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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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转载: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 作者:马振犊 邢炫 内容提要 1937年12月,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南京守军在南京保卫战中进行了英勇的抵杭,显示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城内进行了长达数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南京沦陷后的最初几周内,南京军民面对日军的大屠杀暴行,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这些反抗斗争行为,其特点表现为分散和无组织性。在城市沦陷后数周内,不仅中国军队未见有组织的游击或巷战发生,市民们也没有进行较为普遍和成规模的反抗,这无疑是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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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 作者:马振犊 邢炫


内容提要


1937年12月,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南京守军在南京保卫战中进行了英勇的抵杭,显示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城内进行了长达数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南京沦陷后的最初几周内,南京军民面对日军的大屠杀暴行,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这些反抗斗争行为,其特点表现为分散和无组织性。在城市沦陷后数周内,不仅中国军队未见有组织的游击或巷战发生,市民们也没有进行较为普遍和成规模的反抗,这无疑是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制约的。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研讨,并不是为了抹煞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反杭事迹,而是希望能更深入系统地了解和分析南京军民当时的应对状态以及相关背景和原因。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军民反抗


本文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日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2007年立项项目成果。


在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史上,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至今仍缺乏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在南京沦陷后,滞留城内的几十万市民和数以万计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面对日本人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与抢劫、纵火等暴行,表现出了怎样的应急反应和造成这些反应的原因。


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外史料已经被着手大规模征集和系统出版的今天(注1),我们可以依据现有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基本的研究工作,而不必担心因史料的缺乏而犯下盲人摸象的错误。


一、大屠杀中南京军民的反抗记录


在研究日军大屠杀期间被害者态度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看到,大屠杀期间中国军民是有反抗的。


首先,集体被俘的中国军人会有濒临死亡的觉醒,少数也进行了反抗、暴动或试图逃跑。如在乌龙山边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人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但是最后他们仍为外围日军部队全部杀害。(注2)12月17日(一说是18日)晚上,在幕府山附近,也有被押的数千名俘虏进行反抗,并袭击了押送的士兵,约一千余名(一说数千)俘虏被打死,其余全部逃跑。(注3)12月14日黄昏至深夜,部分中国士兵还放火烧毁了日军缴获的煤炭仓库。(注4)25日深夜,一伙中国士兵袭击了日军军官宿舍,杀伤了12名正在睡觉的军官。(注5)在草鞋峡大规模的屠杀过程中,被关押军民冒着密集的弹雨,高喊:“夺枪!夺枪!”赤手冲向敌人,遭到了日军的无情屠杀。(注6)在城-内,也有一批中国士兵,被日军围困在司法院四楼顶层,他们自知不是被推下楼摔死,就是被日军纵火烧死,因此都奋不顾身地去夺日军手中的武器,他们虽然全部牺牲了,但也当场拼死了多名日军。(注7)


其次,普通南京市民也有反抗日军暴虐的行为,有些人表现得还十分壮烈。有不愿为日军开车运送子弹、与日军奋勇搏斗最后遭到枪杀的梁志成;不屈反抗日军强暴、身中三十余刀刺伤仍反抗不止的李秀英;反抗日兵强暴被劈成两半的姜根福11岁的二姐,还有身缚炸药包轰炸日军火车的无名妇女(注8),另有许多妇女宁死不辱,以自杀来反抗日军的暴行。许多不知名的中国家庭成员,在日军施暴时,奋起反抗而当即遭到屠杀。


南京军民对日军的暴行进行的英勇反抗,这些事迹零落在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幸存者的口述中,汇成一幅幅悲愤而壮烈的画面,让人激动!然而,从现已公布的中外史料和有关学者的著述来看,在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另外,在幸存者口述以及日军官兵的日记或回忆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成批毫无抵抗意识、任由宰割的被屠杀军民的相关记录。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中并没有出现成规模而激烈的反抗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还给人以相当程度上“坐以待毙”的感觉。我们认为,造成这一事实是有着多方面内外因素的,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数百万犹太人面对纳粹屠刀的表现相比较,这也决不是特例。


二、大屠杀中南京军民的基本表现


对此问题进行深人分析,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滞留城内的中国军人,有没有进行有规模的巷战和最后的抵抗作战?其二是南京居民有没有进行反抗及其程度如何?由此才能得出客观综合的结论。


