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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成为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争论的焦点。


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1955年日本政府制订了教科书审订制度,规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由民间组织编写,但必须由文部省审订通过后才能发行,各中小学校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文部省对正确记述日本侵略战争的教科书进行打压。到了80年代教科书问题更加突显。


1982年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纠正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的错误。8月5日,吴学谦副外长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重申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指出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历史,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日本政府对审定教科书中出现的违反历史事实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纠正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9月6日,鹿取泰卫在约见吴学谦时,陈述了日本首相铃木对早日解决教科书问题的指示,表示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修改教科书的审定标准,从本年度起,可望纠正教科书中关于中方指出的有关问题的表述。1986年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时,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履行它在1982年所作的允诺,日本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对《新编日本史》中一些明显错误记述进行了修改,但是,书中还是有意掩饰日本军国主义向亚洲邻国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基本事实,回避了日本应承担的战争罪责。日本政府在审定2002年度历史教科书的态度上,并没有履行其承诺,相反却以“不应由国家来确定特定的历史认识和历史事实,而应根据审定时的客观学术成果和确切材料,指出教科书的缺陷”,袒护文部省的审定。日本政府的这一态度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强烈批评。在国际上的反对浪潮声中,日本政府不得不对教科书中137处作了修改。但是,既使教科书作了修改,将仍然保留原有的历史观。从这点来看,日本政府在历史教科书事件上的态度是面对外部压力,采取迂回的战术,一方面尽力保证违背历史的教科书的出版,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外部压力不得不作适当的修改,以维护国际关系。


实际上,日本文部省在一开始就有目的地与鼓吹修改历史教科书的组织沆瀣一气。1998年6月,时任文部大臣的町村信孝在国会就教科书审定一事答辩中称:“历史教科书的偏向,正在研究在审定前能否纠正,通过选择能否改善。”他所指的“历史教科书的偏向”是1997年版的教科书中有关大量记述日本侵略的历史内容。他的发言在当时向正在编写2002年版的出版社发出了信号,即在教科书不要记载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内容。1999年1月,文部省在非正式要求初中社会科发行者:在申请审定前把内容搞得更平衡些,重新估价作者构成。结果,部分出版社采取了措施,剔除了负责写慰安妇部分的作者。1998年4月,文部省任命了一个与鼓吹修改历史教科书组织关系颇深的人担任教科书调查官。此人把中国称为“支那”,是肯定日本侵略的右翼分子。在日本左翼组织的抗议下,文部省最终于1999年11月解除了此人的职务,但还是作为对审定教科书和对一线教育有很强影响力的督学官继续留在文部省。


历史教科书问题实质上反映了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的态度。向年轻一代传授正确的历史事实,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凭借所谓的教科书审订制度,企图篡改历史,洗刷民族的耻辱,严重违背了道义。在这样的制度下,日本年轻一代能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呢?又如何与周边国家交往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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