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的使命及礼仪之争


1792年,英国著名的外交家马戛尔尼,携带者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和大量礼物,率领着一个大约100人的庞大使团(连水手700人),驾驶着三艘船舰,离开朴茨茅斯港,浩浩荡荡地开往中国。这三艘船分别是装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和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历来喜欢从文字名号中寻找谶纬意义的中国官员,并没有从“狮子”、“豺狼”等军舰名字上感受到不同寻常的暗示,更加不在意这个使团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力量,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使团谒见乾隆皇帝的礼仪上。

中国臣子对于皇上的礼仪是:双膝跪地,上身趴下,将额头触地三次,然后站起来,以便第二次下跪。连续三跪九叩才算礼成。所有文武大臣,以及藩属国的贡使,一律依此行礼。

马戛尔尼虽然也带着礼物,却并不是来进贡的。使团说是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只不过找了一个好听的说法。从这个说法推断,马戛尔尼对于中国的封闭和矜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特意选用甜言蜜语哄人。

中国政府对于英国的了解,远远少于英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了解。对于英国使团的使命,中国官员更是一无所知。使团出发前,英国内务部长敦达斯给了马戛尔尼七条建议,实际上就是交给了他七项使命。这七项使命是:

1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

2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3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

4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

5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

6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

7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前提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当时的中国官员如果知道马戛尔尼身负如此复杂的使命,一定要惊叹来者不善。跟那些朝贡的使团相反,英国使团的目的乃是为自己的政府和国家寻找新的殖民地。两百年前,英国商人菲奇也是携带伊丽莎白女皇的信件,前来觐见印度莫卧尔皇帝阿克巴。菲奇趁机游历了莫卧尔、孟加拉、缅甸、泰国、马六甲等地,收集了大量情报,促成了英国成立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从此,印度地区一步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可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十分尴尬,从这里搜刮的财富不足以支付庞大的统治成本。

马戛尔尼使团最核心的使命,就是到中国来寻找财富,企图填补东印度公司的财政空缺和中英之间的贸易逆差。自从中世纪以来,西方人认为中国堆金流银、遍地财宝,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欧洲人在殖民运动的最初阶段,就对中国垂涎欲滴。马戛尔尼使团的“来者不善”,正与当年出使印度的菲奇一样。

中国政府完全不了解马戛尔尼使团的“来者不善”,所以将全部心思放在礼仪的计较上。清王朝要求马戛尔尼像所有其他贡使那样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说只能像英国臣民给英王行礼那样行单膝跪地礼。这种礼仪之争使双方极为不快,尽管最后乾隆皇帝还是十分大度地接见了那个不肯承诺下跪的使团,回赠了礼物,但是着令他们在觐见之后立即离开北京,航海回国,还特地诏谕沿途官员,招待规格不要太高。

关于使团在乾隆面前究竟行了什么礼,中英双方留下的史料各执一词,给迷雾重重的历史又增加了一个谜团。清朝的官方记录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像在场的中国大臣一样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当时的大臣都是这么说的,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后来在一道诏书里还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英国使团留下的文字却说,马戛尔尼他们只是按照西方的礼仪,给乾隆爷行了单膝跪地礼。今天的学者已经无法稽考史实,只能根据双方不同的记述予以猜测。有人猜测说:中国官方记录可能为了保全天朝体制而造假,但是也可能英使在那种庄重威严的气氛感染下,情不自禁地跟着文武百官一起行了三九之礼。而英国使团对这个临场发挥的三九之礼,只能隐瞒不报,否则恐怕要引起西方舆论一片哗然。猜测历史时保留这么一点可能性,恐怕也不算多余。

今天的中国人谈起这场礼仪之争,多半批评乾隆朝闭塞浅陋,不懂国际社会的习惯,要求英使下跪过于无理。尤其是那封乾隆爷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复信,遭到非议尤多。“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接下来复信对英王通商要求和向北京派驻使节的要求,非常客气、非常有依据地予以辞谢,其婉转和诚恳,均堪可嘉许。唯有信首信尾这等居高临下之语气,无论是今天的英国人还是今天的中国人,读来都会觉得滑稽荒谬。

