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拉贝日记》: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转)《拉贝日记》: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金陵三闲客

这个春天是和二战题材的影片相伴度过的,《黑皮书》《暗杀目标希特勒》《生死朗读》《博纳德行动》《拉贝日记》《南京!南京!》和《超级女特工》。近期唯一看完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也是描写二战中的中国远征军。

今晚又去看了电影《拉贝日记》,一个德国导演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影片没有简单再现历史,而是选择了从约翰拉贝的视角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反思。对于拉贝最初了解是在1987年,那年冬天读到徐志耕叔叔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对幸存者的采访:“大胖子雷伯(拉贝最早的译名)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大胖子德国人是蓝眼睛,有时戴眼镜,会讲中国话,对我们不错。他开始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字的小旗,不让日本兵进来。日本兵不管,照样进来抓人抢东西。”徐叔叔就住在我家楼下,他是为了纪念大屠杀遇难同胞50周年而写的,当时很畅销,我也借了一本来读。

1937年11月中旬,当日军威胁南京之时,住南京的外籍人士,为了南京居民的安全,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并避免日军的轰炸。 由十五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委员会主席为德国西门子洋行的拉贝,金陵大学教授史迈斯为秘书,杭立武为总干事,美国人费奇(中文名费吴生)为副总干事。除了国际委员会外,还有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与之进行密切合作,主席为马吉牧师。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哈罗德•约翰•廷珀利目睹他们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 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大屠杀发生前的南京正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描绘那样:“在午后温暖而和煦的阳光下,楼下草坪里的菊花开得正旺,老邵--我们忠厚老实的园丁忙着把它们布置成五彩缤纷的花坛,池塘边及小山上的树林则被映罩上一层醉人的秋晖。” (1934年11月17日,魏特琳写给亲人的信)

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并以搜捕所谓“败残兵”或“便衣兵”,费吴生博士在日记这样记述着:“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他们忙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约翰 马吉牧师当时在南京鼓楼医院(时为美国教会医院),现场拍摄了包括经威尔逊医生救治的一个怀有身孕而身中37刀的李秀英。马吉曾经向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提出过400多次抗议和报告,强烈要求日本停止暴行。与此同时,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地拍下了400英尺的影片,并将它们交给费吴生秘密带到上海冲洗。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是由马吉牧师所摄,并且亲自到东京军事审判法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

明妮•魏特琳(1886-1941),中文名华群,美国伊利诺州人。1919年至1940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南京大屠杀间,她冒着生命危险,在金女院难民所收容和保护了上万中国妇孺。

“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罪恶。”

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的精神与肉体受到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精神治疗。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

魏特琳再没能回到中国,1941年5月14日,她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前她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38年2月,拉贝奉调回国。不泯的良知仍驱使拉贝先生在德国继续揭露日寇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遭到纳粹的威胁与迫害,晚年的处境极其艰难。1948年6月始,战后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给战后德国人民和拉贝一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困苦。拉贝因为营养不良而患了皮肤病,悲哀和压力更是催垮了他的身体,他一生中,情绪从未有过如此的沮丧。

拉贝的遭遇传到南京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忘记这位曾被难民敬奉为“活菩萨”的国际友人,想方设法提供各种帮助。由市议员提议成立的拉贝劝募委员会向银行、钱业、大商店及地方慈善机关和当年受救济保护的市民劝募,不几日便募得1亿元,按市价折成美金2000元,辗转汇至德国援助拉贝。由于德国战后状况恶劣,任何可供食用之物均加以限制,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南京市长沈怡在1948年3月得悉此讯后,以最迅速的方法,在瑞士购买4大包食品寄交拉贝,以表示南京市民对他昔日义举的感谢。从1948年6月起,直至1949年4月国民政府撤离南京,拉贝每月都收到一个救命的食品包裹。正是这些食品,帮助拉贝一家度过最为艰难的“柏林危机”,给衰龄暮景中的拉贝先生以安慰。

1985年的深秋,在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我们排着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江东门大屠杀纪念馆。我记得,我们依次把自己扎的小白花系在了一棵小松树上,20多年过去了,那棵松树也已经郁郁葱葱了。

牢记历史不是为了牢记仇恨,而是为了避免让历史重演。在我看来,自省比宽容更重要,对于一个人如此,对于一个民族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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