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经痛骂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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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1月,广西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次起义,比之前的任何一股“流寇”规模都要大,而且,提出的口号,以及信奉的宗教,看起来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咸丰皇帝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召集大臣开会,商讨良策。曾国藩上了一个奏折,推荐江忠源等人赴广西清剿。咸丰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把江忠源等人派往广西战场。1851年5月,曾国藩见朝廷办事效率极低,咸丰上任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激愤之下,又上了一道自认为极其大胆的奏疏:《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曾国藩在同期的家书当中阐明了此疏的用意,上书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扭转朝臣的“唯阿之风”。此疏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层内容: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比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这些小事;对于一些大事,皇上却不闻不问。比如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极不合理,姚莹威望颇高,却只是“泛泛差遣委用”,而严正基地位低贱,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这些,都是疏于大计的明证。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明确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广开言路,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有建设意见的将给予奖励,但结果呢,“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事奖许者,也只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比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都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表现。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之初,曾经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皇上失信于臣工的具体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实为不妥。




奏疏到了结尾处,曾国藩几乎要给咸丰皇帝以警告了,曾国藩告诫咸丰皇帝,如果不听忠言,一直骄矜处世的话,那么,皇帝就将会觉得直言者面目可憎,奸佞之臣和蔼可亲,当今社会那些毛病将继续蔓延,没有尽头。




这样的奏疏,话语的确说得太狠了一点,也可能是曾国藩想仿效古代的谏臣吧,故意把事态说得严重一些。年轻的咸丰皇帝没有看完,就把曾国藩的奏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并且,召来军机大臣,想问罪这个迂腐的老夫子。大臣们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免予获罪。余怒未消的咸丰皇帝自此之后,一直对曾国藩耿耿于怀。在此之后,曾国藩的恩师多隆阿被罢免,咸丰对曾国藩更是心存芥蒂。也许是性格和气场的不尽相同吧,在内心深处,这个一生好诗词、美酒,尤爱女色、房中术和春药的乱世皇帝,对谨小慎微的汉族臣子曾国藩,一直不太感兴趣,他从未将这个湖南乡下人当作自己的爱臣。




不过年轻的咸丰皇帝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算是开明——冷静下来之后,咸丰还故作姿态地颁布上谕,对于曾国藩奏折一事作了说明。在上谕中,咸丰辩白说,虽然曾国藩的奏疏显得迂腐欠通,但毕竟用意是好的,对于下面的建议,朝廷只能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对于一些沽名钓誉的谏言,只能用“无庸议”来表达——显然,咸丰是想以如此方式打一个圆场。对于曾国藩,咸丰甚至还给予了某种褒扬,又让他兼署刑部侍郎。这样,年纪并不太大的曾国藩,陆续担当并且同时兼任过礼部、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等六部侍郎。这样的经历,在京城的汉族官员中,可谓屈指可数,也足见曾国藩的能力和声望。不久,曾国藩又被咸丰任命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曾国藩在四川悠闲地待了几个月,不仅得到了很多实惠,同时游历了西南之地的很多地方,领略到在京城从未享受过的风光。




那一年夏天,长江流域暴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政策,长江沿岸的横征暴敛依旧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熟悉民间疾苦的曾国藩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在曾国藩看来,南方暴乱之所以此起彼伏,主要原因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导致官逼民反。现在,长江沿岸同样潜伏危机,这些地方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严峻问题,看得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清楚的了解:




一是银价之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为天下之首。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户分得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只有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却在二斗左右,兑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要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虽然如此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去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很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是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要交纳银两。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卖钱,可是米价太贱,百姓还是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不能安全。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都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北到丰县、沛郡、萧县、砀郡,西至南阳、汝州、光州、固原,这都是天下的中原地区,一旦盗贼一哄而聚,祸患则难以预测。近期听说偷盗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准备去捕捉,事先贴出告示,等到了那里,地保便谎称盗贼已逃跑。官吏便焚烧附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差役则腐化讹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而盗贼实际上并未逃走。有时谎称盗贼已死,杀死其他囚犯以抵此案,而盗贼其实并没有死。案件不能了结,赃物不能追回,而当事人家就已破产了。忍气吞声,无力再告。即使再告,就算侥幸能够发兵会捕,而兵役平常都和盗贼串通一气,临时得些好处,盗贼放走,一点也没有痕迹;有的反借盗贼的名义恐吓村里的老实人,勒索大量财产,如果不给,就说他是盗贼的同伙,烧掉他的房屋,将他戴上枷锁;又有的责难那人的同族或邻里,命他们绑着盗贼来献,直至押送到县上,又向他们索取收押和转送的费用。因此,凡是盗贼所在的地方,不只是当事人焦头烂额,即使是最疏远的亲戚、最远的乡邻,也都是重者倾家荡产,轻者受到牵连,这种现象到处都是……




三是冤狱太多,正气难以伸张。自从我代理刑部以后,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请皇上然后结案的有数十起,直接发公文结案的数百起,其中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经过审理,得以水落石出。其他的各个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诬告罪,被告反倒一点没事。这些案件给原告定的罪,根据例文,大约有这么几条:或者说申诉不属实,打一百杖;或者说越级进京上告重事不属实,发配到边远军队中;或者说以进言为借口,挟制官府,发配到附近军队中;或者说涉嫌诬告本地主管官员,发配到有瘴气的地方军队中。最终又不重判,便说怀疑是诬告,或者说申诉的人是有原因的,于是,就有了赎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级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进退两难,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则巧妙解脱,绝对不被加以罪名。下属百姓告发官长,这种刁滑风气确实不能助长。至于告发奸诈的官吏舞弊,告发败坏的差役贪赃,却说每个案件都是诬告,哪个会相信呢?即使百姓上告百姓,而说原告都是错的,被告都是对的,哪个又会相信呢?上有圣明的君主,一定逃不过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条文中的记载,百姓上京告状,有的提取该省审案材料来京城核对审讯,有的交给督抚审讯处理,有的派钦差大臣前去处理。近来却全部交给督抚审理,督抚又交给首府,从不亲自提审;首府又为在一起做官的人掩饰,不问事情的轻重,一概折磨恐吓,一定要让原告自认是诬告才肯罢休。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趋势,各省都是如此。一家长期诉讼,十家因之破产;一人蒙受冤屈,百人饱尝痛苦。往往有很小的案件,却几年不能结案,颠倒黑白,使人老死狱中,听后令人发指。我所说的民间疾苦,这又是其中之一。




这三个方面都是目前最紧要的事务,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一定要想出改变的办法。至于银价太高一条,可以采用平价的办法。




曾国藩的这一封奏疏引起了咸丰的重视,咸丰批示让吏部等细细研究,形成意见来解决这些事情。此时的咸丰对于曾国藩已算得上了解了,在他看来,这个喜欢上书的曾国藩有学问,有能力,也很有用,但却是一个认死理、可敬不可亲的人。也许,对待这样的人,不可不用,但又不可重用。在宫廷长大的皇帝,自小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很多权谋之术,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也有相应的办法和策略。在年轻的咸丰看来,对付这样一个汉臣,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1853年,这一年,命运显然不愿意再赐给四十二岁的曾国藩平稳安逸的日子了,她狠狠地推了曾国藩一把,把他从散发着霉味的官府推向了战争风云的前台。曾国藩不得不站起身来,正正衣冠,抖擞精神,清清嗓子,挂上胡须,认认真真地一唱三叹他的从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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