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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晚,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长征。红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南渡贡水。21日晚,中革军委以红1方面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2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开始抢渡信丰河,于25日全部渡河,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但在随后的行军中,由于部队、机关人员众多,携带了大量笨重的物质器材沿山路行进,拥挤不堪,行动缓慢。直到11月8日,才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至宜章间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蒋介石欲围歼我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于11月2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堂部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洲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


11月19日,何键将“追剿军”分为5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洲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结集;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4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2个师与第三路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路22日袭占道县,左路24日占领江华,随后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沱水,一部兵力西出永明(今江永)。白崇禧害怕我军攻取桂林,遂令其主力由全洲、兴安一线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阻止我军西进,并防止乘机进入广西。这样,全洲、兴安一线敌兵力比较空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洲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此时,何键也令其第一路2个师由东安进至全洲、咸水一线;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红军;第四、第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个一部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这时,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及时赶到渡口。次日,敌“追剿军”第一路由全洲向脚山铺地区的红军第2师发起进攻,敌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2路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红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击了数十倍于红军的优势之敌,掩护共产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进至西延地区。但红5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被敌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被俘,后遭杀害。其他各部也遭到惨重伤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执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


当时红军的领导权是在最高军事三人团手中,这三人是由周恩来、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组成,博古和周恩来都不太懂军事,红军实际军事指挥权主要在李德手中。但李德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只是搬出当年一战中欧洲战场的经验,搞什么短促突击战、碉堡战,使中央红军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开始长征。但在长征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没有主动寻机歼敌,反而是大搬家一样瓶瓶罐罐一齐带上,使得红军总部及直属机关行动缓慢,为了掩护中央和军委及其直属机关过湘江,红军指战员付出大量不必要的牺牲和伤亡。


这次战役的惨痛经历,也使红军全体上下认清了教条主义给红军和革命带来的危险,在通道会议上,军委果断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地区前进的建议,使红军避免了再次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中的危险。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终于取代李德,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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