我们今天的这种荒谬感究竟来自哪里?假如英国不是一个如此迅速崛起的强国,假如这个强国不曾用军舰和大炮回敬乾隆爷的辞谢,假如没有清王朝日后跪在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当儿皇帝的悲惨境遇,假如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强盗集团不曾将这个“居高临下”的民族踩在脚下蹂躏百年之久,我们会有这样强烈的荒谬感吗?看来,强烈的荒谬感是那段荒谬的历史启示给我们的。而造出那段荒谬历史的责任者是谁?是乾隆爷这个人,还是乾隆爷这封信?还是用枪炮逼着中国购买毒品(鸦片)的英国强盗?如果责任在于后者,我们为什么总是批评当时的中国朝廷怎样无知,怎样荒谬,而不是更多地谴责英国强盗多么贪婪残忍、多么无耻?


拿破仑对礼仪之争的评价


即使是那场礼仪之争,恐怕也不能一味谴责中国王朝的傲慢。当时西方的大政治家拿破仑的看法就跟马戛尔尼不一样。1817年,被英国军队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会见了刚刚从中国归来的英国使臣阿美士德。阿美士德率领着英国第二个政府使团,再一次浩浩荡荡出使中国,却因为见面礼仪上出尔反尔,在约定觐见的日子声称所有正副使臣都身体欠佳,拒不入宫,结果给中国政府赶出国门。

拿破仑仔细研究了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文字材料,认真听取了阿美士德关于中国之行的介绍。他对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不给中国皇帝下跪提出了批评。他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

拿破仑坚定地认为,外国使臣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习俗给出使国行礼,而必须按照出使国的习俗给出使国君王行礼。为了加强表达效果,他甚至用了一个粗俗的说法来阐明这个道理:“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作为英国的俘虏,拿破仑的评价无疑包含着对于英国的不恭。但是拿破仑是当时国际舞台上无可匹敌的大政治家,他的看法肯定包含着当时欧洲世界所理解的常识性道理。

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谆谆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敦达斯的嘱咐既包含了外交常识,又非常具有政治含义,其实就是要求使团不要因小失大。

那些站在今天的立场谴责清王朝和乾隆爷,为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辩护的人,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先在的判断,清王朝和乾隆爷代表着落后的文化和习俗,所以是错的,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和习俗,所以是对的。事实上,两个平等的国家在外交上是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必须相互尊重、彼此协调。一个使团在礼仪问题上没有起码的的协调能力,以至于完全没法就自己的使命展开任何外交努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谁应该作出礼仪上的让步


我们不妨再用务实的态度,重新掂量一下马戛尔尼使团与清王朝的礼仪之争,看看谁应该负主要责任。清王朝是坐地虎,他没有找英国建立外交关系、扩大通商的主动动机,更没有此等行为。英国使团的有无、来去,以及这次交往的成功与失败,跟他的主观需求和期待完全无关。所以,中国朝廷本来没有必要在礼仪上做任何让步。

马戛尔尼使团则是一个负有特定政治使命的政府团体,他需要跟一个政治上无关的国家建立政治联系,以便进一步实现扩大通商和开辟市场等等目的。何况,他的背后还有无数暂时不可告人的其他意图(比如搜集情报、评估军事实力等等)。他如果没有跟清王朝实现政治沟通和商业贸易合作的协调,他就是彻底失败,就是有辱使命。所以,这个政治团体本来应该排除一切困难——包括礼仪上的困难,以求全部或部分完成他的政治使命。他是最应该在礼仪上作出让步的。

