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女儿含泪讲述:还原一个真实的革命者

瞿独伊,浙江人,曾用名“沈晓光”。192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和丈夫李何一起受国家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1982年离休。

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

国民党36师师部一派肃杀之气。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

瞿秋白在案头早已写下了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9时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他向刑场走去,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一百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华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

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是年,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找回了那个面容清瘦,性格沉稳,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

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寸草不生的罗汉岭,如今已满目葱郁,之中有株枝干挺拔的柏树,是1984年瞿独伊特地从北京来此种下的。谈起父亲的牺牲,瞿独伊只说了四个字——“无比壮烈”。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当地的望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年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精谙诗书的母亲常常教他写诗作词。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下,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画出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无奈辍学。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闷在房里,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在冷清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瞿秋白的母亲突然自杀。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处。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友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此,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选择服毒自杀。

这一悲剧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每每谈起母亲,他都沉默无语。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

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仍会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她轻声叹道:“家庭破灭的凄惨现实,逼迫父亲很早便脱离旧环境,开始寻求新价值、新出路,这也使他更容易摒弃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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