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结束的这一年,将要埋葬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两大幻想:人权的幻想和联邦欧洲的幻想。


政治界突然回归现实主义,是所有重大危机时期特有的现象。很多人认为,问题在于左派不肯放弃他们高高在上的理想。法国大革命以后,右派对左派的主要指责就是说他们总想让“现实”屈从于幻想。在风暴来袭的天气,当现实状况变得极其恶劣时候,右派往往能占据优势,不仅因为他们会安抚人心,更因为经验至上的做法使他们在行动中表现得更加灵活机动。


因此,“人权主义者”发现,我们的国家不能没有中国市场,尽管北京政权在他们眼里并不可爱。


1989年,人们以为苏联体制的失败宣告了“新人文主义”的到来。这个梦想没持续多长时间。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新人文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它造成一种误解。因为萨达姆对科威特的荒谬入侵使他与西方国家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对立了起来,有一阵,人们可能以为一个集体安全的新纪元已经到来。可是很快就证明这不过是一个幻想,人权政策也只不过是现实政治的一个方面而己。


至于欧洲,一定要小心,别抱着同样的幻想,这种对人权的幻想导致1991年对前景的误判。


两大因素让人觉得27国面对危机可以用一个声音讲话。第一个因素是欧盟委员会主席迅速采取行动,第二个因素是一位拒绝落入通货膨胀论陷阱的银行行长特里谢领导着欧洲央行。他们两人的立场相反,但是恶劣的形势使他们必须弥合分歧。欧盟成员国虽然在技术抉择上达成了一致,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每个国家都决心各显神通的事实。


法国和德国在恢复预算平衡和经济重振的速度上存在的分歧,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随着捷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巨大的冰山肯定会大举浮出水面。所以,我们有理由思忖,不知道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会不会是临终前的垂死挣扎,不知道2008年是不是标志着一个没有幻想、注定要在混乱和绝望之外寻找智慧的21世纪的开始。([法] 阿兰·热拉尔·斯拉马 法国《费加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