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秘密研制垂直起落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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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林彪突然下令研制垂直起落战斗机,成为“极左路线”高压下的一项短期无法完成的任务。差点使歼八战机中途夭折。 1980年春,徐向前等军委领导在机场参观定型投产的“歼8”飞机。      1969年,对于世界航空工业来说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新一代战机的研制大都是在这一年开始启动的。1969年,美国先后提出F14和F 15两种战斗机的设计方案。两者都是通过加大发动机的推力(提高全机推重比)和增大机翼面积(降低翼载荷)来改善机动性能的,前者还使用了变后掠翼技术,因而飞机都变得很大。苏联也在同

林彪突然下令研制垂直起落战斗机,成为“极左路线”高压下的一项短期无法完成的任务。差点使歼八战机中途夭折。

1980年春,徐向前等军委领导在机场参观定型投产的“歼8”飞机。




1969年,对于世界航空工业来说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新一代战机的研制大都是在这一年开始启动的。1969年,美国先后提出F14和F 15两种战斗机的设计方案。两者都是通过加大发动机的推力(提高全机推重比)和增大机翼面积(降低翼载荷)来改善机动性能的,前者还使用了变后掠翼技术,因而飞机都变得很大。苏联也在同期研制成了米格27和苏17战斗机,它们都是利用变后掠翼技术来协调高、低速飞行矛盾的。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三国也于1969年开始论证“狂风”战斗机方案,最终采用的也是变后掠翼布局。然而,英国早在1957年就开始垂直起落战斗机,后改为“鹞”式战斗机,并于1969年4月开始装备部队,这种垂直起落战斗机从根本上改变了高、低速飞行的矛盾关系,具有异乎寻常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空军的关注。


这一年的中国,形势非常严峻,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国内还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之中,而外部环境又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和强权的挤压。一方面要应对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并在南边抗美援越;另一方面,由于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把原本就已紧张的中苏关系又推向战争的边缘。形势所迫,我们没有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我们的航空工业。




歼八艰难起飞




尽管“文化大革命”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航空工业系统的广大干部、科研人员和职工,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足我国的现有条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研制新一代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


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5月,正当歼8飞机的总体设计进入关键阶段,飞机总设计师黄志千在出访欧洲途经埃及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这给刚刚起步走上独立自主研发飞机道路的中国航空工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1966年1月29日,正当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刚刚展开的时候,112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高方启,突患急性心肌梗塞,不幸逝世。他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飞机专家。他的去世,无疑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个重大损失。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112厂厂长陆纲又被迫害致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王新、主管器材供应的副厂长张云等主要厂领导,以及大多数总师、技术专家、车间主任也都被解除职务靠边站,致使正常的飞机生产和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由于政治上的动乱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失去了黄志千总设计师和高方启总工程师两位研制歼8飞机的领军专家,刚刚起步的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陷入濒临停滞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三机部为了保证歼8飞机的研制进度,及时调整领导力量,并指示112厂和601所联合组成歼8飞机试制领导小组,责成601所所长刘鸿志负责并兼代厂总工程师。从而使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为了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进而加速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三机部顶住政治压力,于1966年11月11日 ,批准成立了歼8飞机研制指挥部,从而保证了歼8飞机的研制进度。为了全力保证试飞成功,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于1968年3月5日 发文: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富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审查同意,成立歼8飞机试飞领导小组,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任组长,后又调曹里怀副司令员为试飞领导小组组长。


此刻,在座舱里待命首飞的尹玉焕的心情更是复杂和激动。为了这一时刻,多少航空人为此付出了心血和代价!他暗自下决心,无论遇到任何复杂情况都要确保首飞成功。


9时38分,塔台飞行指挥员下达起飞命令,只见试飞员尹玉焕驾0001号歼8飞机滑向跑道,继而直冲蓝天……转眼之间飞机就升至3000多米,经过一系列试飞科目检测,尹玉焕激动地向地面报告:“飞机各系统工作正常”。紧接着他驾飞机又做了两次通场演示,然后平稳着陆。歼8终于首飞成功了!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歼8飞机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自行设计制造第二代战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随后,歼8飞机的研制便进入设计定型试飞阶段。




