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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助他求学


1922年,舒寿祺出生在杭州一个普通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舒寿祺随学校四处迁移,流亡到江西赣州。为了学习他热爱的英文和航天专业,他计划经韶关前往重庆。


当时赣南专区最高长官是蒋经国,他刚从苏联归来,学来一种亲民作风,每周都会用半天时间接待求助的普通百姓。舒寿祺得知后找到蒋经国,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解决到韶关的汽车。蒋经国问他:“在赣州的大学读书不好吗?”舒寿祺告诉他,自己要学习航空工程,将来从事飞机制造,这个专业只有重庆中央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有。


在蒋经国的帮助下,舒寿祺来到了重庆。


3个月后,舒寿祺考上了重庆大学数理系。看榜时,他发现军事革命委员会外事科也在招考翻译人员,便又去报考。由于成绩优异,舒寿祺被顺利录取了。


飞虎队里做翻译


3个月的训练后,舒寿祺被分到当时飞虎队所在地云南驿区,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所属的战斗机中队当英语翻译,另兼云南驿空军基地主任翻译,军阶空军中尉。


“当时第十四航空队约有1.3万人,飞机约有1500架,司令官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纳德将军。我所在的中队约有100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舒寿祺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译所有与敌机动态相关的情报,并把它们提供给中队指挥官,同时也把美方的要求反馈给中方。尽管工作没有飞行员那么惊险,但没有及时的信息,自己的战友就可能输掉一场战斗,舒寿祺为他的工作颇感自豪。


“早期战斗机出任务时不能互相通无线电,否则会被日本空军发现。飞行员之间、飞行员与基地之间,除非是遭遇敌机请求援助,否则都不能通话。因此,地面人员一般不知道战斗情况,战斗结束后大家就会紧张清点归来飞机的架数,全都回来了才能松一口气。有一次15架飞机飞走,只有13架回来,出事的飞行员恰好是我最好的两个朋友。”舒寿祺心痛地告诉记者。







为邓小平开飞机


抗战胜利后,舒寿祺因其出色的能力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成为一名副驾驶员,他和同事们主要飞到香港的航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航空公司的员工去向纷纭,舒寿祺也彷徨未定。当时他与香港《大公报》社论部主任周太玄关系很好。周太玄曾在法国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同学,也是著名的生物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劝说舒寿祺回到大陆。1949年11月7日,舒寿祺随2000多名飞机师驾驶飞机从香港起义飞回祖国。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党中央到中南海召集各地区政委开会。当时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委,刘伯承为主任。舒寿祺就是把邓小平从北京送回重庆的飞机上的副驾驶。“到达重庆后天气不好,我和同事们滞留在白市驿机场。邓小平安排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了水果。”三天后,舒寿祺和同事又载着刘伯承前往北京,参加后面召开的军事会议。


1952年底,舒寿祺离开了飞机,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中学、中专、大学里担任物理和数学老师。2006年,他还撰写出版了《高中理科双语教学课程》一书。




文革期间,舒寿祺被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批斗,1984年他移居到了香港。舒寿祺爱好登山,自己写了首歌曲《行山是我的生命》:“明媚的星期天早上,我沿着山径往前行……”


金庸是舒寿祺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友,比他高一届。到香港后,二人多有来往。金庸曾为他题了一首词:“踏平香江四条径,行路助学上北京。独登神州五大峰,不减当年飞虎劲。”“四条径”是香港4条很难走的远足山径,全长300公里,舒寿祺经常一个人行走全程。“行路助学上北京”是舒寿祺参加的从香港到北京的步行活动,为大陆的失学儿童募捐2000万港币,舒寿祺是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2003年,舒寿祺以81岁高龄独自一人登上了日本的富士山。去的时候舒寿祺贴身带了一张《敬日本人民书》:“……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中给中国及其邻国、同时也给日本自己带来巨大灾难的历史教训……让我们中日两国永远和平相处,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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