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那些偷盗文章的人,再发一次原创:最新修订版血战松山

“东方直布罗陀”的累累白骨

——血战松山

常 然


1942年5月,中、英联军在保卫缅甸的战斗中被日军击败,两国本来就互不信任的短暂联盟就此瓦解。英军向西沿公路逃进印度,中国军队则分路进入丛林,分别向西、东北方向撤入印度、中国,在进入雨季、完全断绝给养的情况下,由于饥饿和疾病的侵袭,在危机四伏的缅北胡康河谷一带弃尸累累,直到三个月之后,才在美军空中补给的援助下勉强完成了他们的“转进”。然而这时,十万中国远征军仅余4万,全部九个师的部队中,只有孙立人的新38师作战坚决,行动果敢,迅速冲破日军的追堵退入印度,主力得以保全,而其他部队均已残破不堪,只剩了些骨瘦如柴的病兵,作战的能力基本丧失,曾经铁血广西昆仑关、扬名缅甸同古城的“军中骄子”第200师也损失殆尽,年盛有为的师长戴安澜捐躯异国。

缅甸的陷落固然使英帝国损失了一片殖民地,并被迫把防御线后退到了印度,但显然大不列颠没有遭到不可承受的打击,它的东南亚战略重点是弃缅保印。真正感到受到重创,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危机的,是中华民国政府。滇缅路被截断,国际援华物资长河断流了;远征御辱不但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日军反而从另一个方向打了进来,形成对中国的两面夹击之势,重庆顿觉芒刺在背,心胆俱裂。

依靠了怒江边一小群非正规军的亡命阻击,战略预备队的迅速西进反攻,以及“飞虎队”的空中攻击和支援,战线才在怒江前线得以稳固,国民政府庆幸之余,也开始进入自抗战开始以来最窘迫的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历时2年多、牺牲惨重的“驼峰航线”即是这个时期的有力佐证。为了使陷入危机的重庆政府能够有信心坚持下去,美国政府不惜以损失飞机500余架(含中国航空46架),飞行员1500余人的代价,进行了历史上最为疯狂也最为无奈的战略空运。

尽管从印度经西藏直至昆明、成都的航线沿途落满了飞机残骸与碎片,中国战场漫长战线的消耗还是使各种物资严重短缺,从炮弹到白糖,从汽车到火柴,中国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工业基础完全不能给本国的战争行为提供基本的物质保证。“驼峰航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一种心理暗示:俨如上帝般的山姆大叔没有让重庆的蒋介石大元帅成为政治上的弃儿。1943年和1944年初,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没有发动过一次象样的进攻作战,与同一时期处于敌后的18集团军相比,其战斗意志无疑是消沉的。18集团军的部队从不因为物资缺乏而畏惧,事实上他们的战斗一直是在甚至连枪弹都十分珍贵的情况下进行的,国民政府军队显然没有这种能力,没有了充足的物资,国民政府的军队只能消极地维持着各个方向的战线。

此种状况在美国政府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史迪威将军的强烈干预下发生了改变。此种状况在美国政府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史迪威将军的强烈干预下发生了改变,这位中印缅战区总参谋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致力于用美国武器装备中国军队并正在取得成效。1944年初,在得到了30个美式师全部自动轻武器的装备后,中国政府终于决定要在怒江一线向云南省西部盘踞的日军进攻了。在这之前大约半年,新38师已经在史迪威将军的直接控制下从印度雷多向缅甸北部攻击前进,在胡康河谷及野人山一带将日军曾经战无不胜的18师团打成残军。国民政府即将从怒江东岸开始的进攻,目的之一就是和中国驻印军会师缅北;之二是应英军的请求,从日军后方发动进攻进行牵制,其时日军正在向印缅边境的英帕尔大举进犯,企图夺占印度——这颗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

使国民政府真正愿意投入进攻的因素,应该有两个:美国以断绝物资运输相要挟,这是外因;借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则是内因。对国民政府来说,恢复滇缅公路的运输,是朝思暮想的,可是他们惧怕失败,害怕伤元气,害怕战争结束后缺乏与共产党争夺天下的本钱。美国政府的要求很伤国民政府的自尊,以至于半个世纪以后,早已退到了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文人们依然对怒江前线的进攻战役持否定态度,耿耿于怀。

(注:可能暂时不能显示,只有请各位稍等,容我将后面内容一一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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