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清官真的很穷吗:海瑞的私生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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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晚清学者薛福成说,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他会投四个人的票: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补编》卷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汲黯和宋璟的名字比较陌生,即使开出一份个人履历表来,大概也没有耐心去了解清楚。因此,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清官,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把选票投给包拯或海瑞。 清官,是清廉之官。但怎么样算清廉呢?清廉是个抽象的概念,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

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晚清学者薛福成说,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他会投四个人的票: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补编》卷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汲黯和宋璟的名字比较陌生,即使开出一份个人履历表来,大概也没有耐心去了解清楚。因此,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清官,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把选票投给包拯或海瑞。


清官,是清廉之官。但怎么样算清廉呢?清廉是个抽象的概念,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找到十几两银子,办丧事的费用都得朋友们凑份子,可见他的确是穷,穷得让人肃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陈的御史(相当于纪委的处级干部)。陈御史经常让差役拿着“红票”到市场上去买米,只付市价的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很普遍,并不是陈御史一个人这样干,老百姓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奉陈御史之命去买米,刚好这个米店的经纪(经理)家里有个见过点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认为这不合理,便拿了“红票”到都察院去告状。海瑞得到状纸勃然大怒,想加倍处罚陈御史,煞煞这种歪风。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们恳切求情,陈御史终于免受处罚。但是海瑞却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先是把拿“红票”买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当差的资格,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陈御史因此名声不好,他对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时候,陈御史看到海瑞如此清贫,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说:“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海瑞的“清苦”终于感动了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陈御史,可见就清官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了。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海瑞为什么穷?按照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的解释,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资制度惹的祸。清官不受外财,守着一份死工资过日子,而工资又低,那就只能穷了,这很好理解。进一步推论,因为穷,收入不够用,只好去贪污受贿,因此低工资制度成了明代官员“当贪官的理由”,这也符合逻辑。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9)做为政治明星的高调出场,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出任浙江淳安县令一职,这时海瑞已经45岁。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历来将它作为海瑞贫穷的依据:“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此事见于《明史》记载,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穷得买不起两斤肉呢?


当时买两斤肉需要多少钱?根据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也就是说买25斤猪肉需要0.54两银子,一斤为0.0216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也就是9.6元,不到10块钱。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为有人认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可能是回民),我们假定他买的那两斤肉是牛肉。当时牛肉的售价,是“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一斤0.02两,比猪肉还便宜一些,算下来每斤也就是大约8.9元,还不到9元钱。


海瑞会穷到付不起18元钱买2斤牛肉给母亲过生日吗?


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很低,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这个标准是明朝建国初期的朱元璋时代确定和执行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全额的大米,还有折色,“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1〕每个月1130元的工资的确不算高,但似乎不至于买不起十来块钱的两斤肉。


海瑞除了国家发放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产,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总共是40亩光景。〔2〕40亩地租给别人耕种,地租一般是收获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当时的广东琼州府)能够种双季稻(还有可能种三季稻),按道理一亩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总会有的,这意味着海瑞一家还有会二三十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海瑞家庭收入的情况。支出方面,海瑞的家庭,我们假设情况和2006年底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情况一样,是海瑞夫妻两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个女儿,一家四口,三个成人一个小孩。这样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费呢?


家庭基本花费不外吃穿住行等项。先说吃。按照明清时人的说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石6斗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资里有实发的12石米,已经基本上满足三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口粮需要了。


再说住。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政府提供的福利,这就是住宅。帝国的官衙格局和北京的紫禁城一样,在理论上各级官衙就是紫禁城的翻版,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淳安县衙建筑布局的图样还保存在著名藏书楼——宁波天一阁所收藏的嘉靖三年(1524)版的《淳安县志》里面。从图中可以看到,中轴线最北端的“知县宅”便是县令海瑞一家的住宅,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相当宽敞。院落与前面办公事的大堂之间有一道门,人们所谓“走后门”,就是指绕过正堂,通过这道门,进入官员的私宅。县令住宅的装修和家具,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提供。在这么大的院落里,如果海瑞对欣赏花草没有兴趣,当然可以把花坛和空地整出来种瓜种菜。南方气候温暖,随便扔一颗种子都能发芽成长,所以他不怎么需要到菜市场上去买菜。事实上,许多与海瑞同时代的人都有过海瑞“种菜自给”的说法。有些材料甚至还说,海瑞不仅在衙门空地里种菜,还种稻种麦子,县衙成了试验田。


