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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日早餐前,萧乾在轮船上听到了无线电播出的英法相继对德宣战的消息。一开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就疏散到剑桥基督学院去了。中文系有四人。于道泉教古汉语,萧乾教现代汉语。他喜欢带点农村气息的城市,欣赏剑河两岸那疏林小丘,一到剑桥,就有宾至如归之感。1941年12月7日早晨(当地时间),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从此,中国成了英国的



盟邦。在这之前不久,丘吉尔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竟悍然封锁中国人民用血汗筑成的滇缅路。由于萧乾采访过祖国那条生命之路,曾应邀到英国几座城市去做过关于滇缅路的演讲,还参加过一次英国共产党组织的人民大会,旨在要求开辟第二战场。正因为如此,一个便衣警察曾上门盘讯了他个把钟头。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文系忙起来了。公谊会把四十位英国青年组成一支救护队,他们志愿到中国抗战前线来从事医疗工作。该队要求东方学院为队员举办一个短期训练班,在三四个月内教会他们日常华语,以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知识。东方学院指定萧乾和西门讲师(从德国逃来的犹太人)负责此事。训练班设在伯明翰郊区卡德伯利公司的一座仓库里。1946年萧乾回国后,住在上海江湾,公谊会的总部刚好也设在那里。这时才知道,那四十个志愿者有牺牲的,有终身染上疾病的,如西德尼·贝利。1984年和1986年,萧乾两度重访英伦,我也陪同前往,在贝利家小住。他已成了国际和平专家。由于当年在我国云南染上疟疾,留下后遗症,不良于行,只能架着拐勉强移步。


公谊会也叫朋友会,原名“贵格会”,是英国人乔治·福克斯在十七世纪创立的。它在伦敦组织了一个东西方外交官联谊会。贝利作为主持人,还邀萧乾去那里畅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变化。贝利和萧乾先后于二十世纪末尾谢世,他的遗孀和我至今鱼雁往返。


在公谊会成员中,萧乾跟社会改革家玛杰莉·佛莱最熟稔。1840年前后,她的曾曾祖父在议会辩论中声色俱厉地反对过“对中国的不义之战”。他曾慷慨激昂地质问:“为什么要把鸦片这种毒品贩到中国去?中国拒绝,为什么就悍然动武?”


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萧乾:心债四萧乾的指路明灯(1940—1949)萧乾抵英后不久,就跟援华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他们的主要演讲者。该会是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团体,成立于三十年代末。除了玛杰莉·佛莱,主要负责人尚有“左翼读书会”会长维克多·高兰兹、《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主编金斯莱·马丁、工党理论家拉斯基、英共机关报《每日工人》外交记者阿瑟·克莱戈以及众多知名人士。专门研究太平洋问题的政治家多萝西·伍德曼主持经常工作。援华会多次为我国运去药品和医疗器材。后期,该会又声援工业合作运动。1985年,萧乾把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他们发行的一张股票送给了北京的工合总署。


在1944年重操记者旧业之前,萧乾曾应多萝西·伍德曼的嘱咐就战时中国做了几十次演讲。除了伦敦,他还在英伦三岛内地到处转悠,威尔士矿区啦 ,苏格兰草原啦。从而认识了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借此在英国各阶层结交了不少朋友。他所接触的英国人,非但年龄、职业、身份、居住地区各不相同,而且还有不少令人感动或啼笑皆非的情景。要是换了巴金,准会不失时机地把这些第一手资料写成文章,寄回浴血抗战的祖国,先发表在报纸上,随后集结成书。可惜萧乾奉行的是“懒人哲学”。他把三十年代的友人书信、创作札记、日记,从祖国带到英国。1946年,返沪时又将这些连同旅英七载期间的函件、笔记统统运了回来。他打算进入老境再也跑不动时,再根据三四十年代的这两批珍贵资料著书立说。倘若萧乾有老舍、巴金那么勤奋,完全可以趁热打铁,利用手头的资料多写几本书。改革开放后,他一边不停地写,一边为创作泉源干涸而长吁短叹。幸而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在1990年8月上门约我们二人合译杰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开山之作《尤利西斯》。他这才得以跻于十六位翻译名家之列。是按出生年月和从事译学活动的先后排列的。排在他前面的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林语堂、徐志摩、茅盾、梁实秋、钱歌川、张谷若、巴金、傅雷,他后面还有戈宝权、王佐良和许渊冲。如今,除了百岁老人巴金和八十三岁的许渊冲,其他十四人均已作古。萧乾榜上有名,这叫无心插柳柳成阴。创作方面壮志未酬,译作硕果累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1941年5月9日,英国笔会在伦敦康伟厅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举行追悼会。当时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和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在会上发表了演讲。那天萧乾也应邀出席,并代表中国讲了话。同时坐在台上的金斯莱·马丁晓得萧乾喜欢福斯特的小说,就介绍他们认识了。1949年8月底,萧乾离开香港奔赴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平前,曾给包括福斯特在内的海外友人一一写信,告诉他们,今后再也不能跟他们通信了。福斯特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全部焚毁于“文革”。幸而萧乾曾把1941年至1943年福斯特写给他的四十六封信逐封打下来,交



