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波罗行动”:中美建交前基辛格的神秘旅行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堪称20世纪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中美打破坚冰,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基辛格秘密访华。此次秘密访华之旅的代号为“波罗行动”,意指此行像700年前马可·波罗造访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2009年第1期《三联生活周刊》,通过对亲历者的追访,讲述了基辛格的这次“波罗行动”。

神秘来客

凌晨4点,巴基斯坦首都***堡的查克拉拉机场,笼罩在夜色中。机场军用区里,停放着一架有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标志的波音707飞机,几双眼睛正透过飞机舷窗的窗帘缝,紧张而警惕地观察着机外的变化。

几分钟后,两辆黑色军车悄然驶来,一个又瘦又高的人先从第一辆车出来,唐龙彬认出他是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长(即外交部长)苏尔坦·汗。一个人紧随其后下了车,黑西装,黑领带,黑皮鞋,整个都是黑。当黑衣人转身朝飞机方向走来的时候,唐龙彬一眼就认出,这便是等待已久的客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而基辛格几天前乘坐的那架美国专机,正停放在不远处的民航区里,有意无意地遮住了那架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

后来曾出任驻瑞典大使的唐龙彬,当时的身份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与他同机的3个人分别是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英文翻译唐闻生。他们是外交部秘密派往巴基斯坦接基辛格到北京的特别小组。“我们那天早上不到4点从中国使馆出发,专车直接开到了机场,我们先上了专机,在上面看。”唐龙彬这样回忆,当时机上还有一位中方工作人员———民航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长徐柏龄,他是专门派来的领航员。

苏尔坦·汗跟随基辛格等人登上飞机,彼此简单介绍后,双方互相握手。36年后,已是满头白发的唐龙彬仍清楚记得基辛格握过来的手“又粗又有力气”。苏尔坦·汗告辞而去,当飞机关闭舱门开始滑行时,唐龙彬下意识地抬腕看了下表:凌晨4点30分,跟原计划一模一样。而历史则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71年7月9日。

美方工作人员一共有6位:基辛格和3位助手以及2名特工。虽然是7月盛夏,但双方穿得都比较正式。“基辛格和他的助手都穿着笔挺的深色西装,我和章文晋是黑色中山装,递交国书时才穿的,唐闻生、王海容穿着当时流行的‘列宁服’。”

双方的表情也都有些僵硬,虽然出发前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特地嘱咐章文晋要主动些,但初见之下,双方似乎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破这局面。

正在大家都觉得稍有尴尬之际,老到的基辛格开腔了:“我很高兴见到南希·唐。”出生于纽约的唐闻生赶忙解释,南希是她的英文名字。基辛格接着跟唐闻生打趣说,根据美国宪法,她可以竞选总统,而他没有资格,因为他出生在德国。“这么一下就把话题打开了,气氛也轻松了”,章文晋马上代表周恩来总理表达欢迎之意。

“这时徐柏龄出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说飞稳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事先我们就已经提醒机组,给我们放上长桌子,我们4个人坐一排,他们6个人坐一排,面对面,摆开了一个会谈的架式。”

唐龙彬记得,基辛格似乎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更感兴趣,“问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后来双方谈笑风生,而且说话里带笑。唐龙彬的直觉是“基辛格对第一次见到的中国政府的外交官还是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渐渐放松下来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唐龙彬记得,当飞机越过雪山进入中国境内,站在前舱的温斯顿·洛德宣称:“我是22年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官员!”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后,机门一开,第一个迈出去的基辛格又不无得意地回敬了洛德:“我是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官员!”

