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刘备托孤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章武三年,刘备在永安去世,临终时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其托孤之言载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其时,“先主于永安病 ,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在提及此事时,多称赞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相知之深,更有少许学者认为这是刘备对诸葛亮的“猜疑之语”、“试探之语”、“警告之语”。

其实,刘备托孤,在我看来很大原因是为了授予诸葛亮遗命以制敌。

按常理推断,这里所指的敌人当然应该是江东孙吴政权。在表面上来说,这当然是很合理的推测,但若是细查史料,便可知由于当时江东山越起义,并无余力攻蜀。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竟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由此可见,因为魏军压境,濡须、广陵、江陵等各处战斗如火似荼,已使吴军穷于应付,这样,吴军攻蜀的可能性也就减少到了最小。

而且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刘备……书与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载:“冬十月……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生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极命。由以上记载可以知道,在夷陵战后的当年冬天,吴蜀之间已有使者来往,两国关系也大为缓和。所以若要说欲制衡之“敌”是江东孙权的话是不合情理的。

既然欲制之敌并非孙吴,那又在何方呢?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刘备借受到刘璋之邀而于蜀中举兵以袭刘璋之时,兵力十分单薄,如《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所载,刘备之军“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后来庞统战死后,虽得诸葛亮从荆州率众来援,但军力仍然非常有限。

而刘璋虽然军力较强,但由于其能力不足,性格懦弱,缺乏内聚力,因此不能与刘备抗衡。其仗以起家的东州军也在历时一年多的战斗中相继溃败,其主要将领不是一一战死,就是陆续向刘备投降。

在投降刘备的原刘璋将领中有跟随刘璋先入川的东州士,有由荆州、中原等地流入的外来的士人,还有蜀中的豪族大姓,在刘璋当政时,他们聚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支持刘璋的强大力量。

刘璋邀请到刘备率军入蜀,在两者之间就自然形成了“客主”之势。《三国志.蜀书.黄权传》记载,黄权劝谏刘璋勿迎刘备入蜀时,“曰:‘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首先提出了客主之分。《三国志.蜀中.法正传》所载,法正在给刘璋的信中,也劝刘璋勿以“客主之势”自恃。这里所提到的“客主之势”,指的是军事上的对立,在刘备一统益州之后,原来支持刘璋的政治力量便全部加入刘备阵营,客主之势便从军事上的对立转化为政治上的派别。当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随刘备入蜀以荆襄人士为主的“客”势,也就是常言所说的:“刘备入蜀,荆襄人贵。”

刘备初领益州牧时,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载:“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除法正、许靖之外,其余诸人均为新入蜀的原刘备部属,即所谓“新人”。他们人数虽少,却是蜀中统治阶层的主要部份。而且法正引刘备入蜀,其地位等同于刘备旧部,许靖是由法正举荐给刘备的,和刘璋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先主传》又云:“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伍,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通过任用刘璋旧人,蜀政暂时安定下来了。但蜀政中仍然潜伏着新旧之间的纠葛,成为蜀政中一大隐忧。刘备任用董和、黄权、李严,并处其显位,其意本也在安蜀中士人之心。

刘备称帝,其基业本就称不上稳固;夷陵倾败,刘备病危,蜀政更有不稳之状。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载,刘备兵败后,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举兵拒守。”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蜀政所面临的危机已是非常急迫。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亮正严副,这显然有包含着尊重双方的利益,并有以此安蜀国文武之心。

自古以来,帝王在托孤时,昔非形势危急或有特殊隐衷,决不会对辅政大臣允以“相机自取”之诺,否则易启窥侧之心,后患无穷,而孙策托孤之语正可作此参考。《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载孙策临终向张昭托孤一事,裴松之注引吴历曰:“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东晋孙盛在其《异同杂语》中评论孙策死时,孙氏在江东“业非积德之基,邦无盘石之固,”侧面说明了孙策死时,时局艰难之所在。

时局的严峻使得孙策担心孙权无力撑持江东的危局,这才允诺张昭“自取”以保江东基业,孙策甚至担心即使令张昭等淮泗文武取代孙权,也未必能在江东立足,故而说出了“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的话来。意思是说万一张昭取代孙权执政亦无法在江东立足时便可径归淮泗,另谋出路。

在蜀中的文武官僚中,以董和、黄权、李严为代表的蜀中旧人始终居以多数地位,其势力并不弱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刘备旧属,董和早死,黄权又在夷陵战中被迫投向魏国,就仅剩李严成为蜀中的代表。

刘备倾覆刘璋形成了主客之间的主从关系,他决不希望也决不会允许在自已死后,这种情况再被颠倒过来。夷陵战前,刘封受命统孟达之兵,屯于上庸,但却因强夺孟达鼓吹具以致孟达投魏。刘备征吴,拒黄权之谏,并将其部置于长江西岸,看似将其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但其实不过将其部视为一支游兵,致使兵败之后,黄权被迫投魏。这就不能不在蜀中旧人中引起极大的不安,启用李严,就是为了能够控制这样一种不安。

但给予李严大权以后,李严既可以起到维系旧人以事刘禅的作用,也有凭借威望促成旧人作乱的潜在可能。要控制李严这一关键人物,幼主刘禅显然是没有能力的,唯一可以托付的人只有诸葛亮。而诸葛亮与李严是并受遗诏辅政,两人为同列。因此,要控制李严,诸葛亮就必须要拥有特别的权力,使他能控制李严而不致被李严反制肘。

刘备作出“相机自取”之言,正是为了在同受遗诏的李严面前给予诸葛亮特殊地位,若有不测事端发生,仅居于辅政地位已无济于事时,诸葛亮还可自取帝位以应其时之需。

《 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载前述孙策托孤之语时,还载有孙策谓张昭语:“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 从这几句话中,丝毫看不出孙策有“缓步西归”的打算,同传中还载有孙策谓孙权之语:“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从这几句话里也可以看出,孙策丝毫没有怀疑孙权能否“任事”。

由此可见,前述托孤之语只是孙策估量事态危急之时而言,并非真正确认张昭有自取之权。更加不认为就真可以弃江东而归淮泗。

同样,刘备也不会真心给予诸葛亮判断刘禅可辅与否而决定是否自取帝位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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