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在历史上的危害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深圳等地期间,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以2号文件进行了转发。深刻领会小平同志在谈话中的新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排除干扰,迅速发展已步入关键时刻的改革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搞改革,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深辟而辩证的论述,既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切中时弊,不失为一个改革“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那么,怎样理解“主要是防止左”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论证。

(一)比较两种错误,“左”比右更具欺骗性。

“左”倾和“右”倾是机会主义的两个极端表现。机会主义源出opportunisme,意为“妥协”或“应付”,以此形容19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而随之应变的政党或政客。后来指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则的思潮、路线,它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两种错误思潮的共同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二者在理论上都是荒谬的,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所不同的是,“左”比右更具欺骗性,难于识别。因为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表现为屈服于敌对势力的压力,放弃原则,不敢斗争,甚至屈服于投降。而“左”倾机会主义则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或者急于求成,夸大主观能动性和群众的觉悟,贬低、轻视敌人的力量和客观困难,脱离客观条件,采取冒险主义行动;或者夸大党内敌情,扩大打击面,怀疑和打倒一切,搞过火行为、残酷斗争,等等。由此可见,“左 ”倾错误的特点,不象“右”倾保守那样面目狰狞,显而易见,它是冠冕堂皇地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所谓“不断革命”的华丽词句和“超前 ”、“先进”的假象迷惑群众,因此,从思想上强调防“左”更为必要。

〔二〕分析中国国情,“左”比右更具劣根性

“左”的东西之所以吃香,容易被群众接受,一方面是由其自身的欺骗性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封建落后国家,基本国情是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文化、科技落后,长期闭关锁国,封建忠君思想严重,民主与法制观念淡薄,而这种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正是工“左”倾理论和实践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厚、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具体讲,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贫乏,文化科技落后,人民容易产生幻想,即所谓“穷则思变”,急于求成,凡事喜欢抄近路,走捷径,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急躁情绪;由于闭关锁国,封建愚昧,没有独立开放意识,人们又习惯于盲从,搞个人迷信,把翻身解放,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于某个“救世主”。中国共产党不仅长期处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而且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当这些同志的世界观未得到彻底改造时,往往反映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容易表现为主观主义,其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政治倾向方面,则常常表现为革命的狂热情绪和急性病,容易左右摇摆,好走极端。革命顺利时,容易产生冒险主义,革命遇挫时,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甚至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为右倾观点和投降,在组织生活方面,容易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产“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左”的东西又迎合了“穷则思变”,急于求成的社会意识。因此易于被接受。举例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推行“城市中心论”,即放弃农村革命根据地转攻城市。这在当时行不通是明摆着的,并且一开始就遭到毛泽东等同志的反对和抵制,然而终归无济于事。究其原因,除了他当时在党中央已窃取了领导地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外,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大量存在。当时党内军内相当多的人不愿再去农村打“游击”,而希望并轻信王明的主张,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尽快打进大城市,夺取革命胜利,从此过上好日子。存在决定意识,小生产的社会心理还衍生出家长制。家长制天然倾向于集权,搞“一言堂”,这在民主与法制不够充分、健全,社会制约、监督无力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到领导决策和社会政治生活。所以,根植于小生产这个“土壤”,不仅容易导致“左”倾错误发生,而且难以及时纠正,有时甚至防不胜防。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积极反对过王明的“左”倾主张,解放后却又多次重蹈覆辙。“大跃进”的轻率发动就是明显例证。1956年,面对“一化三改”的顺利完成,他和其他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把生产力发展看得轻而易举。为纠正冒进中的偏差,该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陈云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使各地经济建设又稳步协调发展。但毛泽东很反感,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多次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犯了右倾错误,继而不切实际地提出钢铁生产七年赶英国,十五年赶美国,预言三个月内,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报刊上更是片面强调“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有非常伟大的作用”,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时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一些部门领导为了不被当作“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批判,纷纷竞放“卫星”,虚报高产,出现了所谓高产稻谷13万斤,红薯几十万斤的高记录。结果是,违反经济规律,劳民伤财,欲速不达。不但58年没能实现产粮3920亿斤,炼钢1070万吨的高指标,而且严重挫伤了农业。更为甚者,因为毛泽东当年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要再提反冒进了,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定势:“左”比右好,越左越好,“左”只是认识方法问题,右才是立场方向问题,“左”勿“右”,即使批判“左”倾也说是“形左实右。”由此可知,“左 ”倾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具有多么深的劣根性?!防“左”比防右更为艰巨。

