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审判案:北洋政府伺机报复

一场未造成大的人身伤害,本是北大校内学生之间的争执,最后为何导致了司法介入,兴起大狱呢?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共同用档案记述解读五四,认为其背后的原因不言自明:“一直对‘五四’学生恨得咬牙切齿、寻机报复的(北洋)政府,正好抓住了这一大好时机,妄图借此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刑一儆百。”


1919年暑期,鲁士毅等11名北大学生被控私擅监禁伤害,遭到逮捕审判。这一案件轰动一时,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刘崇佑义务为被告学生担当辩护,著名女作家冰心也就此案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文章。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审判呢?北京市档案馆的审判卷宗为我们详细解读了这场审判的始末由来。


自从蔡元培于1919年5月9日辞职南下之后,受段祺瑞操纵的安福俱乐部就一直妄图控制北大、破坏北大的学生运动。6月6日,北京政府颁布大总统令任命亲安福系的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遭到北大全体师生的坚决抵制。6月15日,教育部训令调胡仁源入部,但胡仁源拒不接受。当蔡元培答应回北大时,安福系即开始与胡仁源密谋收买部分学生制造事端阻止蔡元培重返北大,并打击北大学生干事会。




恰好此时北大学生干事会国货维持股原主任杨济华、调查组长许有益、以及程体乾、俞忠奎因有借调查国货勒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嫌,被干事会开除。胡仁源的亲信北大预科补习班教员范铠乘机拉拢此四人,并以种种许诺拉拢了一些北大毕业生和正要投考北大的学生。


学生们看见放在讲台上的传单义愤填膺,陈强华、樊渊溥二位学生先后上台将许有益等昨日宴会谋划情形一一道来


7月16日晚,位于西草厂十间房的安福俱乐部通信机关——中央政闻社内一片喧扰之声,范铠正在这里举办宴会,宴请学生四十余人,许有益、程体乾、杨济华、俞忠奎皆在其中,还包括已毕业在参议院秘书厅任职的王朝佑,共同谋划拒蔡迎胡、打击北大学生干事会事宜,并印制传单两种。这两种传单一种是说蔡元培答应回北大的电报有假,一种则捏造北大学生干事会所谓黑暗内幕十条。


许有益等人本以为他们的密谋神不知鬼不觉,哪知16日晚散宴之后,他们的谋划即被参加宴会的两位北大学生陈强华、樊渊溥回校后告诉了同学。7月17日早7点,许有益、程体乾、杨济华、俞忠奎及王朝佑等人陆续来到法科礼堂开始布置会场,参加密会的学生也来了三十多人。正待开会之际,鲁士毅等北大留京学生两百余人冒雨赶到了法科礼堂,并将大门关闭把守。开会者见势不妙,纷纷溜走,有22人被扣了下来,其中包括许有益、程体乾、杨济华、俞忠奎、王朝佑5人。

学生们看见放在讲台上的传单义愤填膺,陈强华、樊渊溥二位学生先后上台将许有益等昨日宴会谋划情形一一道来,陈强华还将散宴后所给车费一元大洋拿给大家看,并愤怒地扔到了台下。随后狄福鼎上台讲述了南下杭州请蔡校长回校、蔡校长已允,所发电报完全属实。


学生们纷纷质问许有益等人,为留下证据,请来东安照相馆伙计为许、程、杨、俞四名主要谋划者和参会者照相三张。下午,其他参会学生被放,许有益等五人被带往马神庙北大理科第一教室。晚8时,鲁士毅等学生召集大会,令许有益等人将他们受安福系收买、策划拒蔡迎胡阴谋、诋毁干事会诸事写成悔过书。之后程体乾、杨济华、王朝佑各由保人保出,许有益、俞忠奎因无保人而留宿。18日早晨7点,许有益借口上厕所逃出。俞忠奎后来也寻机逃走。


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厚厚的3卷800余页审判卷宗,揭示了北大学生遭逮捕审判的整个诉讼过程


7月18日许有益逃出后,即前往中一区警察署控告鲁士毅等擅自逮捕拘禁并将其打伤。下午2点京师地方检察厅派人为许有益验伤,验伤记录是:“验得许有益右腮颊红赤伤一处,手掌伤;右手第三指红赤,皮破伤一处,指甲抠伤;右手腕红赤伤一处,手把攥伤;肚腹偏右红赤伤一处,脚踢伤。余处无伤。”显然,许有益所受的仅仅是皮外伤而已,并不严重。所以,在7月18日京师地方检察厅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调查北大学生是否有人触犯伤害及私擅逮捕监禁罪时,警厅方面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