解决了吃和住这两大问题,日常生活中剩下的便只有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穿和行了。当了官之后出行有官方的驿站,不需要自己掏钱。关于穿,当时的绢一匹不过值0.7两银子,和一石米的价钱差不多,布一匹则只值一石米价钱的20%。〔1〕在穿的问题上海瑞的确很马虎。嘉靖四十年(1561)冬天,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去拜见原来的福建教育系统老领导(学政)、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吏部侍郎)的朱镇山的时候,朱部长看他在寒冷的冬天还穿着一件丝质的破袍子,就说你即便是穷,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海瑞听了,便去置办了一件用黄石绢做的衣服。


我想无需再去仔细考证海瑞一家四口人一年需花多少银子了。《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一家,有刘姥姥和她的女儿、女婿及两个孙辈孩子,家庭结构和上述假设的海瑞家庭结构很相似,刘姥姥感慨说,贾府吃一顿螃蟹花了二十几两银子,“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第三十九回)。如果以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间做为刘姥姥生活的时代,那么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乾隆时代银子已经比海瑞在淳安当县令的时候贬值得多了,两相比较,海瑞当官的收入可以比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刘姥姥一家还要宽裕得多。


海瑞当年生活的淳安虽然比较偏僻,但属于江浙一带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生活费用,有不少研究可以证明。有几位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是: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18两);2.副食(包括油盐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需银7两;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需银3两;4.燃料每年支出约需银3两。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为30两银子光景。〔2〕从专业的研究结论来看,《红楼梦》里刘姥姥说的话大致是可信的,而海瑞任淳安县令的时候米价又相对便宜(一石米可能不到0.7两银子),银子的购买力比较强,因此可以说海瑞一家的生活并不困难,甚至已超过小康水平,根本就不会买不起两斤肉。这样就有了一个疑问:如果按照《大明王朝1566》所呈现的家庭结构,《明史》的记载显然就有问题。那么到底是谁的问题?海瑞的穷是不是真的?


海瑞的私生活


问题出在《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似乎不想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写剧本。也许,真实的东西不够感人。海瑞家庭的真实情况与电视剧里面的情况相差很大。


海瑞四岁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海家三代单传,家庭关系比较简单。但是,在海瑞的妻妾问题上却显得迷雾重重,异常的复杂。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海瑞“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这个说法为许多著作所继承,比如易中天的《品人录》。以黄仁宇先生历史学家的素养,“三妻两妾”之说自然是有根据的,根据是海瑞同乡、侄女婿梁云龙所写的《海忠介公行状》。但是,同样是这篇文章,也提到了有人说海瑞娶过六次七次妻妾,甚至以此认为海瑞在这一点上“认真太过”——意思大概是有点花心了。另外,攻击海瑞的人还有“九娶”的说法,并说海瑞自己年纪很大了(“瑞已耄”),还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小老婆(“妻方艾”)。〔1〕《万历十五年》的说法不妨认为黄仁宇先生是相信“五娶说”。而“六娶七娶说”和“九娶说”有没有依据呢?从可靠的史料来看,海瑞先后有过三位夫人,又至少纳过三个小妾,因此“七娶”、“九娶”虽不能确定,“六娶”则是完全成立的。


海瑞的第一位夫人姓许,两人什么时候结的婚现在已弄不清楚,能够知道的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海瑞34岁的时候,许夫人被海瑞休弃了。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被休弃是莫大的羞耻,何况这时候已经育有两个女儿,让一个女人离开自己生养的儿女必然也是莫大的痛苦。而且,似乎许夫人还在经济上吃了亏,为此,她还告过海瑞。


许夫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被休,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从“以大故所出妇许氏”的提法来看,许夫人似乎有过什么大差错,但是所谓的“大故”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是没有生男孩,海家无后,这是比较靠谱的理由。是否如此已经无从查考。不过许夫人年纪尚轻,生育问题似乎不成理由。


另一种原因,也是许多人曾经猜测的,可能是她与海瑞的母亲海太夫人之间的婆媳矛盾有关。这样的事,在著名的汉代长诗《孔雀东南飞》里有过详细的描述,在单亲家庭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问题在于,许夫人如同不幸的刘兰芝,海瑞是不是也有焦仲卿那样的感情?历史材料显示,海瑞并不是焦仲卿,他是个著名的孝子,他永远是无条件地站在母亲这一边的,这就决定了海家的媳妇不好当。


