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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诺奖得主蒙代尔就在北京的各大论坛上,呼吁一个亚元的出现,当时的亚洲经济语境是:中国与印度成为引人瞩目的全球经济发动机,日本仍然没有走出失去的十年阴影。2008年的冬天,全球经济一塌糊涂,亚洲也在苦苦挣扎,这样的语境下谈亚元问题,已经是“闲坐说玄宗”式的追忆了。


12月12日,中国与韩国签订了三年期的货币互换协议,虽然只有区区1800亿的规模,但考虑到韩国经济已经为此轮全球金融危机所重创,这样一纸协议就十分受关注了。人民币与韩元在双边贸易中直接结算而不是选择美元作为替代货币,对于中国与韩国这样两个重要的亚洲经济体来说,示范意义远远大于实战意义。


货币互换协议是国家货币主权互信的握手仪式,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这样的握手也时几十年都等不到一次。实际上,这样做,可以看作为对于美元作为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的一种风险对冲,也可以看作为对于区域性货币贸易与货币信任的开端。


虽然全球经济危机迷雾重重,人民币却在地缘经济的范围内悄悄地做大一些自己的地盘。这样的“周边化”举动可以看作为人民币作为一个区域性货币影响力的开始。自2003年以来,中国开始与周边部分国家实行直接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边境贸易,目前总量已经达到8个,其中包括俄罗斯、韩国、印尼、越南等国家。2005年人民币稳步升值以来,作为区域性强势货币,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已有一定的流通量,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专家估计至少在1000亿以上。


货币是国家实力的特使,美元在过去几十年正是美国强势国力的特使。自1970年代以来,美元成为全球贸易结算的头号强势货币几乎无人撼动。十几年前在北京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都管每月领到的美元叫“美金”,现在这个叫“美金”的东西相比于人民币,已经跌去了五分之一,现在还在恐慌的悬崖边上。对于美元的后势判断建立在对于美国经济的后势判断上,无论是索罗斯还是罗杰斯这样的美国投资家,都对于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未来表示了极大的悲观。这样的认知一旦成为共识,将对于美元的全球硬通货的战略前景大打折扣。


德国在1980-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就是对冲美元风险的一个样本。在欧元面世前,德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选用马克来取代美元作为双边贸易结算货币,这是马克周边化的实践。德国经济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和发达的金融业双重基础之上。人民币今天的周边化开始,就像马克一样,已经建立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基础之上,同时,还需要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做一个支持。


国家货币周边化,在亚洲这样一个地理疆域巨大但文化疆域分割的地区来说,确实有着特别的意义。同为一洲,东亚是儒家文化圈,南亚是印度文化圈,西亚是阿拉伯文化圈。这三个地区在经济上关联度很小,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欧洲,它有均质的文化共性与市场共性。人民币的区域化注定要从周边化慢慢开始。


货币周边化在东亚这样一个地方,是与地缘政治圈重合的。国内各路专家在提出人民币区域化方案时,都建议先从周边国家开始。这样的判断的心理出发点也许是基于一种安全的地缘政治思维。可以推行人民币周边化的国家与地区组合可以排列出一长串:中国参与的东盟10+3(东盟与中日韩)贸易区、中国与南亚经济区、中国与韩国、中国与中亚区。中国参与的上述每一个经济区项目都有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地缘经济的基础,这也是人民币周边化时货币互信的基础。


在当下的全球经济恐慌中,任何经济改革都在心中先要绷上一根保守主义的弦儿,周边化比亚元的设想要现实得多。实际上,人民币周边化虽然只是开始,但在很多数量不大的周边国家贸易中,人民币已经实现了深度的自由兑换,并且有一定的自由流通数量。这次经济危机中,面对美元的弱势,是人民币地域性扩张加速的好起点。中国有一堆经济问题要处理,但不管怎么说,全球覆巢之下中国经济仍然算是一个完卵,人民币的历史性机会只是刚刚到来。


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弱巨人的神话》。其实,这样的疑问可以在1930年代质疑美国,也可以在1950年代质疑日本,但前两者最后都是阶段性全球经济巨人。中国与印度恐怕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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