特殊使命

对唐龙彬而言,这个任务来得非常突然。

“6月底的一天晚上22点左右,韩叙(礼宾司代理司长)一个电话打到我家里,让我马上赶到外交部。见面后他告诉我:‘我刚从姬鹏飞外交部长办公室出来,现在正式通知你,明天去国宾馆,接受新任务’。韩叙特别强调,这个事情绝对保密,礼宾司只有他和我知道,即使对家里人也不要透露半点消息。”

第二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唐龙彬终于知道了自己要执行的特殊任务是什么。“章文晋给我详细看了中美这一期间秘密来往的一些文件,还有从秘密途径搞到的基辛格的一些新闻片,我才知道要接待的是来自美国的第二把手、尼克松的智囊人物基辛格。”

虽然以往也执行过很多次外事任务,但这一次还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几天后,周恩来总理出现在钓鱼台,对即将被派往巴基斯坦的4位小组成员进行了谈话。周恩来对大家说,这次是人家希望来跟我们改善关系,我们要欢迎,关于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他用了4个词———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不强加于人。

唐龙彬说,基辛格的住处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总理带着我及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她是搞内务工作的,一起选了五号楼。因为钓鱼台朝北,五号楼比较偏僻,我们把北门封锁了,只提供给工作人员用。”“总理指示一切要按照有利于中美高级会晤的友好气氛来考虑,不该摆的不要摆,该提高气氛的要提高气氛。”而此时的北京,大街小巷都遍布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走狗”的标语,钓鱼台也不能幸免。“五号楼的房子,里面到处都是红卫兵高举刀枪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宣传画。大家把那些宣传画拿掉,挂上了齐白石、徐悲鸿的画,摆放些瓷器,在会客室还特地摆了一个酒台。”

秘密之旅

7月8日上午,天刚蒙蒙亮,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与唐龙彬便从钓鱼台出发赶往南苑机场。

当天晚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他的总统私人住宅,为中方人员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席间叶海亚·汗显得非常兴奋,觉得能为中美两个大国充当信使,非常荣幸。

如果没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大力协助,举世震惊的秘访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当时美国想找一个可靠的渠道与中国传递信息,他们觉得跟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是合适的‘人选’。”冀朝铸(时任外交部翻译)回忆,当时他参与翻译的很多机密文件都是通过巴基斯坦方面传到美国去的。在基辛格来访前不久,叶海亚还专门来华谈及此事。

“出于保密考虑,我们的出国护照、签证、黄皮书、海关过夜等手续全都不能办。叶海亚·汗提出可以把自己的一架专机外表重新涂漆,涂成巴基斯坦国家航空公司。”在基辛格到达的一个星期前,中国民航方面派徐柏龄带两个助手,先乘飞机到巴基斯坦,将巴方飞机带到北京试航了一次。

当时上演了一幕日后被载入外交史的精彩政治剧。按事先写好的“剧本”,基辛格在招待晚宴上突然表现出肚疼难忍的样子———巴基斯坦当时正流行痢疾,叶海亚马上高声宣布,由于***堡太热,基辛格应该到靠近群山的总统别墅休养。基辛格作迟疑状,叶海亚则言辞恳切地坚持。一位毫不知情的美国特工立即前去住地了解情况,半夜零点左右,这位特工打电话回来,告知勘察结果是不宜居住。基辛格只好让巴方人员把这位忠于职守的特工扣留在那儿,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

7月9日早上8点,一列国宾车队经过巴基斯坦首都的主要街道,朝北部山区开去,车队主车上挂着巴美两国国旗,记者们都以为基辛格去休养了,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离北京上空越来越近。

保密,是美国人的要求,现在看,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上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美国国务院内任何主张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的人都要被清算,所以很多国务院的官员比较保守,不愿意冒险。这也是以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代表的白宫力量决定绕开国务院秘密同中国联系的原因。

而中国方面起初对美方的这一要求并不赞成。“通过几次交涉后,我们也理解他们了,而且许诺,双方都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保证访问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秘密访问回旋余地大,谈得成,可以提高尼克松的政治地位,谈不成也好收场。”唐龙彬回忆说。

轻剑与大锤

“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照例在报眼位置刊登了一则“毛主席语录”。不过当时的中国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一细微变化。

其实这条语录出现前,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是,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头版新闻和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照片。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国庆观礼台上,斯诺也在受邀出席的嘉宾之列。“总理有意安排斯诺站在毛主席后面,提供他和主席交谈的机会。”唐龙彬说他当时注意到了这一点,“按照礼宾规格,斯诺不能站在主席旁边,还有几个身份更高的国际友人。”

