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七载不堪弊政 朱熹归儒兴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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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朱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他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随着朱熹声名的远播,他的祖籍地婺源县、出生地尤溪县、寓居地建瓯市、长期定居地武夷山和终老之所建阳市也都随之提高了知名度,蜚声海内外。   然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知道,朱熹一生为官7年,其中有4年是在同安担任主簿;而在同安为官的4年,他的思想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重要转折,最终使其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同安任职

朱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他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随着朱熹声名的远播,他的祖籍地婺源县、出生地尤溪县、寓居地建瓯市、长期定居地武夷山和终老之所建阳市也都随之提高了知名度,蜚声海内外。




然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知道,朱熹一生为官7年,其中有4年是在同安担任主簿;而在同安为官的4年,他的思想经历了“逃禅归儒”的重要转折,最终使其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同安任职:思想转变期




朱熹24岁至28岁期间在同安任职,在此之前,他受佛老思想影响较深,而在同安的四年间,却经历了“逃禅归儒”的过程,这与他在赴同安途中拜访李侗有很大关系。




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午时,朱熹在福建尤溪郑氏草堂出生。绍兴十一年,12岁的朱熹在建安(今建瓯)环溪精舍受教,开始“十年寂寞抱遗经”的生活。




“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当过政和县尉,后来不做官了。朱熹7岁的时候,父亲把他带到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建瓯。”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高令印介绍,朱熹14岁时,父亲逝世,留下遗嘱,让朱熹和他的母亲及妹妹投靠崇安五夫里刘子羽,并让他拜胡宪、刘勉之及刘子羽军为师。而由于“二刘”信“佛”,讲“禅”,经常带朱熹到很多寺院去,朱熹自此“出入佛学十余年”。




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乐爱国指出,虽然最早的思想是“出入佛学”,但这并不代表朱熹是“佛教徒”。事实上,朱熹在24岁赴同安上任之前,在父亲及几个老师的教导下,既潜心儒经,又泛滥佛老,以“驰心空妙”为旨趣。这也是他最终“逃禅归儒”的一个重要前提。




泉州学研究所副所长林振礼则在《朱熹新探》一书中指出,朱熹自谓“出入释老学十余年”,是指在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岁之间。朱熹又曾“驰心空妙之域二十余年”,林振礼认为,这涵盖了朱熹出入释老与消化融合佛老的时期,“仕泉前的朱熹,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




朱熹19岁中进士,24岁赴泉州同安任主簿。“当时,他从建阳方向往同安走,路过南平,拜访了父亲生前的好友李侗。”高令印介绍,朱熹初见李侗,便大讲自己有关佛学的心得体会,把自己多年与道谦、嗣公禅师讨论的老佛玄说和盘倾倒出来,以炫耀自己近十年来出入老佛的全部成绩和感受。




但李侗对他“悬空理会”的“无限道理”并不称许。他劝朱熹好好看儒学的圣贤书,说是“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当时,朱熹“心疑而不服”,但思想上已经开始有了转变。




此后,朱熹再次师从李侗,开始了思想上从主“悟”到主“静”,而后主“敬”的艰难转变,并逐渐构建起理学的思想体系。




目睹弊政:选儒学教化百姓




到任同安后,朱熹进一步理解儒学中“理一分殊”的道理。朱熹在同安做了很多实事,最终体会到为官应该“务实”,而非佛老主张的“清净无为”。




他在同安的任期本来是3年,后来由于到期了却无人接替,朱熹把家人送到闽北后又回同安呆了1年。而在同安的4年里,以自己的政绩验证了“理学”对巩固封建制度的功用,因此“三年之绩,有百年之思”。




“他到同安后发起了正经界的运动,即丈量土地,不让地主将土地掩藏起来逃税。”高令印说,朱熹在同安的那个时期,正值高宗赵构统治后期,秦桧窃国的最后阶段。当他发现漳、汀、泉三州经界不行,赋税苛重不均,贫弱之民不堪忍受时,则极力推行经界。当时,“富者日益兼并,贫者日以困弱”,正是朱熹作为同安主簿的最大难题。他力图把正经界作为自己在同安推行仁政的实际行动。