(一)南京城陷后守军没有与敌发生大规模巷战


中国军队在城陷后的撤退过程中,确实进行了一些局部地区的战斗。不过这些战斗更多的是在突围过程中与日军开展的遭遇战,而中国守军在城陷后最初几周里究竟有没有坚持对敌展开有规模的街巷争夺战?回答是否定的。


巷战,并不是单纯指在街巷发生的战斗,它一般发生在城镇或村落的街巷内,通常是对建筑物、街垒、制高点进行争夺,形成许多独立的短兵相接的战斗。(注9)南京沦陷前,唐生智曾命令各部加强城防,准备巷战。南京的各城门也被沙袋堵了起来,城门外公路挖上了壕沟,各交通要道设置沙包电网,准备守卫。(注10)负有掩护任务的部分队伍也做过巷战的准备,“11日,(第78)军奉令增厚城防,作巷战准备”(注11),在金陵大学附近的士兵也在校园围墙内挖战壕,增筑巷战工事(注12)。12日,三十六师一团被调入城内(注13),一六0师及军属炮工兵营也集结于玄武门、水西门一带,构筑工事,准备巷战。(注14)12日下午8时,中国士兵也支持着最后一两个据点。(注15)但是,在日军猛烈的进攻之下,大多数可以称之为战斗的反抗者防良快地溃散了,“城内几乎未曾发现敌军”(注16),日军称至13日傍晚,守军则基本撤退一空。值得一提的是,日军迅速攻入内城时,敌我在城南也曾确实开展过激烈战斗,有部分守军突围撤退时与前进的日军曾发生了遭遇战或者突围战(注17),而将这一类战斗视为主动意识很强的巷战是不妥的。因此,仅凭日军作战日记中类似“今天(13日),南京还在进行巷战”(注18)的记录,或者新闻报道中的“猛烈巷战”(注19)、“枪声大作”(注20)之类的描述,就认定南京城内发生了有组织的巷战,似乎不合实际。


最为关键的是,在12日傍晚唐生智撤退令下达之后,城内守卫部队的任务即转变为保存有生力量转移。此日以后,除了担任掩护任务或者争夺和保卫撤退通道的部队负有阻敌前进的任务,其余部队不会再滞留城内进行巷战,笔者也未见到有资料显示中国军队高层有明确的继续巷战命令。另外,自城破到日军完全占领南京,时间不到一天,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残余守军并未进行任何有效的巷战。正如一些当时滞留城内的外国人所记载:13日之后,城内只剩零星的对日军暴行的反抗,巷战则近乎绝迹,也没有其他形式的有组织抵抗活动(注21)发生,这是历史事实。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城陷之后几周,南京城内基本上没有发生巷战。


南京沦陷时大约有9万多士兵都滞留在南京城内外地区。我们不否认,一些官兵迫于形势暂时藏起武器,希望等状况好转再重新归队,也有人怀着强烈的抗日热情,辗转逃出南京继续抗战。但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数士兵在南京沦陷后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在混乱中各自逃散。为了求生,许多士兵脱下军装、卸下武器,换上老百姓的服饰,躲入难民区或者潜入民间,还有一些部队并未丧失战斗能力,然而却向兵力远少于自己的日军缴械投降。这9万名左右的军人被俘或潜入民间,最后绝大部分遭到日军屠杀,是30万遇难同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注22)


(二)南京市民应对日军暴行的反应


1、战争爆发后南京人的心态分析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全国投入抗日高潮,南京也不例外。随着各种抗日宣传和备战活动的陆续开展,普通民众对战争也有了越来越贴近的感觉。


到了1937年8月中旬后,日军为了配合其主力进攻淞沪地区,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开始动用精锐的海军航空队对华东、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要地进行大规模空袭,南京作为中国首都,成为日军攻击的首选目标。日本空军用炸弹和机枪、航炮疯狂轰炸,炸毁了不少建筑物和防御工事,数千南京市民遭到袭击身亡,“城内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注23)而国家机构、政府官员及其家属的相继转移,也给普通市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注24)在不断遭受空袭的情况下,南京市民对战争即将到来的不安和恐惧与日俱增,他们的应急反映基本上可分为三种:一是随着中央政府机关的陆续撤退,有钱的居民逃难迁往大后方,二是没钱的小户平民避往乡下或暂时出城躲避战火,三是因许多原因不便离家的居民(如家有老人、孩子、病人及众多不便外出不能离家者),他们只能躲在家中祈祷“菩萨保佑”,忍受战火带来的一切。


