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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1913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32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

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饴、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曾一度住在赵的家里,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20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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