海瑞和许夫人离异之后,又娶了潘氏夫人。但是,潘夫人到海家之后不到一个月又被休弃,休弃的理由不得而知。


接着海瑞又娶了王氏夫人。王夫人比较争气,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取名中砥。海瑞到淳安任上之后的当年,王夫人又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取名中亮。王夫人还生了个女儿,不过什么时候生的不太清楚。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被调到北京户部(财政部)工作,海太夫人不喜欢到寒冷的北方去生活,海瑞没有办法,只好让王夫人携同二男三女扶侍海太夫人从海瑞在江西兴国县令的任上南归,而海瑞则带了两个仆人北上任职,这一年海瑞52岁。于此可知,当年海瑞任淳安县令的时候,他身边至少已有两个已经十几岁的女儿,和两个年幼的儿子。


王夫人于隆庆二年(1568)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去世,据海瑞说是生病死的,但也有人说是自杀的,《万历十五年》说王夫人“于1569年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1569年的说法有误)。在王夫人去世前11天,海瑞的妾韩氏上吊自杀。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使海瑞的家庭生活变得扑朔迷离。韩氏为何自杀?王夫人到底因何而死?这些事已经成了历史之谜,但海瑞在官场上却有了非常不好的名声。〔1〕这时候的海瑞在南京任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相当于副省级干部)之职,他是半年多前才到南京来的。那么,海瑞纳韩氏为妾可能是在北京,也可能是到南京之后的事,无论哪种情况,韩氏跟随海瑞的时间都不算长。


必须交待的一件事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月海瑞上了震惊朝野的尖锐批评嘉靖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治安疏》而在次年二月下狱,两个儿子就在这一年死了,一个11岁,一个9岁,而海瑞已经54岁了。可以想见,这个打击对海家来说会是怎样的致命。妻死妾亡,海瑞的心态如何呢?据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件透露,海瑞说自己“每一思及,百念灰矣”,可见他未必是人们想象的那种无情之人,对妻妾也不是没有感情。而酿成这样的家庭悲剧,症结可能还是出在已近八十高龄的海太夫人身上。


海瑞还有一妾姓邱,史料中只说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三岁就夭折了。


海瑞于隆庆四年(1570)四月申请退休,获准后离开南京回家乡琼山闲居,从此离开官场15年,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正月已经73岁时才重新回到官场,到南京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及吏部右侍郎之职。邱氏什么时候所纳史无明文,或许是海瑞在家乡闲居时所纳,但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海瑞死的时候有“二媵四仆”〔1〕。媵是侧室,也就是小妾。这二妾中有一个可能是邱氏,另一个则可能是重回南京后所纳(因韩氏已死)。当然,也不排除这二妾中邱氏不在内的可能。假定这二妾一个是邱氏,一个便是政敌攻击海瑞时所说“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个“方艾”的女孩,那么海瑞也已经有过三个小妾,这样“六娶说”就不是高估,而是有确切证据的最低估计。


海瑞已经70多岁了,头发已白,在这样的年龄纳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为妾,虽然这在帝国时代也不算是什么稀奇事,但毕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政敌以此来责备海瑞,即使是那些为他辩护的人,对此也只好避而不谈。海瑞身边至少已有一妾,他还要纳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为妾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呢?也许是为了传宗接代。本来这些事只是海瑞个人的私事,他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三四百年之后的我们更没有必要重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但是这涉及海瑞贫穷的原因问题,因此是不能回避的。要知道,纳妾是要花钱的,这钱从哪里来?娶妾要有经济基础,不仅娶的时候要花钱,进门后的用度也要花钱,海瑞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吗?


明代纳妾的身价如何呢?在明代,如果要赎买一个色艺俱佳的名妓为妾,通常需支付千两白银的身价。明末的那些秦淮名妓,恐怕还不止这个价。一般的情形,如《金瓶梅》告诉我们的,收婢女为妾约需50两,如果是讨一个妾,就要百两以上,一般需要300两银子光景。这是明代的数据,清代的情况类似。比如康熙时候在苏州买妾或奴婢的价格,少的是140两,多的需450两。(康熙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王鸿绪奏折)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名士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越缦堂日记》)里面详细记下了自己三次买妾的花费:1.同治四年(1865),娶歌女张珊,银400圆,犒赏16圆;2.光绪四年(1878),买席氏,花银130两,另付媒婆赏钱、道喜钱等项,共费银134.6两、钱60000文(当时京钱16250文约值银1两);3.光绪十三年(1887),纳王氏,花银180两。可见当时娶妾至少得花一百多两银子。从总的情况看,海瑞用在娶妾上的费用不会少,即便只有三次,怎么说也总要三四百两银子。这对只取有限的法定工资的海瑞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与他的生活贫困不能说没有关系。要知道,这些费用差不多是一个七品县令十年的工资了。