给了福斯特。每封信后,他还加了注,装订成册,起名《友情公报》。原件至今保存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图书馆里,供研究者参阅。


弥足珍贵的原信已荡然无存,这份《友情公报》成了福斯特与萧乾之间的忘年交(福斯特长萧乾二十九岁)惟一的见证。


1942年,萧乾经福斯特和阿瑟·魏礼推荐进了王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大弟子乔治·瑞兰兹。在瑞兰兹的指引下,萧乾主要探索了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维吉妮亚·吴尔夫和爱·摩·福斯特的作品。不出一年他已写好了三篇小论文,串起来就能完成硕士论文。倘非那场“婚外恋”害得他于1943年夏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部昼夜不停地疼,他原可以提前一年拿到硕士学位。此病导致他休学半年。最后,经朋友介绍,他躲到北威尔士西北角的波特美朗半岛,住进山脚下一个牧羊人的茅屋里养病。一条黑白花的牧羊犬每天陪着他在铺满蓝色石南花的山谷里漫步。病情逐渐缓解,终于康复。


1943年底,萧乾正撰写硕士论文时,《大公报》的老板胡霖作为重庆派来的友好访英团的成员到剑桥来访问。在他的劝说下,萧乾于1944年6月离开恬静的剑桥,到伦敦去重操记者旧业。萧乾在舰队街《曼彻斯特卫报》租了一套五间的办事处,物色了五位助手,由高尔太太总管。他们分头负责打字、剪报和经营广告。办事处的主要责任是向重庆拍发电报,邮寄通讯。每天上午,萧乾出去采访。下午四点左右,他向高尔太太口授,她速记,拍发电报。


为了取得战地记者的资格,萧乾先向英国新闻部(MOI)写一份申请,并附上重庆《大公报》的证明书。自从他于1939年抵英,一直兼任驻英记者,MOI审阅过他大量的通讯,所以旋即领到了证件。照通知,他被指定随美军第七军开往前方。1945年3月,“西线由法德至荷德边境的联军齐向东攻的时际,” 萧乾随着“巴区将军第七军浩浩荡荡的运输队,挤在箱箱炸药车车浮桥木料丛中,由东法越过萨尔河,经汉堡,凯撒劳顿,直向莱茵河扑进”。


萧乾把1935年至1947年的旅行通讯(都曾刊登在津、沪、港、渝的《大公报》上)收在《人生采访》一书中。为了纪念二战胜利五十周年,又于1995年从《人生采访》中选出二十一篇文章,再加上进入新时期后所写的十三篇,交由北京三联书店于当年5月出版,书名叫《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评议道:“萧乾的文学第一步,以真诚走入京派。而在其第二步、第三步,又以同样的真诚走出了京派。这充分表明了萧乾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艺术探索精神和创新才华的作家之列。……他任职于《大公报》报社,……在通讯特写这一点上的开拓之功高于小说,此为以往的新文学史所忽略。萧乾将撰写这类文章的目标定位在‘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人生采访·前记》)。较之小说,他这类文章的现实性更强,极富有战斗性色彩,也写得更加得心应手。……随着盟军的西欧战场的开辟,萧乾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跟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特写《进军莱茵》,讲述他这段随军挺进莱茵的神奇经历。1945年3月,萧乾到美国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同年7月,他风尘仆仆赶到纽伦堡,采访对纳粹战犯的审判。通过这次的行程,萧乾踏访了德国南部的一些地方,如慕尼黑的古今遗迹、达豪集中营、巴伐利亚的美法占领区。撰写出长篇特写《南德的暮秋》。受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斯诺的启示,萧乾的战地特写往往能够在战火硝烟中敏慧地看取民族深层的生命跃动,因而这类文字被史学家誉为‘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


