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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人民起义发生在周厉王共和元年(前841年),国都中百工和商人起义,赶走了暴虐的周厉王。严格地说,它仅是一次骚乱,规模,形制和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相去甚远。真正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或曰农民战争,始自陈胜吴广起义(前209年),但,陈胜吴广还是失败了。不是失败于被镇压,被消灭,而是失败于内讧。换句话说,被自己人背后捅刀子,出卖了,暗害了。当然,大泽举义,群雄响应,鱼龙混杂,成分复杂。为王为将者没有识人之明,驭人之术,就很难驾驭如此庞大,而迅速崛起的军队。于是各种派别,各种人物就会为着各自的利益,目的,耍阴谋,弄诡计,明争暗斗就会与起义相始终。建国号张楚的陈胜,在势力迅速扩大,没有思想和组织准备,也没有才干和能力准备的情况下,很快在群雄角逐中被湮没,就是必然的结局。史载:陈王“以吴叔(广)为假王(代行王权,类似钦差大臣),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但吴广的才具不足以担负主要作战方向的军事指挥责任,初战不利,陈王不得已以周文代。结果吴广部将田臧趁隙假陈王令,杀吴广。而做了张楚王的陈胜,在富贵权势面前,很快就腐化了,不复“苟富贵,勿相忘”。先是杀了来探视自己的儿时伙伴,继之用人不专,偏听滥杀,部众离心。不久,周文败于秦悍将鄣邯之手,秦军势如破竹,一路东进,逼近陈留。无将可用的陈胜一路溃逃,终在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所杀。也就从这时起,历朝历代,几乎鲜有农民造反派能够始终如一,精诚团结,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内讧似乎成了规律,始终伴随着他们盛衰兴亡的历程。许多时候,决定着农民战争的胜负,命运和趋向。

楚汉五年帝位之争(前207-前202年),是项羽为首的江淮义军和以刘邦为首的山东苏北义军的内讧。因为以暴力持勇斗狠,在消灭共同的敌人——秦王朝之后,涉及到权利的重新分配,很多时候,农民造反者们不是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协商,寻找一条合理的解决争端,共同建国的道路。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以权势夺取江山社稷,崇尚暴力,就是一切农民造反者的选择和基本行为准则。对外如此,对内如此,上行下效,动辄以实力,阴谋说话,内讧便成了权利之争的必然规律。

刘邦立国以后,铲除异姓诸王的行为,其实质也是一种内讧。新王权以嫡系为基础,向对王权构成威胁的非嫡系势力的宣战和清洗,就是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代枭雄最后陨落的真正原因。

王莽新朝天凤四年(公元17年),王匡,王凤率饥民啸聚于湖北绿林山(今大洪山),与莽军对垒。地皇三年(22年)绿林疫病流行,义军只好退出根据地,分师西进(下江兵),北上(新市兵)。响应义军者云集,新市兵得获平林兵,舂陵兵(刘寅,刘秀兄弟为首),会合振兴后的王常下江兵,于宛城以南大破王莽军,于是联军议定立刘姓子弟为王,建立政权。刘寅不为下江,新市,平林诸将所取,出身平林的刘玄被立为帝,是为更始帝。为避免因争执引起动乱的后患,义军杀刘寅,埋下了刘秀以后出走,另立山头,寻仇的隐患。经过昆阳大战(刘秀以少胜多,大破王莽军精锐的典型战例),攻克长安的战斗,更始政权由洛阳移之长安。前一年,在山东起事,军纪严明,迅速壮大的樊崇赤眉军已经荡涤尽山东王莽政权,头领们被招致洛阳接受更始帝分封。但刘玄没有荫及樊崇部下,使他们即无地盘,也无名分可以安身。于是,樊崇等逃出洛阳,纠集部众,转而与绿林开战。两大义军正式内讧。此时,借口经略河北,脱离更始政权的刘秀,在河北所向披靡之后,坐山观虎斗,等待绿林,赤眉两虎相斗,两败俱伤,好从中渔利。

更始二年(24年),樊崇攻绿林,翌年初,败绿林军,更立刘盆子为帝,自为大司马。刘秀军趁势夹击绿林军,败王匡新市兵,成丹下江兵,势力大增。九月,赤眉攻入长安,刘玄投降,绿林军溃散。但经绿林兵骚扰洗劫之后,关中人并不欢迎山东农民造反派,于是深沟高垒,与赤眉对抗。二十万大军无以为食,西走泾源,天水,劫掠汉帝陵寝,终因三军乏食,士卒思乡,不得已退出关中东归,遭遇刘秀军截击,败北溃散。轰轰烈烈的汉末农民起义,就因一再的内讧,最后使中原之鹿,死于后起之秀,富于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士族子弟刘秀之手。此所谓,鷸蚌相争,渔翁得利。