而毛泽东则直言,这是放个试探气球,以触动美国的神经。然而,“不幸他们对我们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基辛格后来在回忆里自嘲地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基辛格才领悟,“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由于这个信号并没有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12月18日早上5点,毛泽东突然决定接见斯诺。这次长达5小时的谈话,是毛泽东晚年最长的一次,还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几段著名讲话: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们又没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这并不是中国在单方面释放和缓的信息。尼克松几乎在相同时间向中国传达了示好信号。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尼克松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还必须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相对于中国,美国人的表达显得直接又热烈。

几个月后,尼克松在提到中国时,第一次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用这个称呼。后来基辛格不无调侃地说:“如果说毛拿的是一把轻剑,尼克松却举着个大锤来传达他的信号。”

棋逢对手

1971年7月9日12点15分,飞机降落在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韩叙等已早早等候在此。

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基辛格,没有仪式,简单的寒暄过后,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上红旗轿车,朝钓鱼台国宾馆驶去。

美国人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给他们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再下来吃饭,才五六分钟,他们6个人就下楼了,下楼以后到五号楼外面的院子散步,实际上借散步商量问题,不敢在房间里,怕我们窃听。偶尔在房间里说话也把收音机开得很响,非常警惕。”唐龙彬回忆。

下午4点,是基辛格与周恩来约定的会面时间。当冀朝铸通知基辛格,周总理马上过来见他时,他注意到基辛格“又紧张又兴奋”,“因为他没有想到总理会到他的宾馆来,而不是他去见总理”。电话来了,告知总理马上就要过来,基辛格赶紧站到门口等候,“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基辛格后来说,“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当时我听到总理说‘欢迎您’。基辛格下面的3个助手,马上跟上了,一一给总理介绍。”唐龙彬回忆。以周总理工作的细致,他事先早对这几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站在基辛格旁边的是霍尔德里奇,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广东话,你在香港学的吧?”下一个是斯迈泽,“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轮到洛德,周恩来说:“你的上海夫人一定教你不少中文。我知道她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洛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进入会议室,“一入座以后,洛德马上从他的位置上站起来,从警卫递给他的文件包里拿出了一大堆文件,大概有七八寸厚。基辛格没有马上翻看,他朝总理瞄瞄,看没有人给总理递什么东西,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讲话稿,只有一张便条,他马上抢着先说:‘这些都是我秘书给我准备的,不好意思。’”

基辛格照本宣科地读完同尼克松一起起草的一篇很长的讲稿,周恩来显得泰然自若地说:“我们可以随便交换意见,何必照本子念呢?”基辛格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马上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可这次不一样,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这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基辛格与周恩来一共会谈了6次,其间双方你来我往的谈判斗争,都已经被历史详尽记录下来。而它达成的最大的一个成果,是双方商定了基辛格此次访华和尼克松即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仅仅48个小时,而同周总理的会谈就持续了17个小时。“最后一次(会谈)是11日上午8点半开始谈,原定10点半结束,到了10点半还没有结束,我就有点着急了。”唐龙彬很清楚:“生病”的基辛格一定要卡准时间,48小时之后必须出现在巴基斯坦。“大概11点钟,突然记录员先推开门,我马上就进去了,看到基辛格和总理都满脸笑容,基辛格并排和总理走出,一直陪总理到五号楼大门门口。”特别的是,警卫员还来不及过去,基辛格就直接走上前为总理拉开红旗车门,还很体贴地把手遮在车门顶上以免总理撞上。站在总理身后的冀朝铸冲着唐龙彬点了点头,“我一下子明白了,达成协议了”。

基辛格满面笑容地看着周恩来的车离开后,立即叫上助手们和两个特工,一起到院子里散步,“又说又笑说话声音很响,甚至还高兴地哼起小调来”。那天中午,是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在钓鱼台吃的,“没等叶帅提议,基辛格自己先干了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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