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

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究其根本的原因,为日本帝国对我国的十四年疯狂侵略。这是因为:

一、正是日本帝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不仅给刚刚统一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无穷外患,中共终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获得了图存和扩张的大好历史条件,从而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的相消长。中华民国几为抗战而将“国底掏空”,相反,中共成长壮大起来了。

二、八年抗战虽然使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获得了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辉煌胜利,但是,却使它立即面临了内战爆发的巨大内忧,更使她立即处于“战、和两难”的极端困境。刚刚结束了长期外患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因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而刚刚得以喘息的军队和人民势必厌战。再加上内战一开,长期战争的创伤非但来不及平复,特别是经济上的创伤就更是没有可能迅速抚平,此无疑又为国民党政权增加了一个至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说,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国民党稍有战争动作,则全国反对之,为共产党在“国统区”所一再策动的“反内战”示威游行,便会随时随处爆发。即便是你美国来的调停人要视察,它也只给你看它愿意给你看的,或将那些早已做好了样子的给你看。因此,国民党在此被动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共产党和谈,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美国人来调停,留下庞大席位以敦请共产党参加两个“国大”,从而对和平存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内战行动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脚,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诒误战机,坐失良机。


三、仅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致电蒋介石,对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独立坚持四年半抗战尤表敬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居然就能为了敦促苏联对远东用兵,以使自己能够及早地退出战争,便能轻易地将战胜国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当作“贿赂的礼品”,悄悄地送给了新沙皇斯大林。这个贿赂的“礼单”就是“雅尔塔密约”。


中华民国虽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才获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此刻,一纸“雅尔塔密约”,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时代丧权辱国的境地。无怪乎蒋介石在得悉“雅尔塔密约”的部分内容后,曾痛彻心脾地说道:“就只是这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未来的世界情势,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了。”斯言之痛,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予了最为确凿的证明。

总而言之,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看来,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则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国内战的爆发,也就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第三度统一中国战争的失败。


第二、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她虽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颁布了一个十分进步的“土地法”,并且,即便是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也始终在摸索着和实验着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因内乱频仍,二因外患连连,三因重视不够,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进步纲领,而不能向广大农民兑现。然而,辛亥以来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十四年间,年年战争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痛苦和负担,非但未能稍减,却常常是急剧加深。这既是北伐时期中共就能够煽动农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战时期中共能够于敌后夺地扩张的最重要条件,更是中共能够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发动起一场传统型中国农民战争的重要社会基础,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败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原因。


第三、中华民国从未真正统一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内在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会在内战中失败,还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原因,便是中华民国在实际上只获得过形式上的统一,却从来不曾获得过内在的统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其间十年,内有包括西安事变在内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十三次公开武装叛乱,外有日本帝国对于中国侵略的逐步扩张和东北等地的先后沦陷,以及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的相继爆发。虽然内部的武装叛乱,在性质上为残余专制势力对于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扑,并且次第被中华民国政府所平息、所荡平,但他们的叛乱对于中华民国的统一和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至于外部敌人 —— 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不仅造成了对中华民国统一与和平的最大破坏,更为国内残余封建军事势力的反叛,带来了“假国难以谋乱”的天赐良机。

二、虽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是北伐打倒军阀的成果,次第荡平李、冯、阎等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又巩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然而两度由武力征讨所得到的统一,虽然使政权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基础,但十七年军阀混战的影响,不仅带来了小型叛乱的继续发生,而且埋下了残余军阀们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机,从而带来了以所谓“和平手段实现和平统一”的后遗症。并且,正是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旧军事势力,才会在内乱必定分裂的定数之下,为保存一己的势力,因时适势地制造了一系列对于中华民国的反叛。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研究著作已经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内战中反叛中华民国的十九位著名“国民党叛将”中,除极个别有特殊背景者外,几乎均为残余军阀及其势力这一特质,实在不能不说是国民党遭遇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正因为在名义上归顺中华民国的新旧地方军事势力,乃是以枪杆子来维持实力和维护其一姓统治的地方封建势力,所以,凡是由新旧地方军事势力所统治和控制的地区,其社会状态非但与民主无涉,甚至较之正常的和统一的专制王朝更坏。这种状况,不仅是对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讽刺,而且造成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就给口称革命和民主、高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奠定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第四、数度容降容叛,党争内兴外连 —— 困惑党心民心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自身原因,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因为数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纯,以及由此而造成了党争连连,从而造成了党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国国民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长期渗透和严重渗透

中国国民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但是,如果说它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乃是一个有着高纯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话,则于一九一二年扩大成立的国民党,其组织的纯洁性,已远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国同盟会了。孙中山正是鉴于此,才要学习俄党组织严密的经验。但是联俄容共的结果,非但没有严密国民党,却反而使中国国民党陷于严重不纯,直至公开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国民党人起而救党,中国国民党怕早已成为历史的骨董。虽如此,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从此游荡在中国国民党之中;中共的潜藏势力,更从此在国民党中起着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国民党原来的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亦只要时机一到,便会立即发病。尤其是全面抗战开始,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接受了中共的“输诚”之后,被中共统战的国民党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层出而不穷。在后来的国共两党内战中,中共深入到国民党核心层次,直至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以窃取作战机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断发生,无非是中共能够在思想和组织上进行长期渗透所造成。

