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民众呼声 刘少奇与农民“秘书”的故事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1945年,刘少奇在延安。



一代伟人刘少奇,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是全国各族人民崇敬的领袖,他在治理和管理国家事务特别是在制定有关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路线时,注重倾听基层意见,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今天,回顾他老人家特邀农民“秘书”坚持深入调研的论述及实践,对我们每一位党政领导干部都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他的思想理论、工作深入以及人格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勤奋进取、服务奉献。


前不久,我们在宁乡县档案馆和刘少奇纪念馆,查阅到刘少奇与王光美1961年5月回到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深入调查研究时留下的档案史料,这些深入调查研究的珍贵史料至今仍值得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借鉴。


倾听民众呼声,特邀农民“秘书”进京交谈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回乡度暑假。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离京前,他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里的情况。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秘书”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的老农。他对即将返乡的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作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刘正山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农会主席王升平,请他拿主意。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喜事。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参加提名。刘少奇提出的条件由大家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尤其是超天捏白(即漫天撒谎)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狠生产,大公无私又敢于讲真话的种田人,才有资格担当刘少奇“秘书”这一重任!


名单汇集到农会主席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其中也包括了王升平本人。但王升平觉得自己还只有20多岁,不是老农,再说他还是乡农会主席,可以直接向上级汇报工作,应该多让普通群众参与,这样更利于少奇同志了解下情。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秘书”遴选经过。乡亲们的热情和慎重,这使刘少奇十分感动,这时已是9月初,很快就是国庆节了,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秘书”到北京相聚面谈。乡亲们见电报后更是奔走相告:少奇没有忘记家乡,共产党看得起种田人!


成敬常是这次遴选的4位农民“秘书”中的骨干,他高额骨,宽下巴,五大三粗,典型的湘中农民形象。他家与刘少奇家还有一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成敬常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挺有名气的中医,比刘少奇大十几岁。刘少奇小的时候,父母曾想让他学中医,他虽无志于此,却和那郎中先生成了忘年交。两家相距约一华里,常来常往,关系很密切。


解放后,刘少奇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消息传来,成敬常欣喜若狂。于是产生一种冲动,希望有机会与他见见面,问个好,表示一个晚辈的美好感情。细细一想,又觉得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刘少奇离家外出的时候,成敬常还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刘少奇是否还能记得他?现在的地位又这么悬殊,一个在水田坡地里干活的种田人,怎么可能去那警卫森严的紫禁城作客呢?





然而,事情常常出人意外。刘少奇在家乡遴选几位农民“秘书”,乡农会研究名单的时候,头一个考虑的就是他!虽然还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去北京与刘少奇见面,但互相通信是肯定能做到的。成敬常小时候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粗通文墨,写信是不成问题的。想到可以与国家主席建立经常的通信联系,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那些天,成敬常—直沉浸在激动之中。


1953年9月下旬,忽然接到刘少奇发来的邀请电报,欢迎成敬常等四位农民“秘书”去北京相聚面谈,这消息在乡间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人们把这件事看作是一项殊荣。亲戚朋友纷纷向成敬常表示祝贺,进京前,成敬常不准备做新衣服,也没有筹划礼物。既然刘少奇把他们作为农民“秘书”,他就尽可能多把农民群众的意见带上去;他没有当过干部,但也懂得找人座谈,个别了解;他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光头,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家制黑色布鞋。只是都把竹烟杆丢了,换上了一种价格便宜的香烟。


他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宁乡曾有人去过北京,都是住在翠明庄的一个招待所。成敬常一行寻到那家招待所,这里却不对外营业。须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以在此住宿。成敬常觉得挺新鲜,有意开点玩笑,问:“我们请刘少奇来介绍,能不能住?”


刚解放的时候,老区常有人带着红枣核桃来北京,有前来拜会老战友的,也有老房东来看首长的。别看这些人其貌不扬,说不定他们也许与某位中央领导同志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接待人员自然不敢随意怠慢。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袋兜里抠出刘少奇发来的电报,接待人员即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两人合住一间。两间房紧挨着,彼此联系也很方便。


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成敬常心里嘣嘣跳,原以为见中央领导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现在却变成了现实,他能不激动么?


车子七拐八弯,来到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房子年代己久,青瓦灰墙,一点也不气派。分明是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官邸相差甚远。


刚下车,他们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跟他们一一握手。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伯,您好!”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那样不显生疏!”