到沦陷前夕,留在城内的市民的心理状态就更为复杂了。他们一方面希望中国军队能够保卫城池,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军队即将放火烧城等一些不切实的流言而惶恐不安。(注25)对于日本的大军压境,他们感到绝望而无奈,甚至有人因知识有限幻想着如“接受日军”(注26)可能会保住身家性命,并结束战时的紧张和空袭的危险。(注27)更有一些市民怀着对战争麻木的情绪,认为战争与他们无关,他们甚或不愿与中国军队配合,认为只要自己没进行什么反日的活动,日军就不会对他们施暴。


战争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因其受到人身凌辱和生命威胁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在当时,除了有条件出走的妇女外,南京在沦陷前几个月内,有大量的青年女性选择了提前结婚,她们认为这样可以得到更可靠的保护,也能减轻家庭的负担,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借此避免或减少日军到来时受凌辱的可能。


到12月初,许多市民在了解到市内有外国人举办的“安全区”存在的情况后,纷纷来到“安全区”寻求避护。因为这对于那些毫无实力、只能滞留南京的普通市民来说,“安全区”不抵是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了。而主持“安全区”的外籍人士考虑到本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只愿更多的收留妇女和儿童。还有大量的市民,因为不愿抛弃自己的房屋财产,直到最后一刻还留在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都感受到了战争即将到来的恐怖气氛,但对于如何应对这场战争却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


因此,就当时南京人的基本心理状况来说,他们是茫然、无组织和缺乏准备的,更没有想到会面临空前的大灾难。


2、南京市民对暴行有抵抗但不普遍


南京城陷之后,日军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刻起,就开始了长达六周甚至更长时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及普通市民的大规模屠杀、抢掠、纵火及对妇女的大规模的强奸。


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虐行为,滞留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市民,表现出了大祸来临时的无助、恐慌和不知所措,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士兵们丢掉武器换上便装,进入难民区躲藏或混入难民流中,准备向北向西出城;而普通市民则躲在家中关紧大门,祈祷能躲避灾祸的降临,几乎没有人想到要主动地去抵抗日军的侵入。


当日本军队进入街道巷里之后,他们不问情况,见人就杀,挨家逐户破门而入“搜查军人”,对手无寸铁并未反抗的居民,大都射杀砍刺,并伴随着奸淫妇女,抢劫财产。当他们的暴虐行为很快传遍全城之时,南京居民除了更加恐慌、或奔逃四散、藏身于暗室、床底桌下之外,很少有人想到要进行抵抗。甚至在被大量集中关押的过程中,中国军民也少有集中的暴动来反抗日军的屠杀。


当然,在这当中,曾有一些家庭、居民的分散反抗。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当日本军队在冲砸家门时,善良的南京市民还出来开门,他们的动机是很纯朴的,认为只要向日本人说清楚家里没有外人,来者也不会危害自己。但是,野蛮而凶恶的日军进门后,除杀害开门者外,还要逐屋搜查,他们见青年壮丁就杀,见妇女就奸淫。因语言不通,双方无法沟通,日军往往最后杀光被发现的居民,抢了财物再烧房而去。在日军最先占领的城南地区受害最重,民居基本被烧光,大火数日不息。日军施暴之时,曾有一些市民,面对家人被杀被奸的惨景,奋起反抗,与日军搏斗(注28),但基本上无法与日军抗衡就立即惨遭暴行及杀害。仅有个别人能侥幸死里逃生,如李秀英的反抗例子等。到市内秩序相对安定之后,又有少数几人相约为伴,一起膺惩作恶的日人的例子发生。(注29)然而,这也只是个别的现象,往往也只是针对单个日兵,没有有组织性的活动,一旦事成后就立即各自逃散。这样做往往也会引来日军更大规模的报复性屠杀。(注30)


从客观实际来看,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南京市民,他们没有对入侵者的暴行进行普遍有规模的主动反抗,也没有成立任何自我保护或救助的相关机构。这与中外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战争暴行中被害方民众的表现相类似,更何况日军行为空前残暴,令人无法正常思考及其应变。在此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南京市民们没有反抗无可厚非,是不需研究的“常态”。确实,在当时异常恶劣的环境下,市民们的表现不应当遭受批评和指责,但以此作为切入点分析当时的情况,我们认为,即便这是历史的“常态”,却也有着它的特殊性,是由一定的历史背景和众多原因叠加造成的。为了比较清楚的进行研讨,我们从战争爆发前后南京军民心理变化入手,对该问题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分析。


