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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当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开始撰写列传第一篇 《伯夷列传》 时,他陷入了矛盾——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马迁在一篇以伯夷、叔齐口吻写的诗中看到怨忿之气,于是他只能怀疑是不是自己对这首诗理解错了。


接着司马迁又借他人之口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困惑:如果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像伯夷、叔齐这样一生“积仁”的人却终于饿死?为何像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颜渊也常常食不果腹?而盗跖无恶不做却寿终正寝?司马迁比照当时的现实,这并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他终于忍不住将疑惑说了出来:“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面对的困惑是循环的:如果天道酬善,那伯夷叔齐的死就证明他们不是善人;如果他们是善人,那他们的死又在证明天道不是鼓励从善的。


解决不了这样的困惑,司马迁只好到他最尊崇的孔子那里找答案,找来找去,只找到三条有点解释作用的:一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虑结局;一条是“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商风险太大,太不确定,于是孔子也被迫选择跟着志趣走;一条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显出伟大,这也就是他们的价值。


很显然,写史重在史观,“个体选择”、“被迫为之”、“难能可贵”三个理由用于道德说理可以,但如果用来建构史观、指导历史叙述却是极难的。


“司马迁之惑”所针对的价值与得失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其背后是人类进程的一种必然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中国目前转型进程的关键任务。


人的管理,实质就是欲望的管理,通过管理实现欲望的释放与管束。释放欲望,可以激发人无穷的创造力;欲望的满足可以带来幸福感,欲望的不满会带来痛苦。于个体而言,欲望满足往往是暂时的,而痛苦却是经常的;于群体而言,欲望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并存。因此,欲望这把双刃剑需要约束。


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寻找管束欲望的方法,以保证社会运作的正常,保证人们痛苦的减轻与幸福感的增进。在这个找寻过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贡献了智慧,其中一些幸运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并成为约束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时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无不在约束人的欲望。


在释放与约束消长往复的漫漫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了神龛,不同的是龛中的“神”不同。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而中国人心中的神龛中没有一个具体的神,但神龛却不是空的,仁、义、礼、智、信居于其中,它们是中国人心中的“理神”。与其他民族的神一样,起着约束欲望的作用。


当约束欲望的价值观成为个人与社会的普遍价值时,约束自己的欲望的人可以由此获得内心的自我犒赏和社会的精神犒赏,于是产生极大的幸福感。久而久之,这种精神需要变成另一种欲望,宗教或道德也获得不依存于物质得失的发展动力,对人的征服更加有力,人类也渐渐成了有普遍宗教性的动物。但是,当现实得失与精神价值有巨大落差时,就会出现对价值的怀疑,这就是“司马迁之惑”。


人类总是在释放欲望与管束欲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完全用精神的标准,想建立一个价值理想国,社会将丧失活力,走向衰亡。如果完全用实用主义的标准,以绝对的利益得失比较,社会即使在短期内获得发展,但也将陷入物欲横流,“形势大好,人心大坏”的境地,最终走向破产。


今天读 《史记》 ,我们可以推断,面对困惑的司马迁做了两个决定:其一,为 《伯夷列传》 做总结时,完全不纠缠于天道存否,伯夷叔齐贤否,而是绝对实用主义地总结出,伯夷、叔齐、颜渊如果不是孔子称道他们,他们将寂寂无名,所以结论是,凡夫俗子“非附青云之士”,名不能留于后世;其二,司马迁在修史中所持的观念,虽在轮廓上是儒家的,但其价值观更多实用主义的成分,例如他对人的私欲的认识。


这让我们回想,28年前,陷于理想主义泥潭的中国面临破产,“司马迁之惑”困扰国人,邓小平也做出同样实用主义的决定: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中国人的欲望得以释放,社会因此有了活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经济奇迹。


当然,这些年过去了,我们也应看到,“神”被换了几轮的中国人心中的神龛,目前多是空的,从历史规律来看,这样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呼唤幸福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折射出的,正是认识人生目的的渴望、对欲望制衡的渴望。这时,传统文化的热潮就显得那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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