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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提到我的父亲周训典,心中总有一种无限的思念和隐隐作痛的感觉。父亲是那样的慈祥、亲切,对我们是那样的关爱。小时候我曾想,我长大后爸爸、妈妈老了,我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可这种愿望被那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1970年5月2日,父亲被迫害致死,妈妈在1971年9月19日患癌症离我们而去。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一下子失去了双亲,失去了生养我们的父母。当时只有我在运动队当运动员,每月有很少的体育津贴,哥哥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因有病,没有上山下乡,也没有工作,大妹1967年响应号召插队在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扎兰屯乡,小妹年仅16岁。这个家没有了经济收入,还要受到人们的歧视(当时父亲被诬蔑为“畏罪自杀”),这种变故对我们4个孤儿来讲真可谓灭顶之灾,太悲惨了!每当回顾那段往事时真是揪心的伤痛。

在我们兄妹4人中,爸爸是最喜欢我的,我和父亲的感情也最深。从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就生活在集体的环境中,爸爸参加解放军时我刚出生,从我家里的相片中了解到,我家先后到过北京、兰州、西安,最后搬到天津。1953年因爸妈工作调到西安,我家住在西安空军司令部大院里,我和哥哥还有大妹都在西安空军幼儿园过集体生活,幼儿园每两周放假一次,当时部队是供给制,幼儿园的小朋友吃、穿、用都是统一的。幼儿园条件非常好,大班、中班、小班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生活区,各生活区都配有独立卧室、洗漱室、活动室、室外活动操场。老师经常领着班里的小朋友到幼儿园外飞机场周围旷野去玩,我们采摘各种各样的野花。每年“八一”建军节,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参加空军司令部举行庆“八一”文艺演出。我们的节目还得过奖,记得是毛主席题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2开大小的白石膏奖牌和一条漂亮的手帕。这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第一次奖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很深的记忆。夏天,爸爸有机会就带我和哥哥在我们住的空军司令部大院的游泳池游泳,我还很小爸爸就驮着我游,哥哥也是在那时学会了游泳,我从那时喜欢上了游泳。每逢周末或过节,空军司令部大院经常举办舞会,大人们在跳舞,我们小孩就在里面跑,有时爸爸、妈妈或叔叔也拉着我的手教我跳。1956年8月底,我人西安“八一”小学,爸爸妈妈给我买了儿童用的小毛巾、小兔子形状的香皂,送我上学,哥哥已在这所学校读三年级了。学校全部是部队子弟,也是住校,同班的同学好多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我很兴奋,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刚开学不久,我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爸爸把我送进空军医院儿科,我被隔离自己住单间,妈妈那时已转业到西安第一中学当老师,爸爸妈妈只要有空就来医院看我,每次来都带很多各种各样的糖。那次患病我知道了,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患这种病要多吃糖少吃油腻的东西,治愈后有终身免疫功能。一个多月后我痊愈,是爸爸来医院接我。从医院出来带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和爸爸的合影,这张珍贵的相片在爸爸离开我们后就放在我的钱夹中,至今一直伴随着我。回到学校汉语拼音已教过,我是自己一点一点自学会的。每周六哥哥带我步行回家,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车钱我们存着。哥哥小时候很顽皮,在我们经过的地方,有部队的仓库,哥哥总带

我去找一些废弃的东西,发现喜欢的东西就挖坑埋上并留下记号,再回家时挖出来就带回家玩。有一次,我们把没用过的账本挖出来已被湿土全腐蚀坏了。放暑假时哥哥带我去幼儿园接大妹,要穿过一片菜地,我们经常摘长熟的西红柿吃,哥哥把省下的车钱给我们买零食和喜欢的小玩艺……童年对我来讲真是金色的童年。