三、南京军民应变表现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当局指导布置严重缺失,官员弃责逃跑


1、在宏观方面来看,国民政府当局战前因淞沪战败所陷入的混乱状态,最高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直接导致了南京军民对于战争认识的模糊,这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毫无组织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


我军从淞沪战场撤退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从蒋介石开始,陷入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战略争论之中。出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未能公开表明自己的作战意图,而且不能正视现实,听取正确的建议做好应变善后工作,只是在宏观原则上做出了“要守”、“准撤”的命令,对于一些细节问题都没有考虑。从蒋介石战前的讲话和下令撤退的时间来看,他对于南京守城战的失败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的坚守两个月的要求以及带兵来援的允诺都不可能实现。因此造成其客观上对死守南京计划与措施的“坚定不移”,实际上却是对参战部队准备做最后的“遗弃性处置”(注31),这对守城将士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使得南京市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因此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后物质与心理准备。


在蒋介石个人坚持要守城的主张之下,时任训练总监闲职的唐生智自告奋勇出任南京卫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为了南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了藉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因此,他对守城之战缺乏细致周密的计划。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没有考虑,而且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也不能很好的履行职务。王世杰在其日记中还记载到:“予今日两次用电话与商南京市区救济事宜,彼均在就寝,从不恕见。”(注32)此外,唐生智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自断后路,派出督战队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十分愚蠢地烧毁了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形成了,“后生”则是无望。没有客观合理地部署南京保卫战进退的详密计划和周全安排,成为在战局逆转后我守城部队陷入混乱、失去有组织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2、市政当局组织部署指导有缺陷,机关人员匆忙撤退,丢弃市民不管,是政府的失职。


为了应对战争的爆发,早在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相关部门曾有疏散城市居民的初步考虑。当时,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给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刘光的电稿中就提到了“沿江各重镇居民,应逐渐疏散,南京市百余万人口,战时甚感不便,必要时,可先将妇孺迁移他处,各机关职员之眷属,亦宜有秘密移动之准备,以免妨害公务”。(注33)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成为日军空中打击的目标而卷入战火,市政府也作了不少抗战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长加强基层组织,通过联保具结,实行“五户连坐”,以防制汉奸间谍;为保证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于10月1日专门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员会,组织供应物品;城市交通、供电等系统也基本稳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注34)到12月13日沦陷前夕,南京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


但实际上,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措施是有限的,许多政策没有落到实处,而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宣传活动远远不能覆盖南京当时的大多数人口特别是大批涌入的各地难民。因此,政府当局对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京未能出逃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随着战火的推进,这些公众的组织和动员工作更日渐稀少。到了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市政府与国民党市党部随中央政府匆忙迁出,对广大市民前途命运,弃责不问。特别是政府在迁移过程中,首先考虑到了政府各机关人员和相关物资,并为此征用了大量的车辆民船,从而使得妇孺迁移办法中“予以种种交通上的便利”成为了一句空话。卫戍司令唐生智为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更将下关至浦口的轮渡全部撤消,一般难民要离开南京已非常困难,而到12日撤退令下达之后,这项举措更使得众多官兵无法渡江,只能滞留江边任由日军屠杀。


沦陷前夕,南京市府各机关和民间社会团体基本都处于不作为的状态,对普通民众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和沦陷后的市民安排更无所准备。对于一些西方人士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曾给予了积极回应,提供450名警察,3万担(相当于150吨)大米,1万袋面粉,若干食盐,和一些现金(注35),然之后再没有其他措施。因为中国当局的不作为,也因为其他各种原因,南京“安全区”始终未得到日方的承认,它的建立纯属私人行为,其功能也未得到国际的保障。(注36)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给军事当局,到沦陷前夕更将南京数十万民众的生命交给十余个外国人,这完全是有关当局不负责任的表现,直等于抛弃了这些民众。


因此,在南京沦陷后南京军民应变不及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当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滞留军人失去指挥、丧失信心


