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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国梦想与戴高乐主义 几乎从建国开始,法国便千方百计地要成为欧洲第一大国。辉煌的历史以及法兰西民族性格中的普世主义观念成为其为此不断努力的精神源泉。在追求大国地位的道路上,法国有成功亦有失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法国曾称为一个称雄欧洲和影响遍及全球的强国,路易十四王朝、法兰西第一帝国等,但也曾濒临亡国,地位一落千丈,普法战争及二战战败等。但这些从未打碎过法国人的大国梦想,追求、维护甚至恢复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一直成为法国外交为之努力的首要目标。

一百多年来,特别是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强大,使法国的强国地位收到极大的挑战。因此,保持大国地位变成为法国外交的重点。从拿破仑三世到戴高乐,法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旨在恢复其大国的光荣。戴高乐毕生追求实现法兰西的伟大与光荣,这在他执政后的所有政策中体现无遗。戴高乐的民族主义带有些许的神秘色彩,他认为法兰西天生负有神圣的使命,它应完成上帝的伟业,做人类的旗手。因此,法国必须成为大国,否则是对全人类的不幸。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大国地位需要靠“硬实力”与“软实力” (“硬实力”包括人口、面积、工业、金融、军事实力等;“软实力”包括文化、语言、历史因素,以及大国意识等)来支撑。而法国维持大国地位所面临的问题是“软实力”有余而“硬实力”不足,法国拥有让全世界瞩目的文化历史,却没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军事实力。

当然,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仅仅取决于实力,还取决于运用实力的愿望和艺术,显然戴高乐拥有后两者。戴高乐有一套完整的全球战略:“打破美苏的两极格局,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坚持独立防务。对美国既联合又独立,对苏联既坚定又对话。既联合美国对抗苏联,有借助苏联制约美国。建立以法德为核心,排除英国,并以法国为领导的‘新欧洲’。通过‘缓和、谅解、合作’逐步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最终走出雅尔塔体系。打着‘独立’旗号,以‘合作’的名义,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实力和影响,保住非洲,插足中东,重返东南亚,打入拉美。”

戴高乐的全球战略成功地利用美苏矛盾和联合欧洲来加强自身的地位,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其外交的独特和成功之处在于:充分调动法国实力的同时,尽可能地运用法国的传统影响和文化、精神力量以及他个人的声望,用富有胆识的外交政策和巧妙的策略来弥补法国实力的不足,使其对外政策比实际力量所允许的更强有力,以有限的物质手段去获取最大限度的外交成果。戴高乐的外交政策与思想构成了戴高乐主义的基本主体。此后,戴高乐的继任者们,无论是乔治·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还是弗朗索瓦·密特朗、雅克·希拉克,虽然他们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外交事务的决策思路带有自己的特色,具体的策略方针时有调整与发展,如蓬皮杜的“缓和观”与“欧洲第一政策”;德斯坦的“世界主义”和“欧、阿、非战略三角”;密特朗的“双零点方案”与“第三世界主义”;希拉克的“欧洲防务支柱”和“南下东进并举政策”等,但他们都没有离开戴高乐主义的基本主干,正如保罗·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样:“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4%,可是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却总是超过它的实力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期间如此。”

2.敢于抵制美国霸权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一直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一贯原则。这与习惯于将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至于自己保护和控制之下的美国战略发生冲突。因此在当今西方大国中,法国与美国的摩擦和冲突最为频繁。虽然在历史上法美曾是互相帮助的朋友并且两国在民主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则方面基本一致,但法国不是英国,甘愿做美国力量的“延续”,充当唯唯诺诺的小伙伴,它崇尚独立自主,并始终怀有大国雄心。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希望表现出自己的独立人格,并维护自身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在牵涉到法国的全球性地位或欧洲的未来问题行动自由。为此,法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抵制美国霸权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便着手实施独立防务政策,并建立起自己的核威慑力量(虽然法国的核计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暗中支持,但法国人却认为这对法国的战略考虑没有任何影响)。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法国。冷战后,作为欧盟主要国家的法国极力阻止北约控制欧洲防务,抵制美国文化在欧洲的渗透,并认为N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法国的核大国地位。“9·11”事件后,法国虽然声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但它不想无条件地追随美国,尤其不愿卷入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去,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法国人公开与美国唱反调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法国人的“反美情绪”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与广泛的社会基础。由于受早期左派反美传统的影响,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美国不仅是霸权主义的代表,还是金钱资本主义大本营,尽管法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一词在法国却带有贬义,法国人宁可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两者没什么区别。美国人不耻于谈论金钱的做法也让信仰高尚的法国人看不惯,因为法国人深受天主教文化影响,信奉“小人言利”之说。此外,美国缺乏民族传统和特性,社会价值缺失,狂妄自大等等也使法国人对美国倍感厌恶。其实,法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没落贵族对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嫉妒与不满。无论是在国力发展、对外战略方面,还是在文化的创新与传播方面,相比欧洲来说,美国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影响不断扩大,这对于负有大国光荣与梦想的法国人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正如法国前外长魏德林所强调的:“在全球化过程中,法国依然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们拥有特殊的使命,我们要避免野蛮的全球化,用另外的方式全球化。” 与此同时,美国创造的新型大众文化模式适应了全球发展的需要,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进而广泛传播,而在许多自认为高雅的法国人看来,大众文化就是“俗文化”和“反文化”。