大家不再拘谨,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西墙有四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只书柜和文件柜。屋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也记得一位叫黄四木匠的手艺人,他打的家什做工精细,经久耐用。还谈到柘木冲朱赞庭老先生的儿媳朱五阿婆。说她年轻时帮助朱老先生料理学生生活,很有同情心,学生受了处罚,她总是设法去安慰。得知朱五阿婆仍健在,刘少奇说:“她现在该有七十好几了,你们回去,代我向她问好!”


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四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四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刘少奇笑了,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告辞时,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晚上,四个人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在房子里神聊了一通宵。10月1日,是建国四周年国庆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许多年之后,成敬常仍然记得,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未睡,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


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前一片欢歌笑语,一片红旗的海洋。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心潮澎湃。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山旮旯里的光头,白褂,青裤子的种田汉子,他们骤然升起一股激越的感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乡间后,就忠实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


“秘书”犯了错,刘少奇实事求是的既给予批评教育,又积极引导


农会主席王升平虽然不在刘少奇特邀的4位农民“秘书”之列,但他从土改当积极分子起,当过民兵队长、乡农会主席,三年多了,心里时常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使农民尽快致富。村里就那么些田,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产底子薄,农具、肥料都很困难,产量很难上去。土改了,农民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生活仍很贫困,就算不得是真正的翻身。门路也是有的,离此不远的双狮岭,地下有煤炭,挖下去几米深,就可以挖到煤。如果乡里组织一点人力,开发这个项目,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的生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于是他就想写一封信,要成敬常、黄端生4位“秘书”直接面呈给少奇同志。假若得到少奇同志的支持,贫穷落后的花明楼,就可以逐步致富了!


王升平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写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开几亩荒地还要费劲。说来也奇怪,这一次拿起笔,心里话就像水一样哗哗流出来。字写得歪歪斜斜,还有不少错别字,却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信写好了,他又有些犹豫。这个样子寄出去,少奇同志会不会笑话他呢?他拿着信去与乡支书邓子卿商量。邓子卿说,少奇同志晓得我们是泥腿子,不会责怪我们字写得不好,我们真心实意反映农村情况,少奇同志会感到高兴的。邓子卿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赞成王升平的意见,便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算是乡支书和乡农会主席联署的信件。




第二天,成敬常一行4人去北京,王升平把信托给成敬常,请他亲手交给刘少奇。


成敬常在北京整整住了一个月,返家的当天下午,就兴冲冲地来找王升平,他来不及讲北京的种种见闻,就拿出一封信来说:“升平,少奇同志给你来信啦!”


长条大信封,上面写着邓子卿、王升平两人的名字。拆开来看,果然是刘少奇的亲笔信。毛笔字,刚劲有力,整整三页纸。那会儿王升平正在田里收割黄豆,在附近干活的人听说是刘少奇写来了信,纷纷围了上来。有些字王升平不认识,大家一凑,信上的字就认全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封信被造反派撕得粉碎,但这封信的字字句句早已刻在了王升平的心里。以至他年过60岁之后,还能一字不差地把那封信背诵出来:


邓子卿、王升平同志:


你们的来信以及很多朋友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使我了解乡间很多情况。谢谢你们及很多来信的朋友。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或两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真实情形,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的夸大或隐瞒,这须请你们注意。齐海湘同志带来很多朋友的信,我不能一一作复,请你们代为致意。并请你们转告各位朋友,在以后再不要向我写致敬一类的信,因为这并无好处。此外,关于乡间问题,仍须向县、区、乡政府请示处理。所有要求处理问题的信,已转县政府酌情办理,双狮峰煤矿问题,则转省政府酌办。


致以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二年,刘少奇有两个在乡的亲属,平时不好好劳动,时常讲怪话,发牢骚。村里批评他们,他们以刘少奇的亲属自居,跟村干部顶牛。尤其是他们去过一次北京后,说刘少奇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奖,回来更是盛气凌人。村里感到难办,王升平便又写了第二封信,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还提到他那两位亲属的问题。回信很快就到了,刘少奇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我已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要努力搞好生产。”


刘少奇不徇私情,王升平非常佩服。


自此后,他也就成了刘少奇的农民“秘书”,常常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寄去。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挨家挨户收铁锅,拆房子……他想不通,一连给刘少奇寄去几封信,但再也得不到回音,后来才真相大白,他的信件是被人扣压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王升平一边给刘少奇写信,抨击农村刮“五风”,一边自己又加入刮“五风”的行列。在安湖塘下的良田中挖鱼池,在花明楼的坡上挖树平山砌凉亭,都是王升平让乡亲们干的。这些馊主意遭到群众的抵制,他就扣社员的饭,罚他们的工……整个儿一个横蛮不讲理的“五风”干部!