然而,事情自7月27日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本日,京师警察厅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函送了许有益、程体乾、杨济华、俞忠奎、王朝佑五人的控告书,控告遭受鲁士毅等人强迫照相、审问、捆绑、棍棒殴打、拘禁、迫写悔过书、强迫画押等对待。地检厅迅速做出反应,同日以涉嫌伤害、私擅逮捕监禁发出拘票,拘谢绍敏、刘仁静(湖北人,当时仅有17岁,为被捕学生中最年轻的一名,1921年与张国焘一同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清卓、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陈邦济、易克嶷、孟寿椿、狄福鼎、刘翰章11人。28日,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3人先被拘捕,另外7人(苏清卓当时因病已归乡)在警察到时外出未归,于29日自行投案。


自此,拉开了北大学生遭逮捕审判的序幕。


关于这一案件,从最初许有益向警署控告,到京师地方检察厅立案、拘捕被告学生、多次讯问,再到地检厅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提请公诉、法庭讯问审理判决,形成了厚厚的3卷共800余页完整详细的审判卷宗,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这3卷90年前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的整个诉讼过程。


鲁士毅等十名学生在被捕之后,就开始展开有力的斗争。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在7月28日先行被捕的当天,即联名反控许有益等人发布传单侮辱学生联合会和个人名誉。同时,在地检厅的多次讯问中,十名被捕学生坚决否认所控诸罪。许有益等人则在讯问中极力夸大所受的伤害和凌辱。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许有益等人的控词也前后矛盾、互不相同,但基于政府的报复意图,8月8日,京师地方检察厅还是以伤害、私擅逮捕监禁的罪名对鲁士毅、孟寿椿、王文彬、刘翰章、陈邦济、刘仁静、谢绍敏、易克嶷、朱耀西、倪品贞(此时被加入名单,被控打人,但一直没被拘捕)、狄福鼎11人提起公诉;同时,为显示公平,也对许有益、杨济华、俞忠奎、程体乾四人以公然侮辱罪提起公诉(王朝佑候传,之后托称父病离京)。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本是学校内学生之间的争执,并未造成多大的人身伤害,却导致了司法介入呢?连曾在现场的中一区巡长在7月17日当天的报告和后来的讯问中也称上午会场并无冲突,下午2点多学生们是说说笑笑一同出校的。其背后的原因不言自明:一直对“五四”学生恨得咬牙切齿、寻机报复的政府,正好抓住了这一大好时机,妄图借此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刑一儆百。而且此时恰逢暑期,学生多不在校,力量分散,也是兴起大狱的好时机。


还有,为什么事情在7月27日突然起变?为什么当时现场学生200余人,许有益等5人所控学生最终定为鲁士毅等11人呢?根据当时的报纸披露:25日国务会议安福系之某要人偶谈及此,司法总长朱深即谓学界胡闹已极,此次应严办一下,以警其余,乃于返部以后训令地检厅严侦查。然主名仍未得也,由安福系谋之原告5人,开具干事会重要分子之人名,使之一网打尽。这一说法应当是颇有根据的。


除了辩之以理,刘崇佑也非常擅长动之以情,据《晨报》8月22日登出的《北大学生案公判旁听记》载,“满堂欷歔,为之泪下”




当鲁士毅等11名学生即将遭到审判的消息传出,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刘崇佑拍案而起,毅然担任了这11名被告学生的义务辩护律师。



刘崇佑,生于1877年,福建侯官县人。17岁中举人,后东渡日本学习法律。辛亥革命后,曾任众议院议员,于曹锟贿选前辞职,从此退出政界,专任律师,并立志“律师应仗人间义”。 还在五四游行火烧赵家楼后不久,5月8日,北京律师公会即作出决议:如曹汝霖方面请律师,任出何报酬,一律不就。如有不遵此议者,对待以积极的手段。学生若请律师,愿尽义务。这一次,刘崇佑果然遵此诺言,为学生义务出庭辩护。8月16日,刘崇佑签下刑事委任状,成为11名被告学生的辩护律师(当时漏写了倪品贞,于8月25日补签)。