在战时的混乱状况下,中方关于南京保卫战的军事部署与社会动员准备工作存在着重大的缺失。由于军事部署与官兵心理准备方面的缺乏,导致了战局逆转,敌军入城之后,中方守军不能继续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数以万计官兵组织崩溃,陷入作鸟兽散的境地,因而无法对日军的大屠杀开展抵抗行动。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有相当数量是放下武器的军人。中方研究结论认为,放下武器后遭到日军屠杀的中国军人数在八万到九万之间(注37),不超过十万,占到了被屠杀人口的约三分之一。数目如此众多放弃了武装的军人,面对凶残的敌人,为求一线生机而放下武器,换来的却只是无情的杀戮。


如今,我们要思考的恐怕不仅只是日军的残暴,同时也应分析当时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使得如此众多的中国军人丧失了斗志和反抗的信念,放弃了手中的枪炮,也放弃了唯一的生存机会。


1、战前部署失当,中方官兵毫无撤退弃守的计划和心理准备,渡江撤走心理“战胜”突围心理。


对于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有关论述已经相当丰富了,笔者在此不再多作叙述。此处想探讨的是唐生智从“守”到“撤”命令的急剧转变对官兵们的心理影响。


唐生智临危受命,负责南京城的“短期固守”,曾多次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在日方发散“投降劝告书”的当日傍晚,他下达命令,再次向全军表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拒绝日军的诱降,使得日军不战而胜的幻想破灭,也更加坚定了官兵守城的决心,此后几天中国军人对日军的防守战斗异常激烈,“斗志也相当旺盛”(注38),许多官兵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使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实证明,只要有命令,中国军人是能艰苦奋战到最后一刻的。


然而,在日军先后占领南京各主要城门之后,唐生智即于12日下午5时在其百子亭住宅中召开了南京卫戍司令部最后一次会议,下达了全军撤退的书面命令,采用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策略,指令各部队的突围方向与目标方案。命令下达后,中国军队突然失去了战斗的任务,由于时间的紧迫,各部队没有能够制定合理而详尽的撤退步骤和计划,因此在战斗和撤退过程中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雨花台地区的军民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了敌军扫射,哀声遍野,尸山高筑,血流过胫,一片惨状”。(注39)由于指挥的不得当,除了个别部队能保持队形外,多数部队溃不成军,狼狈异常。在挹江门,人们拥挤外逃,互相推拉践踏,有的部队之间为了争抢先出城门甚至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混乱中踩死踏伤不少人员,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谢承瑞就是因激战后身体虚弱在挹江门被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


此外,由于“固守”和“撤退”命令下达相隔时间短暂,各级官兵没有撤退的计划和心理准备,也无从联系查问。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后,他们临战的紧张心情随之即被退却求生的心态左右,大多丧失了拼死一搏的勇气。往下关出城到江边的路上,遍布了中国军人丢弃的枪支、弹药、皮带、军装。在匆忙慌乱中,除了第六十六、八十三军有组织的进行了突围之外,多数官兵放弃了需要与敌战斗的“突围”,而选择了看似生存机率较高的“渡江”。然而,在缺少渡江工具和日军追击的情况下,“渡江”只是万人过独木桥,无法实现。大批官兵利用一切能够搜集到的物品,如木头、门板、油桶等漂浮过江,甚至只能泅渡逃生,而日军在岸边以强大火力射击,又出动汽艇、军舰在江中横冲直撞,被射杀和被撞溺毙者无数,成功过江的只有数千人,其余积压在江边的军人则被日军集中起来屠杀。


2、官走兵散,数万名官兵滞留南京而丧失斗志。


唐生智撤退令一下,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使军队丧失斗志,没有了与日军拼命的勇气,有的甚至不战而降,向兵力远比自己少的日军缴械。相关内容在日军官兵的日记和书信等材料中比比皆是。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其12月13日日记里记载:“但由于是以100人、500人、1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不过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注40)“我们还没有发动攻击,敌军已无心恋战,过来投降。我们未费一枪一弹便解除了几千人的武装。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注41)“敌人斗志全无,我们俘虏了450名敌兵,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傍晚时分,又抓获了四百余名俘虏。”(注42)“一路前进,上午8时左右,碰到了一批敌人的投降部队,我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们被解除武装,真是战败者的悲哀。又有几批前来投降,共计300人。”(注43)


另据一些材料显示,此时在中国军队官兵之间已失去彼此信任与团结力,他们在危难之际各自逃生。据时任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工兵团团副兼营长的钮先铭回忆,在率领部队撤退时就不断有下属不顾命令各自逃散。在挹江门前,他指派一名军官掌握住剩下的三四十人,“千叮万嘱不许他们离开”,自己带领三名部下探查撤退路径,而当他好不容易挤回到部队停留的地方时,他的部下已经全没了踪影。钮营长为此叹到:“人与人之间早已失去信任,他们当然不会等我回来,也想象我们一定不会回来。”(注44)