这也是“大跃进”结下的一枚苦果。


那时候,王升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重,完不成要挨批斗。这样,一批本来很善良正直的农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不挨批斗,便置群众利益于不顾,干尽劳民伤财的事,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不久,上级派来整风整社工作组,群众对王升平的意见很大,公社宣布撤销他的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并要求他向群众作个像样的检讨。王升平对此很不理解,觉得受了委屈,满腹牢骚。上级越是批评他,他越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既不检讨,也不去队里干活,每天提着一只竹篓子,去水塘里捉黄鳝。


这天,吃过早饭,王升平又提着篓子来到塘边,忽然有公社的干部领着一位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来找他。惊动了公安部门,难道还要抓去坐牢?王升平心里咚咚直跳,但他口气却挺硬,说:“我已经削职为民了,哪里也不去!”带路的公社干部首先开了腔,告诉他说,是刘少奇主席回来了,要找他谈话。他打了个愣,丢掉竹篓,一路小跑往炭子冲走去。


刘少奇从屋里迎了出来,说:“你就是王升平吧!”


王升平和刘少奇只通过信,却没见过面。但他见过刘少奇的彩色画像,一眼就认出来了。可是刘少奇怎么认识他呢?他向刘少奇深深一鞠躬,说:“刘主席,是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


“好,好。你也好吧!”刘少奇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来。王升平系个破围腰,手上满是泥水,不好意思伸过去。刘少奇却哈哈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他们手拉手进了屋,王升平的拘谨一扫而光。


谈话随意而轻松。刘少奇问他多大年纪,读过几年书,都做过些什么事,王升平说:“在娘肚子里就跟着讨米,8岁时读过半年书。家里穷,念不起书,十二三岁去煤窝里背煤!”


“出身很苦哇。你父亲叫什么名字?”王升平说:“我父亲叫王春华,做过36年长工。”


刘少奇沉思片刻,说:“噢,王春华,住首子冲。是个本分人,我还记得!”他接着又问:“听说你犯了错误,是怎么回事?”


王升平耷拉着脑袋说:“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田改成鱼池,搞那么大,费那么多工,也不养鱼。山上本来长满了树木,你砍了树木开茶园,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脱离了群众,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


王升平的脸涨得通红。刘少奇说:“当然责任不全在你,但你也不能推得干干净净,我看你头脑也有些发热!”王升平喃喃地说:“刘主席,我有错!”


刘少奇严肃地说:“有错误就检讨,就改。现在大队临时医院住着不少奄奄一息的水肿病人,据了解,队里还有不少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一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过,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你作为这里的大队支书,难道不应该把自己也摆进去?”他起身踱了几步,叹息一声,又说:“听说你每天提着个竹篓子去捉黄鳝,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王升平恨不得给自己掌嘴。他痛心地说:“刘主席,我下决心改,向全大队群众作检讨!”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们有过失,使群众遭了罪,不检讨,行吗?当然 ,检讨了,群众谅解了,你还可以出来工作。前提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话题转向公共食堂。刘少奇说:“王升平,你实事求是说说看,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升平支支吾吾:“刘主席,有些话,我不好讲!”刘少奇说:“不要有顾虑,白的就说白,黑的就说黑,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真心话!”




刘少奇既严肃,又诚恳。王升平说不说呢?先前他给国家主席反映情况,现在他与国家主席面对面坐着,为什么不把乡亲们的心里话讲给他听呢?于是,他鼓起勇气说:“报告刘主席,这公共食堂如果还办下去,会弄得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接着,他还列举了他家所在的柘木冲食堂的种种弊端。


刘少奇说:“既然大家都觉得食堂不好,中央制定的《六十条》也发下来了,你们的食堂为什么还不解散呢?”王升平说:“公社说,这里是刘主席的家乡,解散食堂要慎重!”


刘少奇很生气,顾这些虚名,怎么不想想群众在饿肚子!他说:“王升平,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办食堂,你回去把你家所在的食堂停办了!”


王升平怕担风险,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已经削职为民了!”


刘少奇说:“你还是共产党员嘛,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就说《六十条》有规定,可以不办食堂,要是群众同意,就把食堂散了。你给群众办了实事,群众就会谅解你!”


