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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的耳朵里,不再仅仅充满着激昂的革命歌曲,走在大街上,时不时地可以听到从临街的窗口里,飞出台湾歌星邓丽君,软绵绵又甜蜜蜜的歌声。一九八零年的上海,虽然人们的衣着仍然是蓝灰色的海洋。但是爱美,前卫的少男、少女们,已经有人穿着当时被认为是港台的奇装异服,提着四个喇叭的日产卡式收录机招摇过市。临街的住家房屋开始吃香起来,纷纷把住房改成店铺,饭馆。什么香港时装店、正宗粤菜馆、热热闹闹、个体经营已经被允许。市场处在变革之中,一切向钱看,经营有术,‘能挣会花’,成为姑娘们新的择偶标准。

淮北插队三年,随着知识青年返城大潮,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城市。命运和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开了个玩笑。淮北插队三年战天斗地、气吞山河、何等豪迈。而现实面对的是,一天挣一毛二分钱的工分,年年要家里贴钱买口粮。

回到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我二手空空,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女朋友,一无所有。我彷徨,蹉跎,徘徊。。。老大不小的我,不能也不忍心再靠年老体弱的父母,用微薄的工资来养活我。

所以当住在街对面的王家老三(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 好哥们)来叫我帮他看管水产摊档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说好一天给十块钱,外加二斤鱼,这令我有点欣喜若狂,这个待遇,可以和现在的外资企业部门主管的待遇等同。当时一个工厂里的五级技术工人,月工资才一百多点,算是铁饭碗。王家老三做的是‘个体户’名声不好听,王家老三对我说“我们都是穷光蛋怕什么。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王家老三,我从小叫他王老三。这小子发了!当年动员上山下乡,他赖在城里,就是不去。街道的大伯,大妈们敲锣打鼓地上门动员,惹恼了他,一把就把口号叫得最凶的大伯推了个大跟斗。闯下大祸,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典型抓起来,大会斗,小会批,整得够呛。可是他到底也没有下乡。一直混到去年申请了个体水产经营执照,买了一辆摩托车,当起鱼贩子了,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我都认为贩鱼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王老三在他的250cc摩托车后座焊装了一个铁架子,可以驮四只充了氧的胶皮袋,每只胶皮袋里连活鱼加水有一百多斤。夜里10点钟出发,就是夏天也要穿上棉袄,棉裤,外罩雨衣,雨裤,臃臃肿肿的,倒像是个盔甲在身的将军。三个小时的车程,到达江苏省的一个小镇,水产市场,买鱼,分鱼,装袋,充氧,装车。一个半小时马不停蹄地忙碌,全身上下,里外都湿透了,汗水和鱼水混在一起。然后急忙往家赶,要在早晨6点钟以前赶到菜场,不然错过了早晨买菜高峰,四百多斤鱼就砸手里了,那可都是活鱼啊,要的就是鲜活,死鱼就卖不出价了。

我和王老三的母亲,姐姐早上四点钟就到菜场准备迎接王老三的归来,大木盆,水,空气压缩机,苏打粉(用来中和,自来水中的化学物)。80,81年的时候物质还是比较贫乏,作为政绩大事,各级政府官员还在落实菜篮子工程。鲫鱼,黑鱼,花莲,草青,等淡水活鱼又都是上海市民所喜爱,常常是有许多买菜的人们,和我们一起等待王老三回来。

我们的鱼摊很火爆,贩鱼、卖鱼尤其辛苦,特别是冬天,天寒地冻,我的手上长满冻疮,裂了一道道的血口子,钻心地疼。早年间投身商海,都有着那么一点“逼上梁山”的无奈。捧不上“铁饭碗”的人生老病死无依无靠,一切就要靠自己。不认输,不服气的我要活出个人样来,证明自己。

我们辛勤的劳动换来丰盛的报酬,二年的水产生意,我的银行账户上有了一万多元的存款。因为我们搭档得很好,我的另一位朋友在上海著名的食街,开了家挺大的饭店。早上10点钟后他的饭店包销我们剩下的鱼。半年后王老三要我入股鱼摊,投入三千元,占百份之二十的份。我们又买了辆250cc的摩托车,王老三和他姐夫每晚去贩鱼,菜市场里我们也有了固定摊位,还砌了个水池,可以养鱼。生意蒸蒸日上。

人世间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进入82年,农民开始进城做买卖,有人看上了我们的水产生意。来自浙江象山的三兄弟开价四万元买我们的水产生意。我和王老三商量了几次,决定脱手。王老三的理论是“我们不能一辈子贩鱼,太辛苦!每天夜里赶路也有危险,趁现在竞争不多,脱出身来。搞别的生意。”“不做水产生意,以后我们做什么呢?你有主意吗?不如我们做服装吧。”王老三说“如果你同意我们去汕头,搞点走私货,电子手表,四喇叭收录机,尼龙缩折伞等洋杂货,跑几次就发大财了。”

来到广东,汕头沿海小镇,才领略了什么是资本主义,那时候沿海渔民参与走私很普遍,小镇上走私的舶来品当街摆卖。电子手表用麻袋装,出一百元人民币,可以伸手到麻袋里抓一把,抓到多少算多少,一只电子手表带到上海,值五十元,五颜六色的尼龙缩折伞在当地论捆卖,拿到上海就是姑娘们的奢华用品,那时候结婚的新房里,如果摆放一台四喇叭双卡收录机,那绝对是有面子,价格上万元,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要有门路,要认识像我们这样跑单帮的。

因为是第一次去汕头,尝试性地只带了几千元的洋杂货回到上海,没有想到销路出奇的好,赚得我们俩心花怒放,第二次南下我们有备而去。我和王老三带了六万元,这基本上是我们俩,二年卖鱼所得。收到大批洋杂货, 四台四喇叭双卡收录机,电子手表,尼龙丝袜,尼龙缩折伞,电子计算器。乱七八糟的几大包,运到上海后因为东西太多,要找销售渠道,我和王老三四处打听,有人告诉我们在人民广场附近,有外地来的人员收货,再往外地贩。

人民广场角落,很快就有二个貌似农民的安徽土鳖来兜答我们,说是有什么要什么,农村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农民的生活好了,进口货消费得起,价钱好商量,我们心中暗喜,这下该着我们发财。价钱谈的非常顺利,说好明天在一个浴室的包房交易。第二天当我们把所有的洋杂货运到浴室包房,正在和安徽人看货,讨价还价的时候。公安人员闯进包房,把我们四个连人带货抓到公安局,关在禁闭室,我们欲哭无泪,更可气的是和我们交易的安徽人,竟然也是公安人员,只是长得像农民,是专门出来钓人的。事件事实清楚,一纸判决下来。罪名是,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理决定是,故念是初犯,没收所有货物,以示警告。

真是南柯一梦,美丽的发财之梦。一觉醒来回到解放前,二年卖鱼的积攒闹了个鸡飞蛋打,一场空。商海沉浮,犹如在黑海洋中游泳,呛几口水,那是必然的,我们并不气昧,学到了东西,重整思路,三个月后我们申请了服装百货营业执照,我和王老三开始做起服装生意,那是1983年,生意照样红火。完

吾心系中华 20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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