8月21日上午10点,京师地方审判厅刑事二庭开庭,公开审理鲁士毅等11名学生私擅监禁伤害、许有益等4人公然侮辱一案,庭审共持续了8小时。


开庭之后,审判长先请检察官陈述了起诉要旨,之后15名被告一一进行了陈述,在休庭15分钟以后,庭审转入辩论阶段。在辩论阶段,刘崇佑作了精彩的辩护,他首先对控方所依据的警方及许有益等人证词的真实可靠性提出严重质疑,进而指出控方所称的共同犯罪的要件不成立,证词的采集也没经过被告人确认而不具有合法性,最后得出本案根本上就不成立的结论,要求法庭宣告11名被告无罪。除了辩之以理,刘崇佑也非常擅长动之以情,他在总结时讲到:“此次鲁士毅等之心迹实为全国所共谅,确有政潮黑暗危及教育,今日某派思攫取校长,明日某党拟并吞学校,使青年学子读书且不能安心,苦心孤诣维持学校,至于今日还要告他们犯罪,至令坐废光阴,陷于囹圄,他们青年学子真不幸而为中华民国之学生了。”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据《晨报》8月22日登出的《北大学生案公判旁听记》载,此言一出,“满堂欷歔,为之泪下,被告学生中(鲁士毅一派)有一人泣不可抑,法庭竟变成悲剧之舞台,即记者亦为之呜咽不已。”当年仅17岁的刘仁静在最后陈述时说道:“我到今天还不知道是为什么事收押我?”刘崇佑更从旁“时时请堂上注意,谓彼十余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这也成为《晨报》记者“出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


8月26日,在法庭作出宣判之前,刘崇佑又宣读了长达五千余字的辩护理由书。他再次对控方提出的五条证据进行了推理严密的驳斥,并重点提请法庭注意:许有益等五名告诉人在警厅、地方检察厅、审判厅的讯问中屡屡变更指控人员和人数,多有自相矛盾、不实之处,难以凭信;法庭对鲁士毅等人的共犯认定不成立,甚至出现了刘仁静本不在告诉人的指控名单中也被列入审判单。进而直指本案的骇人和恶劣:“既无共犯,又无各犯罪确切之主名,而乃苟且罗织为此一网打尽之罪案,而兴此巨狱,事之可骇,孰过于是!”之后,刘崇佑恳请法庭慎重考虑:“国家设刑本意在于排除恶性,并非用为教育补助之资,莘莘学子,学校培植有年,纵使气质未尽精醇,而青年蹈厉发皇之概,与夫纯净真挚之心,政府果有以善处之,使其身心安然沉浸于学术之渊,进其智能,以资世用,岂非甚善。”并表达自己的困惑:“此次事件之所由生,辩护人不便明指祸源,而动之自外,则为举国之所共见。假如该生举动即有过激,犹将哀其遇而谅其心,善平其怨愤之情,使之渐次安意就学。况乎寻常开会,寻常辩论,争执未出一堂,举动并无逾轨,何以乃蒙严令若遇盗犯,盛暑羁押,已越兼旬,而逮捕且及于十余龄之童子,辩护人窃为大惑也。”


辩护书的结尾,刘崇佑强烈表达了对法庭公正判决的期待。这份字迹工整秀丽的辩护理由书如今完整地保存在审判卷宗中,见证着刘崇佑的卓越辩才和出众的文采。


大律师刘崇佑的精彩辩护,体现了正义和民气,为11名被告学生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也大大削减了法庭的权威。


冰心在她最早见诸报端的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中说“我想被告的自有荣誉,用不着人的怜悯,我们应当怜悯那几个‘心死的青年’”


8月21日公审的当天,前往京师地方审判厅听审的人挤满了法庭,据《晨报》载:“其时旁听之人已满坑满谷,窗前门隙皆已有人,女旁听席亦复拥挤已甚”,而“门外鹄立希望旁听者尚有百余人”。连《晨报》记者也是托了关系才进得法庭。这天,在拥挤的女旁听席上,坐着一位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代表,她当时以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成员的身份参加旁听,旁听后,根据宣传的要求,写下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发表在8月25日的《晨报》上。这位女学生叫谢婉莹,即后来的著名女作家冰心。这篇文章成为冰心最早见诸报端的文章。


《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听审者的拥挤景象:


二十一日早晨,我以代表的名义,到审判厅去听北大学生案件的公判。我们一共有十一个人,是四个女校的代表。那时已经有九点多钟,审判厅门口已经有许多的男学生。以后陆续又来了好些。我们向门警索要旁听证,他们说恐怕女旁听席太仄,不过有一条长凳子,请我们举四位代表进去。我们谁也不愿意在被摈之列,就恳切对他们说,“地方如实在太仄,我们就是站着,也愿意的。”他们无法,就进去半天,又出来对我们说,“只限你们十一个人了。再来的代表可真是没有地方了。”我们就喜喜欢欢的进去。可怜那些后来的代表,真是不幸望门而不得入了。


文章也记录了刘崇佑辩护的精彩和许有益等人的窘迫:


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踖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


审判的中间审判长报告休息十五分钟。这个时候,好些旁听人,都围在被告的旁边招手慰问,原告那边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想被告的自有荣誉,用不着人的怜悯,我们应当怜悯那几个“心死的青年”。


冰心的这篇文章,也为11名被告学生赢得了大众的同情。


法庭之外,北大同学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们,早已手持“欢迎鲁士毅等”的旗帜在等候


当7月28日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被拘捕的消息传开后,北大留京学生即着手营救同学。29日,北大学生两百余人欲全体到京师地方检察厅投案,地检厅大震,紧急商请调解,经教育部专门司司长秦汾和北大教职员的劝阻,学生们最后决定派代表十人送易克嶷等七人投案。当日讯问后检察官让其中年龄最小的刘仁静取保,刘仁静慨然答道:“我不愿意出去,如果大家都出去我才出去呢!”检察官让朱耀西取保,朱耀西说没有保人。


据报纸的记载,学生们听说关押在看守所的学生待遇很差,不愿取保的学生待遇尤苛时,十分气愤,他们还曾要求检察厅同意大学每日派学生十人入狱相伴。30日,学生们以“北京大学暑假留京学生全体”的名义向回籍同学发出通电,揭露政府的险恶用心:“得用三五无耻之辈,行此卑劣之手段,欲连及‘五四’事件,以兴大狱而残士类。”在8月21日鲁士毅等11名学生遭公审之日,黄坚等183名北大留京学生联名向法庭递交共同投案书,声明:七月十七日同学开会之争执,本无犯罪之可言,假若有罪,亦应大众共同负责。为了强调这是大家的共同意愿,投案书正文之后还附上了黄坚等183名学生的姓名,工工整整写满了3页纸。名单中不乏我们熟知的名字:朱自清、张国焘、罗家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傅斯年(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范鸿劼(1927年与李大钊同时就义)。但审判长以“审理本案权限只以本案为限”,搪塞不理。


学生们行动的同时,北大教职员和各高校教职员也都纷纷采取行动营救被捕学生。7月30日,受蔡元培委托先行来到北大行代理校长之职的蒋梦麟与胡适等16名教职员签字画押,联名向地方检察厅递交保状,求保10名被拘学生。检察长批示:“阅。形式先不合。”没有批准。7月31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王家驹、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联名致函地检厅,请求释放被拘学生。函中指出:“此次案情实系同学少年互相争执,揆诸事实,似系学校内部问题,可由教职员自行调解,不必涉及法庭。”“拟请即日将被拘各学生释放,并请将全案注销。”地检厅依然置之不理。 但在各方压力下,8月2日由教育部专门司司长秦汾出面作保,保出了易克嶷、朱耀西、狄福鼎3人。


社会各界也都纷纷做出反应。8月1日,北京各界联合会代表面见国务院秘书长时,告诫政府切莫“小题大做,借题发挥”。报界的反应也是迅速的,尤其是《晨报》、《时事新报》,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一直密切追踪报道,有力地揭露了政府的阴谋,为11名被告学生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


不过,政府决意起诉,便不会善罢甘休。8月26日的宣判结果并未出人意料。刘翰章、陈邦济、谢绍敏、王文彬、倪品贞、鲁士毅分别被判处拘役十日至四个月不等的刑期。但经过大律师刘崇佑出色的抗辩,又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声援和压力,法庭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孟寿椿、刘仁静、狄福鼎、易克嶷、朱耀西被判无罪,而许有益等4人也同时被处以拘役十四日至三个月不等的刑罚,所有拘役时间准以羁押日扣抵,三个月以上的刑期一律缓期三年执行。也就是说,15人都被当庭释放。审判长宣告退庭之后,便令司法警察送鲁士毅等11人至北大交给保人、代理校长蒋梦麟。法庭之外,北大同学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们,早已手持“欢迎鲁士毅等”的旗帜在等候,分明是迎接凯旋的英雄。


政府企图破坏北大学生声誉、打击北大学生干事会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