回到海瑞淳安任上买二斤肉给母亲作寿的事上来,这事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时海瑞身边除了自己、老母和夫人王氏之外,还有许夫人所生的已经长大的两个女儿,她们都有十几岁了,以及两个幼小的男孩。这么一家人需要几个仆人,还有奶妈、婢女等等。这么看来,这个家庭至少有十来个人。这么多人只是靠海瑞的12石米、30两光景的银子和老家40亩地的田租过日子,日子不好过便很好理解了。海瑞只能精打细算过日子,工资不够花销,在县衙后院种点蔬菜瓜果也是很自然的事。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是海瑞在这样的家庭收支结构中居然还能省下钱来。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二月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谕,到隆庆四年(1570)四月申请退休,海瑞当了十七八年的官,回到家乡琼山时用“禄入”所得120两银子买了一间房子。以海瑞的家庭花销与俸禄所得进行比较可以知道,一般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有多余的银子的,那么这120两银子到底是怎么省下的也就成了历史之谜。


朱元璋的理由


海瑞的家庭生活说明,不能简单地把海瑞的穷归因于俸禄的微薄。同样,在考查明代官员贪污的原因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贪污归因于“薄俸”(低工资)制度。如果你认为高薪才能养廉,那你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工资标准才算高?高到什么程度才能保证官员不贪污?


明代的俸禄标准是朱元璋时代确定下来的。问题在于,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难道会不给他手下的官员基本的生活费?这不合情理,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工资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的。


朱元璋出身底层,完全了解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苦。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他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名为《醒贪简要录》,教材里面详细地计算官员所得的俸米如果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希望通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式的忆苦思甜教育来唤醒官吏们的良心。


《醒贪简要录》历史上不知道是否有单行本传下来,在明代流传颇广的百科全书(当时的类书)《三台万用正宗》里面能够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记载的是正一品官员俸禄的算法。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折算成稻谷,需要2620石(稻谷辗成米有较大损耗,从这里提供的数字看出米率只有40%)。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书中误刻为50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需要6550挑(书中误刻为60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


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不辛苦?“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朱元璋反问:“你们这些当官的拿着朝廷的优厚俸禄还不满足,不肯为老百姓造福,一味贪污腐败,破坏朝廷法度,那么到时候被杀头抄家,还能怨别人吗?”


反腐教材的算法让人触目惊心,但是似乎也没起到多少效用。在制定和颁布《醒贪简要录》之前,朱元璋对大臣们说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五)在《醒贪简要录》中,朱元璋又拿坐办公室的人员和“披坚执锐,卧雪眠霜,不胜劳苦”而每月只有一石米工资的士兵,以及没有时间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此艰难,犹且趋事赴功,不敢有违”的驿站人户做对比,指出“各衙门吏员止是书写,夏坐凉房,冬居暖室,比当军、当站的十分安闲”,如此“心尚不足,仍复贪赃坏法,百般害民”,朱元璋觉得他实在不了解这些坐坐办公室而享用朝廷俸禄的官吏们还有没有一点体恤百姓的良心。


这么看来,朱元璋当时制定的官吏俸禄标准也是有他合理的依据的,不能说是违背人情事理,对官吏要求太过苛刻。朱元璋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言,月薪是7.5石大米,一个成人的月需米量不过3斗,7.5石大米是25个人的口粮,你说它低了,那么要多少才算高呢?县令年薪90石米,与正一品高官相比,只值其年薪的1/12,与其月薪87石米差不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而生产这些米的农民“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的辛苦更不用说。


明代及以后的人认为明代官员俸禄低得留谱,连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都感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录》卷十二),除了主观方面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之外,还有这个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等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俸禄标准虽然以米石来计算,但发放时却没有全支本色米石,而是执行了“钞俸折色”的政策。“钞俸折色”实际上使官员的薪水打了折扣,特别是在中央财政紧张的时候,七折八扣的结果是官员工资大大缩水。