其次,清王朝的文化眼光一直没有投注到自己的文明圈之外,所以他是单一文化眼光,他遇到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习俗,表现出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以及少见多怪等等反应模式,是天经地义的自然反应。那个时代英国人的文化视野,除了从古罗马继承来的文化经验之外,至少还对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土耳其文明、俄罗斯文明、美洲文明、印度文明具有相当的了解,对任何问题都应该具备超越于某种单一文明的包容性理解。这种丰富的文化见识还应该使他们具有一些对于单一文化眼光的人来说很难具备的素质,比如面临陌生问题时的变通能力等等。可是,当他们第一次亲历中国文明时,他们却不具备任何包容性,而是比单一文明眼光的清王朝更加少见多怪,更加没有变通能力。尤其荒谬的是,第一个使团因为礼仪之争无功而返,当他们派出第二个使团时,本应明察前车之鉴,出发之前应该就礼仪问题达成某个定见。可是他们竟然稀里糊涂就出发了,到了双方约定觐见的日子,竟然极其不严肃地声称使臣身体不适,中国朝廷网开一面,严肃地准允他们副使觐见,他们竟然声称两位副使也生病了。似此等鄙陋、嬉皮士风格的外交行为,乃是世界外交史上极其少见的笑话。如果日后这个国家不是用枪炮和屠杀弥补了他们的这种鄙陋、狭窄、固执、少见多怪,那么天天坐在那里反思国民劣根性的也许就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当时的满清朝廷没有给这样荒唐的外交官治罪,而仅仅是勒令他们赶紧离境,这已经是非常宽厚的举措。

我们知道,在马戛尔尼使团与清王朝的第一次接触中,应该做出让步的一方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倒是不需要作出让步的一方作出了可贵的让步(乾坤皇帝在没有得到对方下跪承诺的情况下接见了使团)。本来应该具备变通能力的一方没有显示出任何变通能力,相反,他对中国一切不同于西方的习俗都觉得荒唐可笑,其狭窄浅陋简直不可思议;倒是本来文化资源贫乏的清王朝显示出了相当的变通能力——一方面接见使团、回赠礼物、君王复信、善言回报,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能接受的要求(扩大通商、常驻使节之类)统统婉转拒绝,并外柔内刚地驱逐使团处境。

两相比较,究竟谁高谁低?今天是不是应该作出新的评价?

两百年后,法国人佩雷菲特写了一本名叫《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的书,支离破碎地再现了马戛尔尼使团出使北京的过程,其中对这种悖谬提供了一种很有见地的解释。这位西方政治家评价说:“马戛尔尼及其伙伴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这时他们并不比中国人看西方时表现得更为豁达。他们知道要去见一个文化高雅的民族,但他们接近后者时就像那些低级的船长或商人对非洲部落里的人一样。英国人认为他们的权利,也许甚至是他们的义务,在于根据西方制订的规则让中国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中国拒绝接受欧洲商人的做法,就是中国错了。马戛尔尼的一切做法都在否认中国文化的有效性。拒绝叩头,讨厌盘膝而坐,见到日常生活的场景傲慢地感到可笑,这些意味着:认为不能有几种文明。他像中国人一样具有排他性。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向这种文明进化。英国不但是这种文明最杰出的代表,同时也是它的动力。这种唯一的、共同的文化就是WASP模式,即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教徒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圣经》掺杂了理性主义,事业心替代了命定论。勋爵的责任就是把这一模式推广到中国。他意识到这个任务要有超人的力量才能完成,并有朝一日要诉诸武力。19世纪与20世纪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偏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是有色人种遭到欧洲的殖民统治,然后是他们的反抗。这类冲突在初期就出现了,但接触本来是应该消除这些冲突的。”

佩雷菲特把马戛尔尼使团与东方帝国

“初期”的“接触”,就看作殖民意志和“殖民统治”的开始,甚至在英国内务部长敦达斯给马戛尔尼使团交待的七项使命中,就已经饱含着殖民主义的火药味。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说明为什么马戛尔尼使团和后继的阿美士德使团表现得那么不近情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怀有平等心态的和平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