朱熹到同安不久,便碰到户部催逼州县地方督办积年亏久的经总制。遭受督责之苦的朱熹愤而写信给户部侍郎钟世民,敏锐地指出经总制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林振礼在《朱熹新探》一书中指出,一名初登仕途的二十五六岁的小小主簿,第一个冲破“禁区”,由此可见朱熹早熟的理性思辨才华和敢于犯上抗言的正直性格。但钟世民对其上书不置可否,朱熹减免赋税的努力落空了。




此外,朱熹作为主簿,在“城不能守,吾属死无处所”之际,采用“治民以法”代替“爱民以仁”。林振礼指出,事实上,自幼接受父师和武夷三先生儒家仁教理想教育,朱熹对“爱民”有着非同一般的执著。而催讨赋税、课督劳役等都有违关心民瘼,“忠君”走向“爱民”的反面。这种矛盾在他心底时隐时现。




掌管簿书赋税,使朱熹从同安一县及泉州一郡透视了整个南宋社会的腐败糜烂和财政弊端。这些,对于朱熹从文化思想上回归儒家立场,及其理学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诚如乐爱国所说,朱熹在同安担任主簿期间,本希望用佛教教化百姓,相信佛老之学可以治理社会,但在现实中却发现行不通,因此,最终选择用儒学作为教化百姓的工具。




高令印教授也认为,从朱熹在同安的一些政绩,以及寻山问水过程中留下的遗迹字刻,可以看到朱熹思想从佛老向儒学转变的印记。如,朱熹在同安兴办县学,通过大力倡议儒学教育,教导百姓要务实;在同安任职期间,朱熹还曾到泉州开元寺写下“正气”二字,在安海草庵寺题下“勇猛精进”,这都体现了他的儒家爱国思想。




“当然,在这样的思想转变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复的情况。”高令印同时指出,朱熹在香山寺为一名隐士所题的“郭岩隐安乐窝”,在金榜公园陈黯读书处所题的“谈玄石迎仙”,都反映了他安贫乐道的佛道思想。当时的泉州为“泉南佛国”,受此启示,朱熹题诗:“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说明了朱熹对佛教仍保持着兴趣。




兴办县学:带动晋江理学发展




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闽讲学著作,堪称历史上有名的教育家。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颜立水指出,朱熹又“职兼学事”,实际上“学事”的工作量远远大于“簿事”。




“朱熹是最早宣传苏颂的一名地方官,这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注重乡土教育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闽南文化的形成,与朱熹的大力宣传和传播也有很大关系。”颜立水介绍。




我国北宋著名科学家、宋哲宗丞相苏颂是同安人,卒于1101年,距离朱熹到同安任职时间只有五十二年,但同安人对这位“道学渊深,履行纯固”的先贤却了解不多。当时,同安的教育、文化比较薄弱。于是,朱熹便在县学空闲地创筑“苏丞相正简祠堂”,还把县城朝天门内纪念苏颂的荣义坊改名为丞相坊。朱熹善于运用当地的乡土教材,弘扬先贤遗风,振兴社会学风,这对于培养邑人士子爱国爱乡、奋发进取是有一定激励作用的。




除了建立“苏颂祠”,朱熹还在同安大成殿后“建尊经阁,藏书九百余卷;立教思堂,日与邑人讲论正学,从游甚众”。他多方收集官书,编定教科书,以“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为讲学的主要内容。颜立水指出,朱熹在同安开创的讲学之风,对后世影响很大。




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乐爱国则指出,朱熹倡导“为己”之学,这与当时大多数地方官认为县学是为科举服务的思想有很大差异。据介绍,朱熹将四间县学课堂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前三者为儒家正统之学,“游艺”则带有研究杂学的意思。朱熹觉得当时民族衰败,想用县学改变社会风气,借县学宣扬民族精神。




“在朱熹的带动下,闽南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在晋江,研究四书五经的人多了起来,出了很多理学家。”高令印教授称,朱熹在闽南的学生很多,他兴办的县学也促进了当时同安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朱熹在同安讲学期间,追随他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在宋代,有“紫阳始教之高弟”许升,有“有志于紫阳之学”的邱葵,有“得紫阳道学之传”的吕大奎,还有被朱熹品评“明敏有余而少持重”的王力行,这四人都是朱熹的高弟。后来潜心朱学的还有明代的林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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