中国“鹞式”强行起飞




歼8飞机首飞成功以后,本应集中各方面的技术力量抓紧进行飞机的设计定型工作。可是,就在歼8飞机研制的关键时刻,已经把持军委工作大权的林彪突然提出大搞运输机和直升机,继而又提出搞垂直起落战斗机。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国一下子被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在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这一段话,是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在“准备打仗”的大背景下,林彪又被确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这时,林彪便以加强战备和准备打仗的名义,直接控制军队并干预飞机装备的研制和生产。


林彪多次听取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空军机关及航空工业有关部门关于空军装备情况的汇报,并指示空军和三机部要根据“准备打仗”要求,除了大搞运输机和直升飞机外,还要尽快研制既能打又便于藏的作战飞机包括垂直起降飞机。


英国“鹞”式飞机于1957年开始研制,1969年装备部队,主要用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并有一定的空战能力。这种飞机装有喷管可转向的涡轮风扇发动机,以提供升力和平飞推力;最大平飞速度为1186千米/时,转场航程3300千米,最大外挂重量2270千克。垂直起飞时,航程很短。为增大航程和载弹量,一般采用短距或斜板起飞,垂直降落。


苏联研制的雅克38飞机,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装备部队。这种飞机采用升力发动机,只能垂直起落,最大平飞速度1040千米/时左右,低空作战半径240千米 。


而当时我国的航空工业还很薄弱,既没有研制垂直起落飞机的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储备,根本不具备研制垂直起落飞机的条件。可是,林彪不顾国力、技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强令空军和三机部上马研制垂直起落战斗机,并要求空军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意见和方案来。


1969年,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以加强战备和准备打仗的名义,直接控制军队并干预飞机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李振盛/FOFOE




1968年7月11日,空军向军委办事组和国防科委上报了《关于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的几点意见》。其中就明确提出要尽快解决垂直短距起落战斗机的问题。随后,六院根据空军的指示,下达了短距起落战斗机的研制课题。1969年初,601所将短距起落喷气襟翼可变机翼飞机列入专题科研项目。但由于技术储备不足,该项目只能列入预研项目。


然而,时隔不久这一预研项目便成了高于一切的重点项目。1969年8月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六院由国防科委移交空军领导的决定,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航空工业“825”会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司令员常乾坤、曹里怀等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对改革国防工业管理体制做出决定,成立以空军为主的使用、生产、科研三结合领导小组(即航空领导小组)。接着,他在传达林彪关于大搞运输机和直升机的指示时说:“我们要坚决贯彻这个指示,以歼6为重点,猛上歼6、轰5、强5、直5等四种主要作战飞机的生产;积极配合六院加速大型运输机、直升机的设计,积极开展垂直起落飞机的研究;抓三线建设,为部队提供进行大战所必须的各种优质作战飞机,基本建成一个经得起大战考验和比较完整先进的后方基地,彻底改变航空工业的布局。”


这次会议虽然强调“积极开展垂直起落飞机的研究”,但实际上已经明确把这一预研项目提升为急需研制的型号任务。9月份就正式下达了型号研制任务,其代号为:“四号任务”。这就意味着短距起落战斗机课题预研项目顿时变成压倒歼6、歼7、歼8研制的头等任务。


10月30日,三机部在沈阳召开了驻沈厂、所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垂直起落飞机领导小组成员。这次会议要求,601所抽出116名设计员,112厂抽出40名技术员、同有关院校30多人组成“四号任务”连队,由601所副所长叶正大任连长。会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设计工作。按研制计划要求力争在1971年“七一”上天。


“四号任务”的实施,抽调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分散和削弱了歼8飞机的研制力量,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歼8飞机的研制进程。