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东史郎在其战地日记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大约七千俘虏被解除了武装,正坐在田里。他们的长官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下一个大尉军医。”“如此之多的兵力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军官,但他们却一个也没留下,全狡猾地溜掉了,这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注45)


在南京防空部队工作的幸存军人周绍定也回忆到,当他在战斗的间隙派传令兵与友军、司令部联系请示,却毫无音讯,在百般无奈之时,只得通知全队官兵拆散武器埋藏,各自遣散。(注46)


军人的天职本来就应该是服从命令,各级官员对于所属士兵的控制,体现在军队命令能够由上而下通畅地传达,这也体现一支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混乱的战时状态更是如此。但是,当时中国军队的官兵却各自分散,“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像尘土一般一阵风吹散了”。(注47)这些情况虽然不能够代表当时中国军队的全部状况,但却也十分普遍,不能不预示着崩溃的结局。


3、对降日军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以为至多被拉夫或遣散。


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会议曾订立《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伤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制止,尤其不得加以杀害。日本是签约国之一,也应遵守这些最起码的国际准则。许多中国军人选择投降,大多以为日军会遵照国际公约,不杀俘虏,投降能够求生。此外,在中国的长期内战中,部队投降之后一般都会被收编或者遣散。中国军人多为农民出身,他们为“一粥一饭”打仗,也会为了“一粥一饭”放弃武器投降敌手。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他们对日本毫无了解,因此不会考虑到投降对象的根本不同,更不会将投降与必死联系起来,以下一份报告即明确表达了他们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


“我们离了队伍投到大日本军队缴枪,希望给我们一个安置的办法。但是到了这处已有三天,究竟有没有办法处置?数万可怜的人,饿了四天多了,粥水都没有半点食,我们快要饿死了。在这生死的项刻中,要求我们大日本来拯救我们数万人的命……恳求大日本维持我们的一粥一饭……伏[复]恳(注48)大日本军日编队,使我们大家安心服从,或者遣散回乡,大家回去安居乐业。(注49)


在失去了作战的目标、又无法顺利撤走的情况下,放下武器不能不说是他们可作的选择之一。他们“坦然”放下了自己手中的武器,期待着被收编或者遣散,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大批军人毫无目标可循,更不用说自发组织抵抗活动。这些军人也因此成为最没有威胁性、最容易被集中“处置”的群体。往往在他们被集中关押之时,谁也没料到自己马上就会被处死,直到被分批分组拉出去的士兵随着有规律的枪声而再不见回来,剩余的人才逐渐意识到可能要被杀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一般也只有想到要设法逃走而不是集体暴动,甚或有人仍然天真地想:“或许不会杀我”,以及“要轮到我也是天黑以后了”。这种心态,表面看来颇为费解,甚至可视为木呐、愚蠢,但分析起来,这里是有深刻原因的。简单言之,第一,以中国人的善良错信日军到最后一刻;第二,对日军的残暴性估计严重不足,并为他们残忍暴行所造成的超恐怖环境气氛所震慑,一时无法反应过来;第三,大多数来自农村与社会底层的士兵知识贫乏,见识极为有限,不会分析形势和寻求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


(三)普通市民自身缺陷、误信宣传


1、持续的空袭、政府对南京防守能力强大的宣传让南京市民麻痹大意。


南京在12月13日陷人敌手,但南京受到战争的冲击却是早在8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了。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8月15日至12月13日城陷,南京市区共遭到日军飞机空袭118次,投弹1357枚。(注50)如果将拉了防空警报但日机并未飞临南京的次数算上,南京市民在每个晴天几乎都要受到3次以上空袭或空袭的威胁。(注51)在持续时间如此之长,频率如此之高的空袭中,南京市民也从乍听到防空警报的心惊胆颤,逐步变得麻痹大意起来。“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起了防空警报时,他们便满不在乎地躲人防空壕和地窖去,毫无慌张之象”。(注52)日本特务人员的报告中也提到:“一般市民已习惯空袭,面无惧色,态度冷静。”(注53)空袭警报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如果响起了警报解除信号,危险过去了,大家就又平静地去做各自的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注54)


