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模式”:民间反扒的破冰之举

2007年10月31日,“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获准登记,成为全国首家、也是截至目前惟一一家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反扒组织。协会成立至今,共抓获扒窃等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45名,今年上半年天水地区的扒窃案件比上年同期下降29%%。“企业+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杭州模式”,对仍徘徊在“名不正言不顺”窘境的民间反扒组织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反扒志愿者没有执法权,自身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老蔡是杭州人,1984年至今一直从事民间反扒工作,目前是杭州百货大楼的正式员工,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会员。


和凭着一腔热血反扒的民间反扒人员不同,无论是1984年前后在杭州市刑侦四大队从事公交车反扒,还是1990年以后在杭州百货大楼从事商场反扒,反扒一直是老蔡的工作。“干了二十几年,感觉终于找到了组织,获得了合法的身份。”


天水地区反扒协会成立之前,国内的民间反扒组织一直在尴尬中前行。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地先后有多个民间反扒组织出现,但其不能登记注册,导致种种困境。反扒志愿者的自身权益难以得到相关的保障,被小偷围攻、诬陷、报复等情形时有发生。


这些反扒志愿者从事反扒活动时,是以公民身份出现的,惟一适用的就是《刑事诉讼法》赋予公民的“扭送权”。他们不具有执法权,不能使用手铐、电警棍一类的警械、警具,更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搜身、审问、处罚等。一旦出现伤亡事故,反扒志愿者的公民身份带来的困难就是无法申请国家给予的救助。


2007年4月,海南海口警方公开向社会招募反扒志愿者,在全国率先“收编”民间反扒组织,成立了反扒志愿者大队,不能说不是一种开创性的举动。可是,根据《海口市义务反扒志愿者大队章程》规定,志愿者反扒是公益行为,不发给任何报酬,志愿者不能使用警械,只能配合民警或便衣行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民间反扒组织的根本性困境。


民间反扒组织的出路何在?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的出现,无疑开启了民间反扒的“破冰”之旅。


反扒协作网效果明显,但也遇到同样的困惑


天水地区反扒协会的前身是杭州小有名气的“天水地区反扒协作网”。“协作网”并非由公民个体组成,而是由同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企业组织的。


天水地区是杭州市中心最繁华的黄金商业区,辖区内的杭州大厦更是全国销售额最大的商场,银泰百货、杭州百货大楼的销售额也进入全国前二十名。而平均每天近10万的人流量也吸引了扒手来寻找机会,各类偷拎扒案件居高不下,各大商场的声誉和利益受到影响,市民、顾客更是深恶痛绝。


为此,在杭州市公安局刑侦四大队的业务指导下,各商场组建了自己的反扒队伍,老蔡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杭州百货大楼的。


“那时候,虽然几个大商场都有反扒队伍,但是大家只是自扫门前雪,盯着扒手出了自家的大门,就算大功告成。有时候,扒手把几个商场都偷了,大家就晓得自家被偷,等反应过来,人老早逃掉了。”老蔡回忆道。


1999年4月29日,由当时的专业反扒队———杭州市公安局刑侦四大队牵头、下城区公安分局天水派出所负责,组建“天水地区反扒协作网”,成员由杭州大厦、杭州百货大楼、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杭州国际大厦等商场的反扒人员组成。


“协作网建立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些干反扒的有了交流。比方说,我看到可能是扒手的人,虽然没在我这里偷,但是他离开后,我就联系这个人可能去的商场里搞反扒的,通报体貌特征,防止在其他商场里偷,这个做法叫‘移交’。如果发生了案子,我们也是马上沟通情况,提供监控录像。另外,派出所也会提供反扒信息。”老蔡很有成就感地说,“因为这个机制,我们破了不少案子。”


“反扒协作网”发挥协同作战的作用,有力打击了在商场间流窜作案的人员,商场失窃案件逐年下降。据统计,2005年和2006年,反扒协作网每年抓获的偷拎扒犯罪分子都有120多人,2007年抓获近140人。曾经是拎包案件高发地区的武林广场周边公交车站,2007年全年发案数大大降低,还不到10起。


即便如此,反扒协作网同样遇到国内其他民间反扒组织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反扒组织更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才能整合资源,使之规范而更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更好地为建设‘平安天水’出力,于是我们想到了建立协会。”反扒协会秘书长、天水派出所副所长韩荣为说。而这个建议马上获得了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反扒协会会员多是商场专职反扒成员,获得基本保障