〔三〕回顾党的历史,“左”比右更具危害性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70多年历史中,既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并且都造成了危害。但比较而言所犯“左”倾错误次数更多,时间更长,危害更大。从犯“右”倾错误讲,主要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1923年党的三大前后,他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公开打着“二次革命论”的旗号,并以此为理论基础,主张“一切联合,反对斗争”。表现之一是放弃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对国民党以退让求团结;二是反对发展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在革命紧急关头,拒绝接受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将有3000名工人的纠察队拱手交给国民党;三是抑制农民运动,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喊“工人运动过火了”,最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以后出现的张国焘等右倾分裂主义多是短期的,局部的,而“左”倾错误则接二连三,仅土地革命时期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间,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党在白区的几十块根据地除陕北一块外全部丧失。30万红军只剩下3万人,30万党员锐减到4万人。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指导下,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先是1957年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使党内外各种矛盾激化,这本身意味着“左”倾路线的失败,但毛泽东同志执迷不悟,把持有不同看法的彭德怀等同志说成右倾路线的代表,发动批判,并从理论上概括为“庐山出现的是一场阶级斗争”,直接引申到党内,甚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错误。从后果讲,文革搞乱了党,搞乱了军队,搞乱了全国。首先是思想乱了,建国以来17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被歪曲了,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了新生事物,是非混淆,无政府主义派性等趁机泛滥起来;其次是组织乱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批判,各级党和政府机构陷于瘫痪状态,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挫伤,而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投机分子却乘机钻进了党和政权机构,有的还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损害着党的事业;再次是社会生活乱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践踏,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到一般群众,随便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的政纪、军纪被废弛。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正常的生产、工作、学习秩序遭到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一个社会主义中国被搞得“经济危机,哲学贫困,文化虚无,历史面貌全非”。由此可见,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左”倾错误引发的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出现了一次历史大倒退。

〔四〕适应改革大潮,防“左”比防右更富现实性

小平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但现在我们搞改革,“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据笔者理解,右的东西一是“动乱”残余势力;二是继续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言论;三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违法犯罪活动。如有的人把经济滑坡归罪于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执法执纪活动,有的甚至假改革之机,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大肆贪污贿赂,弄权渎职,腐化堕落;对这些,我们要继续开展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教育,加强法纪监督,强化综合治理,决不让其形成气候。“左”的东西主要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域”。应该说,持这种观点和理论的人大量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受这种“左”倾思想的禁锢,在改革实践中势必畏缩不前。第一,“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敢闯禁区,使“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第二,把“三资”企业与资本主义划等号,不懂得它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不敢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第三,怕出乱子,只求平稳,不敢创新,担心破“三铁一大”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企业没有生机和活力。最后将丧失发展自己的一次良机。由此可见,“左”的框框不打破,没有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将直接妨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

为克服“左”的观念,我们有必要展开阐明两点。第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英、美等发达国家首先实现,而实际结果首先在沙俄、中国等落后国家取得成功。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即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却落后。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要得以巩固,发展生产力刻不容缓;其次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全部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其根本手段只能是发展生产,可以说,一切现有社会矛盾的解决都有赖于此;再次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需要。有的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导致腐败,******引发动乱,观念变革造成思想混乱,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这实在是“左”的误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先进的上层建筑总是和先进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仓廪实而知礼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原因就在“左”的禁锢和经济落后。要防止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讲要靠发展生产力。第二,改革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改革体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量变质变关系原理告诉我们,革命作为一种运动,既是无止境的,又是分阶段的,是不断革命论和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过去我们穷过渡,从哲理上讲与否认发展阶段论分不开。吸取“左”的教训,十三大《报告》肯定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性质要求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诸如生产目的等各个阶段共有的根本原则,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又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不成熟、不完全社会形态的实际,区分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作为自我完善的改革正是体现了这一要求。其次,改革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课题。因为“实际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低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起步的,而马克思设计的“理论社会主义”模式则是以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为起点的,过去我们搞“左”倾教条主义,照搬照抄经典词句,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一味追求“大”、“公”、“纯”,人为地取消市场和商品经济,作茧自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过去,不但没有能赶超资本主义,有的还拉大了距离。要急起直追,必须首先做好改革这篇文章。再次,改革是我国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这已为改革实践所证明。而改革开放所以取得巨大成果,从根本上讲都得益于思想不断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不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没有对“左”的批判,都不可能再有被当作封、资、修反复批判的“包产到户”、“物资刺激”和“市场经济”出现。

总起来说,要促进改革开放,首先我们必须既防“右”又防“左”,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真正做到两手硬,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同时,鉴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能量大,具有顽劣性和对改革开放的妨碍更直接,更现实,我们要特别强调防“左”。坚决克服“左”倾错误,警惕“左”的势力抬头。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正确对待改革包括特区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改革开放朝着“三个有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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