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臣李鸿章:签屈辱条约并不代表他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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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李鸿章作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参加沙皇加冕典礼,随即访欧。当时李已是75岁高龄,据说此次出访他带了口中国式的棺材,准备如果客死他乡就把遗体送回。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李鸿章见到了铁血首相俾斯麦,并且进行了有趣的对话。


面对俾斯麦,李问:“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


俾斯麦答道:“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指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继续说:“如果皇帝一直受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做臣子的很难开展工作。”


俾斯麦忽然用了一句法文回答道:“Tout comme chez nous(跟我们这里一样)”。接着又用德语说:“在我当首相的时候,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来自女人方面……”


上述数据,在国内传统媒体被一再转载。如果可信度足够高的话,我想,这段话其实可以用来加深世人对李鸿章的理解。


中国古代历来有“盖棺定论”的说法。大意是说,只有一个人死后,别人才可以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其实,客观评价一个人实在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即使在这个人死了很多年以后。


这种例子很多。远了,比如说秦始皇和汉武帝;近了,则比如说李鸿章。


明神宗时期,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俾斯麦似的人物,这个人叫做张居正。张居正以皇帝老师的强大威信以及手中的权力,曾经独掌大权十多年。其间,张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国家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他死后,被追封为上柱国、谥号“文忠”。这对于一个文人而言,可以说是至上的荣誉。但是,他死后没多久,其家庭就遭到抄家的待遇。就是他自己也几乎被开棺戮尸。张居正的改革,因人亡而政息。


尽管如此,后人评价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使得明朝的灭亡大大推迟了。此言,想来不虚。


相对于张居正而言,李鸿章个人的遭遇也许不值一提。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毕竟有机会施展了个人的抱负。而李鸿章则不仅为同时代人所诟病,即使身后,也引来议论纷纷。


很久以来,在国内,提到李鸿章,基本上是有结论的: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近期以来,随着各类研究的深入,随着各种资料被陆续翻印出来,人们对李鸿章的认识显然要深入和客观多了。


在中国历史上,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创立、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重大事项,李鸿章无一遗漏都曾亲身经历。尤其是,在《马关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李鸿章个人遇刺,个中滋味,绝非外人所能一言说尽的。曾几何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强大无非“船坚炮利”。于是乎,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造船坞……举国上下忙乎了数十年。在这数十年里,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始终不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框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呕心沥血创建了北洋舰队,却最终因为中日甲午海战而全军覆没。彼时彼刻,作为清廷重臣的李鸿章,面对国事的不堪收拾和舰队的覆灭,其心情的悲怆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彼时的李中堂,是否也曾经想到过老大帝国自身体制的顽固和掣肘?如果本文开头他与俾斯麦的对话数据属实的话,那么我想,作为最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李鸿章对于政治体制的问题未尝就没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即使精明能干如俾斯麦,也口里不忘提醒李鸿章“反朝廷是不行的”,李最后又能有多少作为呢?!





李鸿章的一生,其实是一个悲剧。


有了这种认识,不妨就读一下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本书,其实堪称是梁任公的代表作。梁启超治学的严谨,似乎从来很少有什么争议。在这本书中,作者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当今天下,只有平庸的人不会引起争议了。或者说,只有平庸的人才会既不被人骂、也不被人毁誉了。——这话,说得颇有见识。


作为清末民初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梁启超对于很多问题有独特的发言权。又由于梁启超个人本身既是文人又是政治家的缘故,个人深知政治这汪水的深浅,所以,梁启超的评点可能更为中肯。


在这本书里,梁启超对作为一个臣子和政治家的李鸿章是同情的,同时也是敬重和惋惜的。


梁启超说,“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一生,其实是个悲剧。“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故而,“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了清末外交家郭嵩焘的遭遇。郭嵩焘作为清帝国的外交官到欧洲去,亲身体验了欧洲的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他曾经专门著述,谈及自己在欧洲的经历。但是,他的言行引起了朝廷之上的恐慌,以至于回国后没有准许进京述职就回了故乡。晚年的郭嵩焘死在寂寞和失望之中,他死后三年,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


郭嵩焘的遭遇和李鸿章的悲怆,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清末一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一大脚注呢?


冯 磊 文章摘自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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