2007年12月22日,被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登记为社团组织的天水地区反扒协会宣告成立。下城区天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金本银说:“天水地区反扒协会之所以获得民政部门的审核同意,主要是依靠‘企业+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合作模式,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杭州模式”的实质就是整合地区群防群治资源,将警察在“大型商场、旅游区、广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中的安全防范职能有限转移到国家体制之外的“第三部门”或“非营利组织”。简单地说,就是反扒工作由当地政府、公安机关、辖区单位同谋划、同参与、同受益。


作为协会秘书长,天水派出所副所长韩荣为对反扒协会的成立过程记忆犹新:“早在2006年4月,杭州百货大楼、杭州大厦、银泰百货、天水街道办事处和我们派出所就已经开始筹划建立协会了。”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申请成立社会团体,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符合会员数量、活动资金、固定住所、专职工作人员等要求。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反扒协会顺利取得了下城区公安分局的支持,跨过了会员数量、活动资金等“门槛”,拿到同意该协会成立的批复文件。2007年10月31日,天水地区反扒协会被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登记为社团组织。


根据协会的章程,反扒协会是由天水地区从事反扒工作的单位、部门、专家以及有志于反扒工作的个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协会的职责是组织和协调杭州大厦、杭州百货大楼、银泰百货三大商场等的反扒工作以及武林广场周边的街面反扒,收集和发布扒窃信息,表彰有贡献的反扒成员,开展反扒工作经验交流和研讨等。


反扒协会由杭州大厦、杭州百货大楼、银泰百货、天水街道办事处和天水派出所5家单位共同发起筹备成立,5家单位的相关领导分别担任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为保证协会的正常运转,天水街道、杭州百货大楼、杭州大厦、银泰百货各出资2万元,作为成立协会的启动资金和反扒奖励基金;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下城区公安分局虽然按照章程本不必出资,但也从紧张的经费中特批2万元支持协会开展工作。


反扒协会内从事反扒工作的46名会员绝大部分是杭州百货大楼、杭州大厦、银泰百货商场专职反扒成员,剩下的是天水派出所协警中队的队员,分别承担起商场和路面的反扒工作。商场的反扒成员全是商场的正式员工,有劳动合同和各种保险。


作为当地政府的天水街道办事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条文,提供各方面的保障条件,达到“有人做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有地方议事”的工作要求。


按照社会团体属地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反扒协会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后,由公安部门进行督导协调和业务指导,支持帮助协会在管理上落实固定人员、固定单位,开展经常性专业培训,以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保证反扒队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工伤保险等权益。


因此,作为辖区派出所,天水派出所自始至终参与、指导和监督反扒协会的运作。“反扒队员本身是商场保安,反扒是本职工作,本身工作具有合法性,同时在民警的带领下开展反扒工作,是合法的行为。这与一些纯民间志愿反扒组织游离于公安机关的参与和管理之外是有本质区别的。”天水派出所副所长韩荣为说,天水派出所有两名民警专门负责反扒队员管理。


有了合法身份,反扒队员有了底气


“反扒协会给我们这些反扒的人一个合法的身份,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反扒的时候有了保障,有了底气。”老蔡说。


为了提高会员的反扒技能,反扒协会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每月开一次情况通报会进行讲评,反扒人员之间互相交流各自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提高反扒人员的工作技能。协会定期邀请杭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有经验的反扒人员传授反扒经验和技巧。此外,协会还将一些反扒能力强的队员送到交通治安分局组织的培训班学习、参加反扒实践培训。经过培训,反扒队员的业务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然后通过队员之间的传、帮、带,很快提高了反扒队员的整体业务素质和工作效能。


隶属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的会员小宋说:“原先抓扒手就只管抓,抓了扭送派出所,也不会在意最后能不能处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抓捕的过程中很重视‘三证’齐全,就是要两个反扒队员一起抓,一定要找到失主,一定要能找到失物。”


除了反扒业务上的保障,反扒协会还给会员人身安全上的保障。“一旦反扒成员被不法侵害受伤,就是因公负伤,属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协会会长、杭州百货大楼常务副总经理顾灵华说,“协会还为每名反扒成员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做到‘双保险’,绝不能让反扒队员英雄一时,痛苦一世。”


“由于反扒成员素质不一,参与反扒的动机不同,国内一些民间反扒组织出现过一些问题,给民间反扒组织蒙垢,给反扒工作带来重创,教训深刻。但我们反扒协会的反扒成员都是商场的正式员工,受商场、协会、公安机关三重管理,反扒协会也有严格的会员录用规定,可以说,用这些反扒人员我们放心。”作为参与、指导和监督反扒协会的天水派出所副所长韩荣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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