这种状况的持续逐步麻痹了南京市民恐惧的神经,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厌恶感,从而使得他们产生了盼早日结束这种威胁的强烈愿望。他们错误的认为,在日军占领南京城后,空袭就将结束。也有日本的报道说一些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与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注55)


而守城战发生前夕,中方当局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开动宣传机器。一方面,军事当局对于战局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认为镇江、丹阳、句容至溧阳的阵线和广德至宣城战线都足以长期抵抗日军,而镇江炮台因其地势,更可以守住一月半至两个月(注56),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南京城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调度兵力守卫京哉,南京号称固若金汤。媒体对当局政策的报道,势必给市民带来了“安定”的印象,直接造成了人们应变准备的不足。另一方面,为避免市民不必要的骚动和混乱,媒体也“尽责”地安抚市民,不断鼓动他们的抗日热情。《中央日报》11月12日的社评就写到:“首都的拱卫既然设有专责机关,市面的治安,又同样能够维持得很周密,他如食粮充足,日用品源源而来,这都是抗战中最稳定的好现象……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方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大家照着这样凝定意志,为国奋斗,这种力量的总和是绝对不可侮的,我们期待着前途的光明由这种力量发挥出来。”(注57)


市民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以及受到媒体的宣传引导,致使他们对战争的严酷性产生了麻痹情绪,对可能到来的暴行认识不足,反应迟钝。


2、一般民众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正常的自我保护和反抗意识。


1936年的南京市常住人口的社会调查显示,民众中文盲达到53.36%,无业人口为318626人,占总数的34.76%。以保姆、佣人等为主要职业的人数也占了2.76%。(注58)此外,城陷之前,还有一大批从苏南地区逃难来到南京的外地难民,由于经济水平的原因,这些人受教育程度极端低下,在战争来临前夕,他们只能滞留南京。面对日军的集中关押和屠杀的行为,他们往往缺乏正常的自我保护和反抗意识,也毫无临危时的机智和应变能力,只能任由日军摆弄,他们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受害群体。被俘虏的军民确实存在少数相约逃亡的例子,但由于当时普通民众在特殊环境下的天真甚至麻木和日军的残酷暴行,他们仍遭到大量的屠杀。幸存的中国军人骆中洋说:“我见到日本兵用很多机关枪,成排的架好,枪口对准中国人,并限令大家面朝枪口,个个要跪下,恐怕一个也跑不掉,全部要送命。我就劝周围的人,赶快离开现场逃命……我只动员了两个人,同我慢慢地移动,走走停停,用随便聊天的办法,趁日军不注意我们离开了现场,到一里外的居民草房内隐蔽下来。”(注59)在幕府山关押俘虏的营房,有个四川兵,不堪饥渴,约了众人逃跑,但有一千多人被日军射杀于外壕。(注60)而大多数同胞在被日军押往屠杀地点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安静和顺从,毫无抵抗的意识,“他们毫无规律、毫无秩序,就像一群愚蠢的绵羊一样”(注61),他们往往等到被日军指挥一排排坐下,被机枪环绕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要被屠杀了,而那时人们的反应也只是要互相解绳子,“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注62),或者是“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注63)


还有些难民及中国军人明知道日军将要杀害他们了,却还是坐以待毙,并无拼死一搏的勇气,这使得旁观的日人也感到不可思议。日本军人井手纯二对此回忆到:“他们象一群被赶进屠宰场的羔羊,顺从地被驱赶着,对此我感到不可思议,或许是由于饥饿而无力抵抗,这是我的想象,而至今这仍是一个难解的谜。”“俘虏都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一个接一个地被砍死”。(注64)日本《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正刚目睹了在《朝日新闻》南京支局附近一块空地上的屠杀场面:“那里满是蹲着的男人,面对墙壁排好,日军从后面开枪射击。一批杀完再拉一批。’日军的兵力仅仅是“有三四个兵开枪,有五六个士兵上着刺刀负责警卫”。而且用的只是普通的三八式步枪,“一发一发地填充子弹”。面临屠杀的中国男子也“根本没有”被捆着手,但他们是默默地等死,没有反抗。今井说:“我想如果一齐动手,就是踩也把这几个兵踩烂了。可是他们一动也不动,真是……”“那种时候的心理,我实在不能理解。”(注65)


被俘军民群体特殊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以及接受教育和知识的有限等因素,在他们被集体屠杀的过程中,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使他们在遭遇屠杀时严重缺失辨别危机和应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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