但是,林彪仍然对研制进度不满意。为了尽快研制出垂直起落飞机,林彪指示由空军负责的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指定沈阳军区空军一位副政委为“四号任务”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统一领导“四号任务”的研制。同时,空军直接派人进驻112厂实施监控,并规定“四号任务”连队每周必须向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报告一次垂直起落飞机的研制进度。在这种高度压力的情况下,601所设计人员全力以赴,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1968年底就提出了6套设计方案。经过“三结合”讨论,确定第1套和第6套为优选方案。1970年初,601所又组织设计人员到一线部队进行调研和征求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论证,于7月份向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汇报,最后确定上第6套方案。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设计人员被迫采取“大跃进”的访法,边研究、边设计、边试制。各类研制人员齐头并进,仅用20个月的时间,就设计出了垂直起落飞机的总体方案。




“四号任务”下马,歼八起死回生




尽管研制“四号任务”抽调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留下的部分研制人员,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在继续研制歼8飞机。与此同时,“四号任务”更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可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于1970年6月7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听取歼8飞机研制情况汇报时又突然提出:“歼8要快搞出来,明年要批量生产,一个师放20架,放他几个师,要生产100-200架。”


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当即要求112厂加快歼8飞机的研制速度,以便尽快生产歼8飞机装备部队。这样一来,研究所和飞机制造厂又不得不重新调整力量,以保证歼8飞机的研制和生产进度。

这期间,歼8飞机经过多次试飞验证,其主要性能超过原定的设计指标。正当首批飞机已经正式投产时,吴法宪又在1971年7月12日参加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会上说:“歼8飞机性能很好,美国都知道了,要防止美帝把资料偷去,你们把图纸资料整理好,锁在保密柜里,3年不生产,什么时候生产出来都不作检讨。”吴法宪这种出尔反尔的决策,使得飞机工厂无所适从。致使已投产的飞机迟迟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就连设计定型的试飞任务也无正常进行。实际上,这时歼8飞机的研制已处于半停滞状态,并陷入濒临夭折的境地。


这时,被列为重点研制型号的“四号任务”,由于受技术、材料、部附件及发动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研制进度也非常缓慢。这是因为该项目远远超越了我国当时具备的技术水平和能力。这完全是一种不顾客观条件和超越现实的幻想。


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才使我国的航空工业开始逐渐转向正轨。这才为恢复歼8飞机的研制带来新的转机。歼8飞机联合指挥部及有关厂、所职工出于加速发展航空工业愿望和对歼8飞机研制的关心,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指出吴法宪决定停止生产歼8飞机的错误,并建议抓紧歼8飞机各种性能的试飞,以尽快实现设计定型。


周恩来总理对这封信非常重视,于12月11日将信批转给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等处理。12月14日,李德生、余秋里等中央军委领导在北京召开了歼8飞机汇报会,在听完112厂、601所和630所关于歼8飞机研制和试飞的情况汇报后,会议决定,1972年继续小批量生产歼8飞机,以便再次进行全机静力试验,并加强试飞工作。从而使歼8飞机终于起死回生。


1972年3月25日,“四号任务”领导小组召开了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检查了在垂直起落飞机研制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错误;肯定了参加“四号任务”研制工作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积极性与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垂直起落飞机在我国缺乏基础研究和应有的技术储备,不可能于短时间内搞成可供战斗用的歼击机”,“当前要遵循国家计划会议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精神,解决空军最急需的作战飞机”。因此,会议决定:“‘四号任务’不列入国家型号发展计划,仍为先期研究的科研项目。”至此,“四号任务”下马,与之相应机构随即撤销。


客观地讲,“四号任务”的研制人员,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艰苦努力。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并在改进歼6设计的基础上,设计新的飞行平台,大胆探索了垂直起落战斗机所涉及的许多技术难题,同时也取得了一些设计和试制垂直起落飞机方面的宝贵经验。然而,设计一种新型飞机不仅要有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做支持,而且还需要相当长的试验周期。因为研制一种新型飞机,从设计到投入使用,需要相当长的周期,往往都需要10多年,有些甚至20多年的时间。


“四号任务”从下达研制任务,到要求新机试飞总共才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完全违背客观规律,更何况还是在没有预研和技术储备的前提下白手起家。因此,尽管“四号任务”的研制人员为此而竭尽全力,但事实上,他们是在“极左”路线高压的政治背景下,去完成一项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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