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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鲁迅在教育部做过十几年小官,他对当时官场的陋习和腐败有具体、深刻的体察和揭示,并把那时通行的一些为官之道称之为“高等做官学”。今天读来,仍耐人寻味。


鲁迅指出,许多人热衷于做官,并非要为社会做事,而是意在弄权、谋利。他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为什么?因为在“官本位”的制度下,做官是出人头地的惟一途径。官位越高,掌握的权力越大,可做的事就越多,可捞的名利也越多。至于那些不做事只做官的贪官们,以种种名目刮地皮的机会自然也就更多了。


做官而不做事,如何显其政绩?诀窍在于会“做戏”,装样子。鲁迅说,他在教育部“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才获得了一个见识:“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而不是来办教育的。既然如此,那魂灵也就专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这类“长”们做事没本事,“做戏 ”的水平却是蛮高的。鲁迅举过许多例子,比如,国民党当局一面随便抓人、杀人,一面却造几个“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中国的文明;有的报社招聘编辑,因后门荐条太多,无法应付,便实行考试办法,其实早已内定好了,貌似公平竞争的考试成了掩人耳目的戏法,等等。


“做官”的又一诀窍是敷衍与推诿,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单纯把“看条陈”当工作。鲁迅说他目睹的许多总长中,有几位是颇喜欢部属上条陈的。但条陈上去以后,却全如石沉大海。是这些条陈一无可取么?不,只因为“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这是他“做官”之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你希望这些老爷们看了条陈后会去认真解决什么问题,那只能说明你自己糊涂,不懂得为官之道。


鲁迅曾以“大内档案”的处理为例,说明这种“高等做官学”的运用之妙。所谓“大内档案”,就是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的诏令、奏章等历史资料,在库里已放置了三百多年。当时,历史博物馆有位处长担心失火,便找教育部商议处理办法。专管这类事的社会教育司司长是个深知官场“掌故”的人,他认为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即如这类档案,任其霉掉、蛀掉,甚至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若让人去“办”,就可能引来种种谣言、谗谤,所以“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鲁迅把这种“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做官术称为“高等做官学”,“高”就“ 高”在官们既可以安享做官的一切好处,却不必认真做事,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官场上通行这类“做官学”时,社会的衰败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值得深思的是,鲁迅几十年前所批判的“做官学”,至今仍未绝迹。那种以官权谋私利的现象,那种“做戏”、造假,以种种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瞒上欺下的现象,那种敷衍、推诿和把单纯看文件当工作等等官僚主义现象,不是还时有所见么?


官僚主义是“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和体制的产物。这种观念和体制不破除,官僚主义也就绝不会自行消失。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官僚机构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而官僚们则把“国家的目的变成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现在有些号称“人民公仆”的干部,实际上也是“ 把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个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所谓“公仆”也变成了新“官僚”。许多人热衷于跑官、要官、买官,那么用心钻研“做官学” 和营建官场关系网,其症结即在于此。而这样的新“官僚”多了,怎能不滋生出种种官僚主义来?要有效克服官僚主义,惟有从改革“官本位”的体制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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