地方性的流民暴dong,人口压力凸显,全国普遍粮食紧张,价格上涨;


进入又一个气候过渡期,自然灾害由地方性偶发扩散成全国性持续,全国掀起大面积暴dong,同时周边游牧民族受气候影响更为敏感,PK出一个枭雄(如果风调雨顺,游牧民族只会以部落为单位巡回草原,而不会聚合),开始大面积有组织的侵扰中原,中原政权陷入内外交困,往往改朝换代。


第三,“气候决定论”的作用


俺经常说“地理决定论”,其实气候也对历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俺论述过为何温带农业区才能产生持续的进步,俺也学过气候的冷干vs暖湿的周期变化,对于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影响。


如上,几乎每次改朝换代都是气候过渡期(权贵们瞎折腾的不算),就会发生大面积的持续的自然灾害,那么在气候稳定期已经饱和的人口,此时就会过盛,那时还没发明三聚氰胺、纸包子、人造鸡蛋之类,就只好减少吃粮的嘴了~~


如此,农民暴dong、改朝换代就进入下一个轮回。


但不要以为祖先们如某些书所言那么被愚得听天由命了,那中国就不配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难以忽略的大国了,中华民族也早就消亡在历史中了,正是为了改变这个轮回,才进行了无数次技术和体制改革。很多人怀念盛唐,但唐盛世不过几十年,皇帝的威权和军人的荣耀只那么短短的一瞬,百姓却是几百年的“水深火热”,而宋明治世又是多少年?这就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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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清畸形的殖民统治


俺经常说,满清统治是“畸形的殖民统治”,但也算一个蛮成功(至少对满族来说)的统治。其统治要点就在于“用你的文化殖你的民”,在于“权术御下,道统治民”,解决了中华帝制宪政——明代体制——陷入的皇权vs政权,变通vs例法,正义目的vs形式正义的僵持状态(参见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所以显得周转便宜。但这种体制和少数民族统治本身,就对皇帝本人要求很高,他绝不能学明朝皇帝那样当木匠闹罢gong,必须勾心弄权(术)勤勉治国,唯恐一个没按住,就酿成燎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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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遗民们常夸康乾盛世,举出人口、GDP等若干庞大数字,但人均GDP呢?显然不过是计入非洲和美洲后的世界平均水平,已经落后给了欧洲,相比前朝显得庞大的人口,很大原因则是玉米和番薯种植技术的成熟和推广


(当然,盛世需文饰,**们还常夸先祖皇帝们文武双全,仔细算来,满酋文思敏捷时常能一天弄骚数次(诗歌可是思维跳跃性很大的问题,如此产量除非精神病人才撑得住啊~~),满酋身手敏捷时常能几分钟猎杀珍惜动物一头(想来除非是手下把动物们捆住,让皇帝用重机枪来扫才行~~),都可上得吉尼斯纪录了,哈哈哈哈~~)


如前所述,当气候过渡期来临,作为盛世证据的人口成了巨大的祸害,老天保佑时不过半饥半饱,老天瞎眼时……而且过度的开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就让饥荒成为数年的不可逆常态。如果只是个把刁民闹事,尚可定性为刑事案件;县级作乱,也可称为一小撮坏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地区的农民暴dong,调兵尚可扑灭;当大多数民众成了灾民乱民,军饷又到哪里去筹?就会发现,官兵们先是养寇自重,然后夺权篡位~~


之所以说满清的统治“畸形”,关键在于它撕裂了“民族”和“国家”的纽带


学欧洲历史的朋友会知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欧洲近代宗教改革后,地方教会和地方政权相结合,并以民族认同感代替贵族领袖归属的国家模式,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欧洲学者同样指出,还有一种泛民族国家模式就是罗马和汉朝,此二者都是以体制信念,而非血统和地域来划分“民族”的。因为地理决定论,罗马很快瓦解,但中华体制一直延续。“汉”民族自诞生起就并非血统论者!所谓“大禹出西羌”,大伙来自五湖四海,因趋同的生产力和意识体制模式走到一起来的,汉人骄傲的是自己的文化、体制、技术的先进而非血统,这些就构成汉人的民族信仰核心(汉人头——刘邦——就是流氓无产者起家,在血统上做文章实在没多大意思~~)。


汉人的民族心态由开放转为内敛,第一次是两晋五胡乱华,由大唐实现了和解,第二次是宋代,无非是因为第一次被彻底亡国了,但只要遵从汉人的体制(实际就是农耕大平原的生产和管理模式),也并不排斥少数民族“归化”。


满清却是汉人第一次被彻底殖民了(反抗元朝暴政的起义风起云涌,殖民不算彻底),汉人们就会觉得:这是俺的祖国(血脉),却不是俺的国(政权),所奋斗的捍卫的却是异族的政权!精神状态就被严重扭曲。而满清恰恰又是“用你的文化殖你的民”,明代时不惜屁股被打烂也要和皇帝叫板的儒教沦为犬儒当道,这就摘走了民族信仰的核心民族信仰和体制信仰是国家信仰的两大支柱,而此时,他们发生了难以化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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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俺们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发现两大脉络几乎齐头并进,一条是平民阶层的民族主义者们,一条是精英阶层的国家主义者们,汉人这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简直把罪魁祸首的满清统治者晾在一边~~但他们最终加速了中国的体制大跃进,共和国的成立终于划上了一个阶段性的记号,但这两种意识观念至今也未完全合流(精英vs愤青,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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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还长着呢,先休息一下吧,接下帖~~)








本文内容于 2009-5-6 14:55:49 被蜂带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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