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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陕西凤县为发展以羌族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业,发出通知鼓励群众“恢复”羌族成分,而且是只要本人认为自己“疑似”羌族就可以申请。报道称目前申请“汉改羌”的居民已有一千多人,而凤县12万人口中目前只有300多人登记为羌族。消息一出,舆论大哗。


羌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如今的人口只有30万(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凤县本不是羌人聚居的大县,如果其他相关县市也“借鉴”他们的做法,很可能会使羌族人口瞬间大增,甚至翻倍。添丁进口本是喜事,但问题是,这些新增加的人真的是羌族吗?


诚然,经过多少世代的混居和通婚,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无论是在血统、外貌,还是在语言、风俗习惯上都已经没有太明显的区别,以至于有些人说不清楚自己是哪一族;为高考加分或生二胎而更改民族的个案也常有耳闻,但那起码还要能在直系亲属中找得出少数民族来才可以,而这种由政府主导,为经济利益而“英雄不问出身”的集体改民族行为仍是令人匪夷所思。


仔细想来,这世界上好像还真没有什么不能改的。前不久CBA爆发的“年龄门”事件就揭露出几十名球员在自己的年龄上作假。易建联的年龄之谜更是受到美国媒体的穷追猛打。在体育圈里,青少年运动员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而更改年龄、“以大打小”的做法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甚至年龄真实的球员反倒成了“怪人”。


可以改的还有姓名。当年父母曾经为了让我提前一年上学,让我拿着一个远方表哥的户口本登记学籍。知道今后六年都不得不使用一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名字时,我在报名现场大哭大闹,父母也就没有强求。不过,报纸电视上各种冒名顶替的新闻也是时常可见。


地名也不例外。历史上的地名变迁很多,也很正常。但现在的一些地方更改就让人觉得不那么舒服。比如大庸市改为张家界市,南坪县改为九寨沟县,甚至思茅市改为普洱市等等。


当然,无论是改地名、年龄、还是民族,似乎都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运动员改年龄可以为国争光,思茅改普洱可以哄抬茶叶价格,“汉改羌” 可以营造少数民族风情,发展旅游等。但这些做法的效果值得怀疑。许多有天赋而发育稍迟缓的运动员被五大三粗的改年龄者埋没,也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能说明地名的更改对旅游业和经济有多大促进作用。就在笔者写稿时,还看到“北京市要打造百公里满族风情大道,市民不出北京就可感受满族风情”的新闻。问题是北京市区本来就有很多满族人,却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什么是满族风情,或者自己和汉族人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即便这些做法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难道就可以证明其自身是合理的吗?


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使人们的价值观逐步单一化,拜金主义盛行。许多政府和个人都形成了“只要可以发展经济、带来效益,使用什么手段都可以的”观念。因此,在许多人看来,改改民族、名字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如果我们以是否得到经济收益来判断这些做法的正确与否,就等于承认了这种价值观。


许多有识之士对这些现象提出了批评意见,指出其弊端,比如改年龄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丧失诚信、改地名中断文化传承等等。但我认为,如民族、年龄这样的东西,是上天和父母给予的,是既定事实,就像1+1=2一样,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没有人能以任何理由去更改。


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的脑筋能稍微“死”一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也就会少一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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