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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邓小平是否出席了遵义会议,是作为什么身份参加的遵义会议?虽然历经的时代并不久远,但似乎又成了一桩悬案。

我们不应该将太多的并不复杂的“历史谜团”留给后人,那样后人们会抱怨和讥笑我们的懒惰与不负责任。况且,遵义会议也不是一般的会议,我们也有责任加以认真的考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持出席说的主要根据有这样几个:一是周恩来总理的口头证实。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二是邓小平自己的口头证实。说是五十年代末邓小平与杨尚昆去遵义会议会址访问时,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在狭窄的走廊上,邓小平同志还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

三是杨尚昆的口头证实。杨尚昆同志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总理这么一讲,我也想起来了,还记得他当时坐的位置。小平同志是以党的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这是肯定的。”

除了以上三位权威的人士证实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之外,其他十七位以代表的身份出席遵义会议的权威人士都没有证实或者没有机会证实邓小平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

其实,要证实这个问题,只要弄清两点就迎刃而解了。一是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资格问题;二是邓小平当时的实际政治职务与地位。

关于第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的会议通知及记录都已经丢失,就只能看实际出席代表的职务与政治地位了。

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的正式“代表”一是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其中六人参加会议,六人未参加会议,他们是:

1、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2、 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

3、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4、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5、 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6、 秦邦宪(中共中央负总责)

(以上六人,是作为正式代表出席遵义会议者)。

7、 王明

8、 项英

9、 张国焘

10、 任弼时

11、 康生

12、 顾作霖

(以上六人五人不在遵义,一人病逝)。

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的正式“代表”二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他们是

1、 关向应

2、 王稼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3、 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4、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5、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

(以上五人出关向应外都出席会议)

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的正式“代表”三是红军大军团军、政主要负责人七人,他们是:

1、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2、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3、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4、杨尚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5、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6、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 任)。

7、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

以上已正式代表资格参加共十七人。此外,还有一人列席会议他是:

1、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

大会的工作人员有两位,他们是:

1、 伍修权(翻译)

2、 邓小平(记录)

这样,遵义会议有正式代表资格的出席者的名单十七人人;列席代表一人;工作人员两人。

这样,以代表的身份与资格参加遵义会议和一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人们的面目,在我们今人面前就清晰起来。如果再将第二个问题,即邓小平当时的实际政治职务与地位搞清楚,邓小平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遵义会议就真相大白了。

按周恩来的回忆,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秘书长。这一至今保留的有限历史资料的记载液相吻合。

那么,中央秘书长在当时的地位有多高呢,他又无资格以代表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呢,那时的中央秘书长又与后来的中央秘书长的地位有何差别呢,这对邓小平是否已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关系很大

关于当时的中央秘书长是何级别,这已经无从查考了。我们只能采取佐证的办法来加以证实。

迄今保留下来的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只剩下了陈云记录手稿,陈云的手稿中没有提及邓小平,可能和没有提及伍修权一样,因为他们一个是会议的记录,一个是会议的翻译,都不是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正式代表。

关于当时的中央秘书长是何级别,这已经无从查考了。我们只能采取佐证的办法来加以证实

邓小平在一九二七年底,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长征途中,再次担任此职——这时,他的前任是邓颖超,因肺病加重,由他接替。也就是,他的前任是邓颖超,他的继任者是刘英(张闻天的妻子)。而这两位女秘书长,在被任命为秘书长前都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因此,当时的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级别是很低下的,根本不可能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央高层在生死关头举行的关键会议——遵义会议。

在写这篇考证文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件文革中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就是林彪是否率领八一南昌起义撤退下来的部队,参加了井冈山朱、毛会师。

如果问林彪参没参加井冈山朱、毛会师,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如果问林彪是否是以八一南昌起义撤退下来的部队的领导者参加的井冈山朱、毛会师,回答就是否定的,因为他不是领导人。

同理,如果问邓小平参加没参加遵义会议,回答也是肯定的;如果问他是否是以大会正式代表的资格和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回答就是否定的,因为他不是代表,只是工作人员——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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