二、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清党并没有使中国国民党从此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纯洁的党。除掉中共的暗中渗透仍在继续以外,盖因中国国民党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军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军阀,因此,其又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旧军人和旧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进了党内。更有甚者,则是在北伐胜利进军中,一大批投机革命的旧军阀和旧军人,不仅参加了北伐,而且也参加了国民党,军阀冯玉祥率全体参加国民党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后被迫归附中华民国的大小军阀,竟也被接纳到了党中。这就使得国民党变得更加芜杂。中国国民党不仅因此而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党,甚至成了一个“招降纳叛”的党。国民党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标和革命纲领,在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为这些被招降纳叛者所接受。这不仅使得国中民众困惑不已,而且极易产生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感,同时更为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党中异己者在内战中对“本党”的倒戈,埋藏下了极大的危机。

三、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党争及其恶劣影响

之前中国国民党从未有过明显的党争,更没有鲜明的对立派别。但是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中国国民党党争遂起,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错杂,互相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因联俄容共才造成了党内“右派”和“左派”的出现和对立。二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因苏俄顾问、中共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联手争夺最高权力,遂使国民党党权大部落入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争导致苏俄顾问、中共和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排挤、打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实力派,结果反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乘机反击并获胜算,由是才有北伐的胜利出师。四是苏俄与中共唯恐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乃阴谋挑起国民党更大的党争。此举虽然造成国民党宁、汉两个政权分裂的局面,却最终造成了国民党先后一致,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后成功和中华民国初步统一的告成。其后,中国国民党的党争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局面:

第一种局面是在蒋介石因功勋卓著而成为孙后的新权威以后,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某些“前贤”,他们有的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忘记了党、国的存亡;有的则为了自己昔日的功劳,便绝然地要“前贤不让后贤”;有的仅仅为了一己的权位,竟指骂蒋介石是新军阀和独裁者。从第一次渡江北伐时的逼蒋下野,到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之后的三大军阀叛乱;从大小军阀联合叛乱,到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召开扩大会议,以另立中央和另组国民政府;从各派反蒋势力借机召开非常会议到三个国民党“四大”的同时召开 —— 上述种种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的行为,实在是极大地减弱了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光彩,更在一般党人和国人面前留下了对国民党认知的困惑。特别是为企图颠覆中华民国的境内外形形色色敌对势力,指责国民党不是一个革命政党,甚至指骂她是一个反革命政党,带来了借口。


第二种局面是在中华民国初步获得统一之后,盖因新旧军阀不论大小都已经参加了国民党,因而,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所有大小军阀的叛乱,以及后来出现过的多次小规模反叛,都变成了“国民党的内战”。这不仅使国民党陷于有嘴说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为中共将新旧大小军阀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连续叛乱,均指骂成“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找到了顶顶合适的借口。这一指骂乃极其有效地诋毁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形象,不仅为她在内战中的失败预留了影响,而且,更使得这一诋毁的效应,延留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领域,至今仍为一些作家和研究家们所津津乐道。


第五、蒋介石在战后外交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一、从“以德报怨”到“全力返俘”的错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这个以传统的中国恕道,和西方***所谓宽容精神为蓝本的“以德报怨”政策,虽然从亚洲的长远利益和战后亚洲的形势来看,并非没有它积极的意义,但是,若将它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同年九月二日为《日本投降文书》签字所发表的演说相比,我们就能看见两者之间的绝然不同了。杜鲁门说:“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日本军阀的罪恶绝不能涤清,也绝对不会被忘记。如果和在恐怖战争中牺牲的美国男女性命比较,任何胜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这个“以德报怨”政策的影响,才使得何应钦在外战刚结、内战立起的险峻形势下,竟将遣返日本战俘置放到了头等大事的地位。不仅调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车船,于两个月之内即将日本战俘全部安全送归日本,而且每一个俘虏还奉送大米三十斤,作为临别的安抚。当此国共正在争夺东北的紧接关头,在国共两党的大规模内战已经迫在眉睫、运兵尚嫌十分困难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来实施“以德报怨”的精神,说轻了,是谓本末倒置;说重了,岂非有讨好之嫌;说白了,如此宽待日俘的国民党,因很快就要被迫应付内战,又将使不知内情的民众产生怎样的联想?更何况我以德报怨,善待日本,战时、特别是战后的日本,又何尝曾以德还德于我呢?日本甚至至今都不愿承认它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所以,因以德报怨而在遣返战俘中所犯下的错失,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影响的错误决策。

