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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逃港一直屡禁不止,但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大规模逃港风波,共有十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涌人深圳,六万多人偷渡出境。这场风波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最后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等措施才逐渐平息。

十万人南下深圳再掀“逃港潮”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深港边境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波,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底至九月底,历时三个月才基本平息;第二次是一九七九年深圳建市不久。两次共逃出群众近四万人。

但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一九六二年,在深圳尝试对外开放的时候,有十多万人来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这次逃港规模空前!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始,在宝安县(一九七九年撤县改为现在的深圳市)由东至西一百五十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错误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他们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宝安县公安局的调查反映,当时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过黄河心不甘”的思想,不听劝阻,盲目地成群结队而去。五月十三日沙湾有逃港群众四千余人,民警对其中二百多人做了规劝工作,但仅六人愿意回家。

大学生当总指挥持木棒强行冲关

梧桐山是逃港群众的集散地,流出或是被遣返回来的逃港群众过半聚集在梧桐山。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边防哨兵向宝安县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宝安县公安局抽调六名干部、边防民警支队抽出二人组成调查工作组,配合当地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共十四人扮成外流群众,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梧桐山进行摸底。

经过一天一夜调查发现: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人约达四百人。第一批到达的有三百多入,绝大部分是惠阳县淡水地区人。他们说,从淡水到达梧桐山已经过了三个晚上,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到下午六时多,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两批人从横岗方向上山,这两批人共一百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阳,广州等地人外,其余大部分是海陆丰,潮州等地人。他们走了几天路才来到梧桐山,准备在当晚越过新界去……

调查组最后形成的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十七至四十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四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宝安县公安局《近年边防几个情况综合报告》中透露,当时,局部地方甚至出现强行冲关的现象。在沙头角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五月二日上午八时多,从梧桐山往沙头角检查站桥头又冲过一百多人,到了桥头后向检查站提出要让他们从沙头角镇过去香港新界,不给过要给饭吃。

逃港风波惊动总理广东省委组织遣返

到港群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五月六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无望,一批长期“住”在深圳戏院门口的群众干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指深圳戏院门前)算了。”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与此同时,时任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群众作报告,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群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只是徒劳往返,耽误生产。

六月十九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这样,群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

边防管理过宽引风波

一九六一年八月底开始,在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的带领下,宝安县曾对外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边境管理相对宽松,为什么在六个月之后还会发生逃港风波?

李富林通过调查研究,认真详细分析了这次发生逃港风波的原因。他说,全国那几年普遍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的经济工作政策存在一些错误,粮食减产,生活困难,部分地区群众吃不饱。四月份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群众失去克服困难的信心,盲目地认为逃到香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外流人员中大部分是因经济生活困难而外流的,特别是广东惠阳、海丰两县。

宝安县公安局事后调查形成的《宝安县有关外流情况综合材料》显示,一九六一年八月底,宝安县实行的对外开放,放松边防管理,是这场逃港风波的主要原因。

广东压缩城镇人口有人不返乡想去香港

当时,正值广东城镇压缩人口,厂矿相继停产,中技学校停办,产生了大量富余人员。据统计,一九六二年头五个月,东莞县压缩城镇人口一千一百八十人,精简职工八千七百七十三人。这些人不愿意回农村,想去香港寻找出路。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报告》中透露,这部分人约占当时逃港人流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李富林回忆说,当时,香港经济突飞猛进,许多建设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过去流港的大多给子颁发香港身份证,粤港经济的巨大差距导致一些群众渴望逃港。

但是,一九五六年开始,港英当局开始无理限制入境,群众的正常来往得不到满足,大量内地群众选择偷渡。李富林回忆说,当时,港英当局还对群众挑拨离间,说不是港英当局不让群众过去,是中国政府不让群众过去的,把矛头旨向中方。

逃港风波连锁反应广州东站风波又起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广州及附近县的一些居民听信“英女王生日,‘六一’大放(入境)三天”的谣传,一千多人聚集广州东火车站售票处门前,等侯购往平山、深圳的火车票,晚上增至二千余人。广州市公安局派出宣传车进行教育劝导。人群中有人挑动群众起哄闹事,继而发生骚动。至现场了解情况的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也被数百人包围哄闹。六月二日零时,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强制收审闹事人员,才迅速平息事态。

十多万劳动力外流,严重破坏农村生产。海丰县有一个生产队,集体逃港前将七头耕牛杀了五头,回来无牛生产;有的群众甚至破产逃港,将家中东西卖光,钱粮用光吃光,生活更加困难。

大量逃港人群聚集宝安,直接影响宝安的社会治安。宝安县公安局调查反映,当时,在积岗至盐田途中抢食物的十分常见,附城公社水贝生产队的深惠公路和横岗至盐田公路上都发现有逃港人员排队强行拦车。在边沿铁路交通沿线,有的村庄、商店由于害怕外流分子捣乱,天未晚就关门睡觉,闭门不做生意,有的不敢单独生产,晚上不敢出门开会。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至宝安一带出现逃港风时,他十分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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