以海瑞在淳安任上为例,年薪如果全支本色,那么90石米按时价每石0.7两银子计算会有63两,而实际上海瑞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已经很不值钱,嘉靖七年(1528)官定的钞银比价是钞每贯值银0.009两,到了嘉靖四十五年,一贯钞仅值银0.0002两。如果以钞每贯值银0.009两来计算,360贯钞值3.24两银子,按市价可以买到4.6石米;如果以钞每贯值银0.0002两来计算,360贯钞仅值银0.072两,只能买到0.1石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海瑞在淳安的嘉靖三十七年,我们从优计算,就当这360贯钞可以买2石米,这样算下来总共得到的大概也只有53石米或37两银子,还不到全支本色薪水的60%。这就是说,工资至少缩水了四成。本来可以养活10个人的工资现在只能养活6个人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薪酬标准不变而物价增高受到的影响。


一般来说,帝国前期物价水平比较低,银子的购买力比较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同样的工资,实际购买力已大大降低。这是官吏工资缩水的另一个表现。以米价为例,明前期的宣德、正统年间一两银子可买4石米(《明史》卷七十八),而中期一石米值银五钱是“江南之平价”,海瑞生活的嘉靖、万历时期米价是每石六七钱银子光景。到了明末,崇祯五年(1632)上海的米价还是一两银子一石,到了崇祯十二三年,已经涨到一两八九钱才能买一石米。(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至于到了崇祯末年一石米需要十几两银子,那属于非常状况,不能用正常情况来讨论。银子购买力降低了,而薪酬标准没有相应调高,同样的薪水大大缩水。


一方面是“钞俸折色”,一方面是物价上涨,而薪酬还是两百年前的老标准,万历时代的帝国官员叫穷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要说这工资是穷得没法过日子,或者是工资低而导致贪污腐败,却还是要慎重一些。要知道,官员的穷,是不同于老百姓的穷的,相对于他们庞大的家口和喜欢娶年轻漂亮女人为妾的兴趣,无论多少工资都是不够的。因此,迫使官员寻求法定工资之外的钱财的,首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制度。


工资要养多少人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古代户均人数为5人左右。海瑞在淳安的时候,淳安一县有11371户,46505口,平均每户4口,而官员的家庭人口则远远超过了这个平均数。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相对简单,但也已不止十口,其他官员的家口庞大可想而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图景。


根据日本学者衣川强先生的估计,宋代官员家庭平均为30人光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发达的时代,众所周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于北宋。他们之中有几位偶尔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20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30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50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10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30人光景。


明清时代的家庭人口与宋代是不是一样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史料表明似乎明清时代的官员家口绝不止30人。以清代为例,在乾隆七年(1742)进士考试的殿试试题中,乾隆说“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就是说靠一个州县官员生活的有数百人之多。乾隆的这个说法自然不会是信口胡说,因为这个说法还有几个人说到,甚至还不止数百人。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御史刘子章上了一份奏折,说:“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节仆从以省扰累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六)。就是说,不算官员的妻儿兄弟等直系亲属,仅仅是为其家庭服务的家人奴仆就有数百人。乾隆年间人阮葵生也说:“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茶余客话》卷四)道光、咸丰时期的王侃则说,汉代的制度是诸侯王可以有奴婢二百人,关内侯三十人,而现在州县的长随,“多者过于汉之列侯,少亦过于关内侯”(《放言》卷上)。“长随”,是官员的仆人。数百人之说似乎尚不算是过分,还有更为危人耸听的,如说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至千人者”(福格《听雨丛谈》卷五)。〔1〕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宋代官员的俸禄够花了吗?仅以养活家口而论,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就很悲观。衣川强先生的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1〕这就是说,哪怕宋代官员的薪水很高,而平均家口以30人计,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消费项目来计算,一般来说宋代官员的俸禄仍然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官员贪污(如果获取法定收入之外的收入都算是贪污的话)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宋代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帝国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帝国财政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帝国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5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帝国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如同我们在海瑞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七折八扣之后工资大大缩水,但如果海瑞的家庭和帝国的老百姓一样只有5口人,那么淳安县令的工资已经足够养家了,日子还会过得不错,根本就不存在买不起两斤肉的问题。海瑞如果能够免俗,少纳一个小妾,日子也会过得好一些,不至于到死的时候才留下十几两银子。


从官员的家庭生活来看,我们发现帝国存在重大的危机,也可以说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却隐藏着历史的机奥: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工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直系亲属有10个人光景,奴仆人数按清代限制奴仆的法令中的最低标准40人来计算,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50个人。以5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50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又有多困难。


当然,这是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的,有些人家境特别好,或者家庭结构特别简单,生活又极其简朴,那么他可以不贪,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是主流。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和海瑞相似的,家里有几亩薄地,有条件读点书,然后通过科举出仕为官,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就是主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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