第二天清早,太阳刚刚出山,王升平正在屋里煮饭,刘少奇忽然来到他家。问:“王升平,食堂停办了没有?”王升平高兴地说:“报告刘主席,昨晚连夜开会,社员群众一听刘主席支持散食堂,大家都鼓掌,一些人还流了眼泪。都说搭帮刘主席,要不然,哪个敢散食堂啊!”刘少奇摆手说:“不是搭帮我,是中央制定了《六十条》,反映了群众的心愿和要求!”


王升平家的房子也很挤。屋里只有两张破床,被帐也很旧,用一只装盐的瓦罐做饭。刘少奇说:“家具都不齐备,看样子,你的日子过得也很紧巴!”王升平说:“这两年刮‘五风’,一会儿要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我前前后后搬了八次家。这一折腾,我一家五口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家当了!”


左邻右舍听说刘主席来了,都踊跃地围了上来。刘少奇热情地问候大家,说:“将近40年没有回家,多时就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很对不起大家!”每到一处,刘少奇总是诚恳地向群众道歉,为前两年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


昨天,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王升平所犯的“五风”错误,现在,趁着许多社员都在,他觉得应该为王升平做些协调解释工作。他问一位老农:“昨天晚上,听说王升平召集你们开会,把食堂散了。这件事,他还办得不错吧!”


老农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散了食堂,不知要救多少人的命。这当然是我们农民最开心的事!”


刘少奇进一步说:“乡亲们生活很困难,王升平当基层干部这么多年,吃的住的用的跟大家并没有两样,这说明他至少没贪没占。这也很难得。他有错误,但有些错误的责任也不全在他,有些东西是中央提倡的。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乡亲们饿了肚子,苦了一两年。现在中央明白了,王升平也有切身体会。他改正了错误,就要让他振作精神,更好地为群众办事!”


那位老农连连点头,说:“刘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王升平不刮‘五风’,还会有张升平、李升平……上边来了号令,哪个抵挡得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但话又说回来,乡亲们吃了这么多苦,不怪王升平又怪谁呢?”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这么说来,王升平是代我们受过 !老农连忙分辩说:“恩!”刘少奇说:“这几年工作没做好,中央有责任,省委、县委有责任,当然罗,王升平也有责任,还是那句话,有了错误就改。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说着,刘少奇提议和乡亲们一起照相。摄影师留下的画面上,缺衣少食的社员群众都脸带笑容,表明他们对生活仍然充满着希望!


王升平为刘少奇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次一次地在群众会上认真作检讨,终于取得上级和群众的谅解,不久后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仍然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每年给刘少奇写几封信,如实反映农村情况。没料到的是,他和刘少奇的两次谈话,互相来往的信件,还有那张照片,后来在“文革”中都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状。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年那位与刘少奇交谈的老农民挨了斗,王升平更是被斗得九死一生……


农民“秘书”的信息被扣压,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




进京的4位农民“秘书”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邮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秘书”呢?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欲罢不能。1958年4月,成敬常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也就是一蔸挨着一蔸,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成敬常十分高兴。这年秋收后的11月,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产量。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要遭殃,百姓会遭难!


接连几封信发出之后,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冷,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命都保不住,就死了这条心,不再写信了。只是在饥饿难熬的时候,就忽发奇想,如果去北京找刘主席当面汇报该多好哇!但因水肿病越来越严重,连走路都费劲了,只好作罢。


这天,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说刘少奇回到炭子冲,请他现在就去见面。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是事实,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刘少奇一见到成敬常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少陪’了!”(“少陪”就是当地的俗语:即告别人世)


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王光美给他泡来一杯白糖开水,他当场喝下去,就觉得身子轻松了一些。


因为是老朋友,刘少奇既安慰又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1953年从北京观光回来后,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他一一陈述了一遍,又说:“刘主席,我确实写了,不会说假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他问一旁的王光美:“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你见到过没有!”


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工作干部,兼管日常信件的处理。她思索了一会,肯定地说:“没有。对于家乡的来信,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宪法》写得明白:公民的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堂堂的国家主席,未必他的通信自由也受到限制?


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请他们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李强找他们谈话,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这些基层干部分明是耍赖了!


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心情很不好。他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在天华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找人谈谈话,就有人出来责难,谩骂。在家乡,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这说得过去吗?


5月8日,他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敲了他一下,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