那时我家条件很好,但爸爸妈妈并不娇惯我们,爸爸妈妈在当时工资收入是较高的,可我家的生活非常简朴。1958年我家从西安搬到天津时,全家的家具只有两只樟木箱和一台盛佳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从妈妈和爸爸结婚起就一直伴随着妈妈。供给制取消后,很多衣服是妈妈自己给我们做。妈妈把结婚时的旗袍全给我们3个女儿改成漂亮的裙子,好几张全家合影中都有我们穿着妈妈做的裙子。家里平时很少买肉,基本以素菜为主,因此我们兄妹都不大爱吃肉食,哥哥到现在一直基本吃素。回想一下说是一种习惯,主要是妈妈一直十分节省,已经不习惯食用经常不吃的东西了。那时我就知道,爸爸的收入有一部分用于帮助亲友。爸爸家兄妹多,条件都不是很好,爷爷奶奶的生活费都有爸爸负担,爸爸还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南方亲戚朋友。1963年有一次爸爸回家时和妈妈商量,单位的一位同志家里很困难向我借些钱,我想就送给他不让他还了,妈妈说就按你的意见办吧!爸爸的心地非常善良,总是在无私地帮助别人,记得爸爸带我上街市只要见到乞讨的人,总会给他们一些钱。这些小事也一直感染着我——做人要心地善良,尽力去帮助别人。

1958年我家刚搬到天津,用的全是公家的家具。那时我9岁,一次我就坐在椅子上手扶在床梆来回摇着玩,爸爸见到后就批评我说,不能这样坐椅子,容易把椅子晃散,这是公家财产,要爱护。有时我们把门关得重了,爸爸也经常教育我们要爱护公物。我从很小就受到爸爸的熏陶和教育,要做对社会讲公德和有责任心的人。

60年代初期,我国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上前苏联上层对我国停止经济援助,天灾人祸使国家处于非常困难时期,物资短缺,食品和生活用品大都是凭票证按人定量供应。我们4个孩子正处于长身体的时期,妈妈除了忙上班,还要调剂好我们的生活,教我用麸子和面蒸发糕。爸爸在天津张贵庄机场高级航校从事飞行教学工作,每周回家一次,他把飞行灶周日退伙的钱改成领取食物,经常周末带回冻蛋、食油、白面等,回家后总是想尽办法给我们改善伙食。那时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深,爸爸托沈兆南(老战友也是我和哥哥的干爸)买几斤纯毛线,让我锻炼着给奶奶织毛外套。我干爸当时在内蒙古民航局工作,爸爸先汇去钱,干爸买好后写了一封信,并把不多的余款寄回来,爸爸带我去取款,我很不理解地问爸爸:你们是这么要好的朋友,干嘛还算的那么清?爸爸对我说:“朋友再好、兄弟再亲,处起事来要清楚,一是一、二是二,托办的事就一定有一个清楚交代,我们都不在乎多少钱,只是做人的诚信。以后你长大了与任何人交往,也要这样去做。”从那以后在我的心灵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学会与人相处要做到诚信相待,这件事影响着我一生,做人要清清楚楚对待每一件事。1958年搬到天津,我先在河北区博爱道小学上三年级,1959年春我家搬到了民航局位于和平区的民航宿舍河北南路448号。我和哥哥、大妹也转到长沙路小学上学,小妹在民航幼儿园住托。天津第二游泳池少年游泳业校到长沙路小学招生,小时候我和哥哥跟爸爸在西安游过泳,很喜欢就报名参加了,后来我们兄妹4人都进入游泳业校,1962年夏天在我住进游泳业校高级班前,有近4年时间是我这一生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爸爸在飞机场住,每周回家一次,平时是妈妈带我们生活。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坚强的母亲。妈妈非常敬业,在夜大当老师时白天备课,晚上给学生上课,总要10点左右才回家,夏日的白天光照时间长,马路上的人也多,不显得很晚。但到了冬天,我和妹妹不放心,妈妈不到家我们就不睡觉,经常在家门口等妈妈回来。妈妈调到天津二十四中学后,白天上班,晚上给学生批改作业总是到很晚,灯光下妈妈工作的形象还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那时就有意培养我们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做家务。哥哥喜欢无线电、绘画、做木匠活,我除了上学和游泳训练外,还学着妈妈用缝纫机做衣服,制做一些小工艺品,爸爸妈妈总是很支持。妈妈很节省,我和哥哥总是等爸爸回家时找爸爸要钱,去买原材料,后来爸爸和妈妈商量每月固定给我们零用钱,锻炼我们会节省办自己喜欢的事,培养我们动手的能力。爸爸、妈妈非常热爱生活,妈妈最喜欢看电影,记得那段时间几乎每周六晚上带我们全家看电影,曙光电影院、小白楼的音乐厅电影院、大光电影院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妈妈的衣服总是穿得非常干净得体,把我们打扮得也总是整洁漂亮。爸爸回来的时候我们全家经常到公园去玩,妈妈的很多夏天照的相片都是穿裙子照的。每年我家都照一张全家合影。少年的我充满了幸福。