萧乾是在沈从文的影响下于1930年“以真诚走入京派”的。三年后,他结识了巴金。“我佩服沈从文的学问文章,在文学道路上也得到过他的指引提携。巴金对我的感染则在更广泛的方面。他那悲天悯人的情操,他那不凭词藻而用心灵直接同读者对话的胸怀,不断地激励着我,感染着我。五十五年了,巴金对我始终如一位爱护弟弟的兄长。我落难时,他从没觉得受了我什么牵累。他对我的友谊是恒温的。”





如果萧乾继续沉浸在“美的河流”里,是绝不可能日后为了宣传中国抗日战争而遍走战时英国内地,作为随军记者驰骋德国前线,采访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以及纽伦堡的战犯审判,访问德国战败后盟军在占领区所设军政府的。他发回来的战地通讯,立即刊载于《大公报》,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浴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祖国军民。


我相信,朱镕基总理在萧乾九十寿辰(1999年1月27日)前夕致他的贺信中“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受益匪浅”这句话,指的也是那些战地通讯。朱镕基于1951年考入清华,而那些通讯写于1939至1948年之间。


1993年10月12日,萧乾在家里招待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外语学院金陵院长与资深翻译家黄文范,晤谈甚欢。他去世后,黄寄来了二文,我把它们收在萧乾纪念文集《微笑着离去》里。黄文范在《访萧乾》一文中提到,萧乾对着黄文范所赠的厚厚五大册《恩尼派尔全集》中译本,说:“我得把它们送到现代文学馆去存放。”这话说得缺乏技巧,其实只有好书,有保存价值的书,我们才送给文学馆。另一篇是《恩尼派尔与萧乾》,其中把美国记者恩尼派尔与萧乾相提并论。


“恩尼派尔在美军巴顿将军的第三军团,从诺曼底登陆向东挺进;而萧乾则随了柏奇将军的第七军团(他的报道中用当时对Army的译法,而译为‘第七军’),自法国南部登陆向北进。他们两人互不相识,但他们发出的战地报道脍炙人口,在东方与西方备受欢迎。


“普通人都以为,新闻报道只有一天的风光,翌日便会抛进历史的故纸堆里。但历史上,却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新闻报道,由于观察敏锐,文笔生动,具有文学杰作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纯以这种神来之笔持之以恒,作长期多篇的持续报道,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能在半世纪以后,还为人所津津乐道,从而结集出书,久销不衰的记者,放眼世界,就只有恩尼派尔与萧乾两人了。”


自1933年起,巴金那种“把创作根植于社会现实生活,忠于人生、忠于社会、忠于时代的创作态度深深地影响了萧乾。”


巴金是萧乾的指路明灯。


旅英七载,萧乾先后交过两个英国女友,她们等不及他办理离婚手续之日,另外遇到意中人,结婚了。1945年初他得悉“小叶子”和雪妮已各有所归,这才与中英混血儿谢格温订婚。二十世纪初,上海的谢家公子自费到英国留学,带回一个洋太太,那就是格温的母亲。这个英国女子生下一男一女后,打离婚回英国,一对子女跟她过,然而由丈夫抚养到大学毕业。格温心目中的上海,是花园洋房汽车女仆的林语堂小说中的乐园,而她面临的是被日本的十五年侵略战争(这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说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老百姓一天也没安宁过)弄得民不聊生的上海。为了让洋太太(这是萧乾自己用的词,他最后一次在北京医院养病期间,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嫌不好听,想让他换个说法,他还是坚持这么叫)有个可心的住房,他只好兼职,到复旦大学教新闻和英国文学。《大公报》方面则不用坐班,负责编国际社评。他介绍洪深为《大公报》编《戏剧周刊》,占一整版。周刊为田汉出了期“祝寿专号”。原定每期排新五号字,由于祝寿词来得少,那一期全排了四号字。《大公报》老板为此质问萧乾这个介绍者,从而萧乾对五十岁祝寿起了反感。靳以告诉萧乾郭老、茅公这个称呼的事。刚好1947年5月,社评委员会要萧乾配合文艺节,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他就在《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这个题目下写道:“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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