二、甘奉“弱国外交”的严重错失

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将中华民国对东北的主权悄悄地当作“礼物”送给了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获悉了《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的蒋介石曾立即电令在旧金山的宋子文拜诣杜鲁门总统,反对《雅尔塔密约》中有关“租借”的措辞。是年六月十五日,当赫尔利大使送来《雅尔塔密约》的全文时,蒋已深感“此约将使亚洲永无宁日”,更意识到“斯大林获东北权益后必对于中华民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仅仅为了顺从美国的意见,蒋竟于是年六月至八月,两次派宋子文与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并终于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国已经对广岛和长琦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夜,与苏联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无疑又是一个严重的错失。因为,一是日本强占东北和苏联进占东北,在我国同为对东北主权的丧失。因此,被迫同意罗斯福的叛卖而与斯大林签约,其结果不过是“撵走了老虎又迎来了狼”而已。二是当时日本成为战败国,已是定数,败军之师关东军无论如何强悍,也只能是强弩之末了。即便想负隅顽抗,在其国家已经投降并已经被美国控制以后,其动荡的军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迟对关东军的受降岂非以逸待劳?换言之,宁肯让败国之军暂驻东北,亦比让刚刚在西线战场上打赢了德国的苏俄骄兵占领东北为强。因为前者侵略心理已经崩溃,后者却因战争的胜利而野心正炽。斯大林之所以一直延迟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迟至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后才正式对日宣战,也就是在等待着关东军整个心理防线的崩溃。而关东军之所以两日之内即被苏联军队摧枯拉朽似地“打败”,皆因败国败军不堪一战而已。三是时至八月八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结果无非是为苏联出兵东北、占领东北、掠夺和破坏东北资源,特别是支持内战送去了一个“合法而又合时”的借口。更何况斯大林早就在谈判中明言“条约是靠不住的”呢!历史的事实是,苏联军队在占领我国东北以后亟欲长期侵占和大肆掠夺的罪行,实将它要继续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昭然而若揭。


也许,在罗斯福已经秘密将中国出卖之后,企图阻止苏联以对日宣战为借口乘机出兵我国东北,是当时的中国所阻拦不住的。但是,如果中华民国拒不与其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对我国东北的出兵,就属于不合法,世界舆情就会指苏联为侵略。此尤罢了。如果蒋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确知《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后,就能对苏联出兵东北可能产生的后果周详考虑,更在六月赫尔利送来《密约》之后,一方面公开抗议美国出卖中国主权予苏俄,一方面绝对不承认《雅尔塔密约》,一方面则因预计到苏联占领东北后,一定会帮助中共出关占领东北,因而在策略上采取一边与苏联谈判以拖延时间,一边积极谋划于苏联强行出兵东北之前,先在军事上完成切断北进关外的部署,以造成未来“关内打狗”、即“关门打狗”的局面,则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胜负,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码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如是而论,虽然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或仅仅是“非亲临其境者”的妄论,但是,无论如何,本“弱国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制于人,或被迫于人,其败北的成数自然便会大得多。这也是古今战事的一个普遍道理。孙子所谓“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未战而庙其胜算,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便是这个道理。况我之卑,必助敌之骄;我之庙算不胜,则必助敌庙算之胜。实非妄言也。

三、“美国梦”的幻灭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感激美国,追随美国,依赖美国,始终受制于美国和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一个悲剧结局。中华民国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为二战结盟所使然,一方面亦为中华民国的民主国体所决定,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华民国在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一个错失,是认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将,却忘记了美国对内虽拥有一个最为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对外却是一个为了自身国家利益,而能够不惜背弃和牺牲盟友的“列强之一”。忘记了在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是互有支持,即:你虽支持了我的对日抗战,我也支持了你的对日太平洋战争。更忘记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才造成了美国对我国的需要和美国对我国的援助。否则就不能解释,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还在将炼好的石油和钢铁运送给日本打中国。因此,任何高于自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报偿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害。中华民国政府正是在这个至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上,犯下了严重的错失。

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二个错失,是她对美国认识的偏差,才造成了对美国的过多依赖,即在相当程度上,因夸大了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和智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制造了不应有的前因与后果。近百年来,美国在对东方国家的关系上,正是因为在政治、思想、文化、语言上的种种隔阂和障碍,加上自以为老大先进,又无应有的虚心,因而,才由其对东方国家、民族认识的浅薄和无知,而迭出错误的东方政策。就其对中国的关系而言,正是美国对辛亥之后的中国缺乏正确的认知,所以,它才会在前期与其他列强一起,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进程横加干扰;在后期,又对中共的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却对在内忧与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坚持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抱着不应有的反感心态。甚至认为中共是民主力量,而国民党却具有封建性质(费正清语)。特别是当中国内战已成显局,苏俄正在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共打内战之时,美国不仅断绝了对于中华民国的援助,却声称“对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内战,不可鼓励,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帮助,以组成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这就不仅令人有背信弃义的感觉,而且令人有反脸无情之恨了。何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华民国的叛卖,乃是中华民国在内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何况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华民国明明有无数的机会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却都是因为“美国不同意”而坐失良机。但是国共内战开始前后,中华民国政府却处处仰仗美国,不仅请求美国大使赫尔利赴延安为国共调停,而且在内战被迫开打之后又屡屡请美国帮助实现停战,直至造成中华民国的国内政治与国内战争竟需要以美国的意见为意见。

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失去了大陆,美国也失去了中华民国这个亚州最重要的盟友。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又在文革时期亲赴北京,亲谒毛泽东。美国随后竟与台湾断交,甚至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