我上初中后,爸爸已调到四川十四航校,我经常和爸爸通信,汇报我的学习、训练、生活和家里的一些情况,每封信爸爸都非常及时并认真地给我写回信,开头总是写亲爱的亚平:你某月某日来信收到了……一般先点评一些我信中的情况,有错别字给我纠正,然后鼓励我各方面要努力,政治上要要求上进。1965年12月河北游泳队调我入队,当时我考上的是天津最好的高中,在选择是继续上学还是从事游泳运动时写信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把选择权交给了我,在信中说,亚平你已经长大了,选择什么职业是你自己的权利,我希望你能多读一些书,多掌握知识,以后有本领多为国家作贡献,但现在国家选择了你,证明你有这方面的能力,从事什么行业你自己决定,但有一条要记住:无论选择什么,都要义无反顾地努力去做好。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下,我读书时、从事运动员时、后来留在运动队改行做财会工作时,爸爸的教育一直鞭策着我、爸爸的为人处事一直影响着我,爸爸、妈妈对工作的执著影响着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有事业心的人,自强自立的人。

1969年,爸爸受审查时给我写的信中,告诉我,爸爸是清白的!从没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搞清楚。同时每封信告诉我要刻苦训练,要多关心妈妈,有空常给妈妈写信。我在申请入团的过程中,多次询问过爸爸,家庭出身到底算什么?爸爸参加解放军前的情况?爸爸认真地告诉:1939年在家乡宁波上中学时,亲眼见到日本鬼子轰炸,在宁波将要沦陷前,报考了航空学校,为的是抗日。在航校经过层层筛选,派到美国进行飞行培训,1943年毕业后担任了驱逐机飞行员。在和日本鬼子空战中两次被敌炮火击中跳伞并负伤,都是被游击队员和当地老百姓救护后保住了性命。抗日战争胜利后改飞运输机,爸爸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把矛头对向解放军,十分不满,极度消极。1949年初蒋介石逃离大陆跑到台湾时,爸爸找借口回家照顾就要生我的妈妈,实际是在上海隐居下来,在上海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后来我知道了,爸爸1949年8月和沈兆南、葛起吾一起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成为我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他们都是宁波同乡,都曾被派到美国进行飞行培训,是要好的朋友。参军后他们被分别安排在不同飞行大队。爸爸在那时为中央领导驾过专机,执行过多次难度很大的飞行任务,并荣立过三次功。1957年后从部队转到天津从事飞行教学工作,后转迁十四航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飞行员。“文革”中爸爸被迫害致死,四川十四航校来人对我妈妈说父亲是“畏罪自杀”,我就从来不相信爸爸会“自杀”,他是那么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热爱我们的妈妈和自己的孩子,那么热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所有的亲朋好友,那么热爱自己的飞行事业……

爸爸一直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都在追求光明,追求进步,他为人真诚,乐于助人。爸爸来信曾写过“我不会自杀”。据说爸爸是1970年5月2日下午4点多出的事?可十四航校通知我妈妈已是1970年6月下旬,时隔一个半月之久,父亲被害时的所有真实语气全部没有保留。爸爸是在隔离审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离开人世,为什么不及时通知家属?为什么不保留现场?这种在当时都不可理解的处理方式,这种草菅人命的恶行,哪里还有法制?在隔离期间搞逼供信,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给父亲扣上莫须有的“背叛党、背叛人民畏罪自杀”的罪名。在抗日战争中父亲没有被日本鬼子打死,在人民空军执行艰巨任务,多少次面临机毁人亡的危险他都转危为安。但父亲没有逃过这场“文革”的灾难。父亲的离去,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悲痛!

2004年2月2 7日,宁波《鄞州日报》刊登了题为《周训典:出自宁波的抗日空军英雄》。当宁波的堂哥打电话告诉我时,我的泪水顿时流了下来,我心中默默地说:爸爸,你可以瞑目了!历史终于还天下一个大白。我作为你的女儿,为你这样的父亲感到光荣和自豪。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父亲和蔼可亲的英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2005年3月22日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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