3.对中国的复杂情绪 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1964年法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法国外交的重要突破,法国人将其看作是美苏两强垄断、谋求多元化趋势发展的一种努力,反映了戴高乐超越“集团政治”的战略考虑。戴高乐届内最后一任总理顾夫·德姆威尔做出这样恰如其分的评价:“1964年的决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西方世界,首先是美国同北京的关系。这就是法国的主动行动产生的效果。”作为西方主要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法国由此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和战略价值,在东西方关系方面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正符合戴高乐推行恢复法国“大国身份”的“全球战略”目标。

无可厚非,中国在法国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国人为维护和加强法中关系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反对欧盟连署反华人权提案,提议和坚决支持解除对华军事限制,积极发展对华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开创同中国互办文化年的经典范例等等。在同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法国人对华形成了一定的认同感,这也是中国对外政策与法国的强国观念还未存在冲突的缘故,中国将法国作为自己在欧盟中的重要战略伙伴,而法国将中国当作其实现全球目标的助力。不过近年来,中国以世界震惊的速度发展并超越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其日益强大的经济竞争力、政治影响力以及西方人难以接受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西方社会和世界。法国人也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合作,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中国实力的认同,但也同样暗示着法国人的酸楚与自怜。就像老城区住户所特有的那种“小家子气”,法国人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接受法国的日益衰落与中国的蒸蒸日上。于是法国人对华的感情越来越复杂,既有对中国深厚文化的新鲜感与中国实力的赞叹,又有对中国实力激增的忌惮与妒忌,所有感情化成对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在“藏独”问题上,法国人固有的偏见与其善于张扬作秀的民族性格使法国人在此问题上表现得极为出格。

4.“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个有着厚实的历史积淀的民族,现代社会里它注定要走得特别沉重。法兰西民族在书写历史的时曾有过不凡的手笔,这笔遗产使法国人常常怀有超过自身实力的抱负。心有与而力不足是当今法国最大的矛盾。法国一贯以自己高雅的文化与神圣的使命自豪,但无奈的是,阳春白雪,和者必寡。面对法国自身实力的衰落,美国全球称霸以及中国崛起的冲击,法国人的这种自豪渐渐转变为一丝的酸楚。

在二战结束后,法国外交就在“光荣与梦想”的笼罩下,追寻着在国际舞台上的新位置,但抱负与实力的巨大落差使法国越发地觉得力不从心。从20世纪90年代起,法国对外战略目标与其实力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1989年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给法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多:苏联解体,使法国丧失了制衡美国的砝码;德国重新统一,虽然两德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在未来日子里,法国身边又会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东欧剧变,使其出现了权力真空亟待填补。当今国际竞争重点在综合国力上,法国在这方面已经落在德、日之后;在政治上,法国的地位也日趋下降,对其至关重要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以及欧洲的领导者地位也开始受到冲击;军事手段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法国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够(正如1991年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既无力保卫欧洲,也无力向远离欧洲的地方投送大量军事力量。法国的核力量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因此法国不得不与北约达成妥协,并最终重返北约。这对法国人心中的神圣使命以及大国梦想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也显露出法国人的困境与无奈。

随着国际地位和作用的逐渐改变,法国也开始形成新的观念并在更加自由化的道路上探索。尽管法国的政治家和民众仍难以放弃普世主义价值观和大国的光荣与梦想,但他们越来越感到,法国的目标和理想只能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当然法国计划下的欧洲将是一个由法国领导的,为法国重塑辉煌的“新欧洲”。也正是由于此,法国人至今仍感到享有这种领导的辉煌也是法国特定的命运,法国的普世主义观念和神圣思想也由此得到现实性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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