唐末农民起义, 并非败于李唐王朝和沙鸵雇佣军,而是义军自身的动摇和内部的叛卖,其实质也是内讧。黄巢作为落第举子,自己性行不专,叛属无常,其实为部下树立了极怀的榜样。缺乏信义,没有忠诚度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乾符五年(878年)二月,冲天大将军黄巢自亳州进发,连克沂州,蒲州后,屡败于唐军。遂向唐天平节度使乞降,得为右卫将军。元气恢复后,于乾符六年南进攻克福州后遇挫,又向唐朝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乞降,牟取天平节度使(位在中原,今滑县到开封一带),或广州节度使之职。未果复叛。北上东进,欲从信州沿江淮西取长安,被唐淮南节度使高骈所阻,受挫。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又致书高骈,乞降求节度使之职。未几,唐军撤退后又叛。所以,他胸无大志,鼠目寸光,自是部下离心,稍有风吹草动,则会自谋出路,内讧不已。

是年十二月,黄巢军入长安,称帝建国。因为长期流窜作战,他并无巩固的根据地和相应的地盘,很快为唐僖宗号召的勤王兵四面包围。又错误地以心腹将领朱温(降唐赐名全忠,后代唐自立,为五代之首,后梁的君主)据守关中扼黄河天险的同州,朱温攻取河中不果,为唐河东节度使王重荣所败,转而投降王重荣,为其前锋,义军等于自断左臂。这时,唐王朝雇佣的沙佗李克用部自合阳渡河西进长安,黄巢根基动摇,连战皆败,不得已率众退出关中,部下自视为股肱的大将尚让以下,至八个亲兄弟相继降唐。黄巢最后只能败死于泰山虎狼谷。

明末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仅仅49天就屁滚尿流,仓皇退出北京,一溃千里。说穿了也是变由内讧,而不是吴三桂的献出山海关,引狼入室。假若李自成能听取李岩建议,勒兵郊外,招抚明朝百官,安定民心,恢复秩序。派刘宗敏率精卒代吴三桂镇守山海关。而不是大军进城,骚扰百姓,搜掠百官富商,搜刮钱财,封官拜爵,得意忘形。甚至纵容刘宗敏拷掠吴襄(三桂父),劫夺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迫使已投诚的吴三桂改弦更张。大顺政权的命运将会是另一番气象。但是,这样一个虽不是李自成心腹,但在李自成大军进入河南,对于李自成事业有大功的远见卓识者(一劝李自成除暴安良,招贤纳士,收拾民心。二代李自成宣传教育大众,开展舆论战[“闯王来了不纳粮”歌的传播者“见《北略》二十三卷]。三劝李自成整顿军纪,秋毫无犯,惩治贪官污吏,安抚百姓。四,身体力行,仗义疏财,以家财拯济灾民,为河南民心所向,以至河南百姓是奔着李岩去投奔李自成的)。因为深谋远虑,因为不贪财势,特行卓立,遂为贪腐的新贵牛金星等嫉恨,招致了灭门之祸,也促成了李自成的彻底败亡。

史载:“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 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考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1644年4月25日大军退出北京,再败于真定,三败于定州),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招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人下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者(当时迷信预言的谶语,‘十八子’李姓公子也,当得天下。这就是李自成猜忌李岩,必欲杀之的原因)?”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群贼解体”(《明史〈李自成传〉》)。李岩之死,决定了李自成大军最后的命运。因为河南民众奔着李岩向往义军。牛金星(宰相,文臣之首),宋献策(军师),顾君恩(进军北京路线的决策者),甚至刘宗敏(权高位尊,武将之首),都源于李岩而投奔李自成。所以,李岩死,宋献策出走,刘宗敏留居河南,郝摇旗离队,大军一哄而散。

杀害李岩这样杰出的人物,其实质是义军内部,两种思想文化和体制的内讧。原始造反派和极端利己者,以暴力剥夺了远见派的发言权,封杀了他们正确建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掘就了坟墓。

由此可见,农民造反派所依仗的不是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是自身必须具备的远见卓识,谋略雄才和事业必需的物质财富,以及创造这些财富的科学技术,而是暴力。因为崇尚暴力,一切以暴力孰胜为取舍,所以,对内对外,涉及权利之争,思想观点分歧,往往也侧重以暴力来最终解决问题。流血的内讧便成了造反由胜到衰,最终失败和变质的必然规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用这个观点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国共分裂,以及现代史上的党同伐异的肃反扩大化和文革时期的毛刘司令部之争,也并无不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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