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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留恋的“知青”年代


(七)70年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变冬闲为冬忙”

那个年代也就是70年代初期的生活,由于物资的极度贫乏,所以生活显得比较单调。

在一般生活必须品的供应上,买布得用布票,买粮食得用粮票,买棉花得用棉花票,买自行车也得用自行车票等等。

我们到农场的知青有着同其他知青不同的称号和待遇。大部分到农村的叫插队知识青年,而我们属于少部分到农场的叫插场知识青年,当然统称还是下乡知识青年;我们插场知青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待遇,如粮食有定量,一般市民的定量是28斤月,有工作的市民按照其行业和职业来定量在30~45斤/月,定量最高45斤定量的属于高强度体力的炼钢工人、粮库的搬运工等。我们的定量按照高强度体力定在了45斤/月,一般的说应该够吃的了,但实际远远不够吃的,45斤/月只够我什么活也不干的情况下,这是因为一是肚子里没有油水;二是体力劳动强度大;三是那里的空气比市里好得多。

还好,解决自己的口粮平常家里给粮票,短期超重体力活时农场给补助,补助的粮食加上定量可达到60斤月,家里再给一些够了,这比那些插队知青要强上许多。

邻村的农民一般是吃不饱的,对我们十分羡慕。实践中知道了,你骂他们什么都会比骂他们“大鞋底子!”或“吃饽饽去吧!”要强的,因为一骂他们“大鞋底子!”或“吃饽饽去吧!”被骂的农民就会眼冒蓝光跟你玩命,这主要是农民一般吃不上白面馒头而且还吃不饱饭,是他们觉得受到了“人格”的侮辱。

集体户口的我们按照市里的单身职工对待,给了一个比市民副食本小一半的单身职工副食本。其实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只是到春节供应上给点花生,葵花仔什么的。

在我们“上场”扛“大个(大包)”时,体力消耗得极大,我创造了自己有生以来一顿吃一斤四两的记录,吃的就是大饼卷上果子,喝的小白菜汤,没有其他菜。尽管这样在我们近百名知青里的“饭桶”是挨不上前10名的。

一次,我们抓了不少的麻雀,食堂给我们熬汤,当香味发出来后那感觉真是好极了。这竟成了我终生难忘的一次美餐~

市郊的空气同市里相比得好上数十倍。那时,市里的居民做饭,冬季取暖都离不开煤。工厂更是如此,一半以上的工厂混杂在居民区里。市区的人们呼吸的鼻孔里总是黑黑的。落叶后的早上,由于农场和市区的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这样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生我们养我们的城市竟在似如刚挨过炸弹一样的浓烟下笼罩着,那感觉是好可怕的~

秋后的“大场”仍然紧张,因为我们华北地区秋季收成分早秋和晚秋,“大场”的活就连贯了下来。可笑的是“杂交高粱”由于单纯地追求“高产”,那收获的高粱别说人了,就连牲口也不吃,只能用于酿酒。

在“大场”上,我练得了扛粮包的硬功夫,高粱是182.5斤一包,棒子是202.5斤一包。成天扛呀扛的,什么横肩,什么立肩我都显得比较轻松。特别是走起那扛包的小步,自己都觉得挺潇洒。我当时的体重不足120斤,身高1.73米。

进入了1974年的12月。我刚刚过完19岁的生日,又迎来了一批知青。这批知青可不同于我们,有50%的是父母双亡的,30%是有父或母的单亲,只有20%是父母健在的。这些人的感情非常脆弱,一个人哭,马上就会引起几乎众人全嚎的轰鸣场面。我们大队接收了有140多人,其中有十几个人是高中毕业。

中旬,潘荣调到场部由大队团支部副书记的职位上升到农场团委副书记;我接替她担任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同时又被调到大队党支部的专案组。刚刚当上民兵连副连长的我,又被农场武装部选派到市警备区教导队参加民兵连营长15天的集训。

在警备区教导队我可是开了眼界,教导队的大院里有一辆坦克,虽然是解放战争中的,但我毕竟是第一次见到;参加集训的民兵带的重武器有什么捷克机枪、日本歪把子机枪,什么苏式的轻重机枪;轻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汉阳造、三八大盖、53式步骑抢、汤姆枪、56式半自动等。农场武装部长喜欢我,竟把崭新的56式冲锋枪让我带上了。

虽然只是15天的集训,我收获是大的。起码有四到五种轻武器我会使用了,特别是对56半和56冲两种我能够蒙上眼睛拆装自如。“320爆破法”什么计算药量,什么计算角度可以说完全掌握了,因为不掌握回去就交不了差。

1975年的元旦一过,我回到了农场,暂时没有回大队,大约一周的时间,向没有参加警备区集训的民兵干部传授刚学来的“技能”。

大队党支部的专案组说是有四个成员,其实真正工作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宫玉山兼任专案组的组长,具体工作人员固定的只有我一个人。

专案组的任务比较多,大致上分为三类:一是负责党组织发展对象的内查外调;二是负责监督管理“四类分子”;三是负责民兵和共青团的具体工作。

有意思的是,当时我还没有入党,却冒充中共正式党员,拿着写着宫书记名字的外调介绍信对党组织发展对象进行外调了。后来我才知道大队党支部对于我个人申请入党问题的外调已经完成,只是等待时机发展了。

本来,华北地区的冬季是没有什么农活的。可是在刚刚开完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新当选的那位不拿工资的农民副总理,散会即来到我们城市视察了农村,在视察中他狠狠地批评了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后来我知道这位第一书记是国家行政七级)。传达文件时我记得什么,坦荡的华北大平原,什么那么好的条件却亩产那么低,什么应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变冬闲为冬忙……。

这一家伙可了不得了,各级农村的党组织在最短的时间里纷纷拿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变冬闲为冬忙”的实施方案,我们农场当然也在其中。

我们农场第一个“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大张旗鼓的急匆匆地开始了,整个工程是在农场场部以南的大约500米处,平地挖一个大蓄水池。本来刚刚“脱产”的我自然放下手里的工作,参加了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宫玉山和团支部书记薛洪河为领队的“青年突击队”,投入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中来。

现在想起来是真累真苦呀!但我们没有一个喊累的,因为宫书记和薛书记干起活来,谁也比不过的。在我们大队的分段工地内,由薛书记带领包括我在内的20余名男知青,基本上是肩扛手握16磅的大锤贯穿整个工程的。只有我的好哥们张聿光真是有“绝活”他稳得“冲”从来没有过“死眼”而且设计的冻块让它多大就多大,除了他我们谁也没有这个“技术”。这样一来他可美极了,不用出力打大锤了而且还是“爷”~。

自从那位农民副总理视察以后,华北平原的冬季就开始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变冬闲为冬忙”,直至1979年我离开。

1975年初的冬季,地表结冻是0.5米,我们最多时是五个人围在“冲”前砸,好家伙,本来咚!咚!的声音竟能连成了“一个音”,由于快速摩擦的作用,弹木冲顶时常冒起了蓝烟。再冷的天也得等喝的水到来才能开干,因为一轮大锤过后出的汗必定湿透了身子,没有水喝简直是无法想象。就这样我又练就了打锤的好功夫,16磅大锤一口气200多下,可以“左右开弓”地用,手上先起泡,然后是厚厚的膙子。

施工中,本来农场的机械化是比较强的,为了“练兵”,原则上不许使用。

当时正值“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宣传声势很夺人,布满了红旗、标语牌眼花缭乱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着。什么“批林批孔”的文章;什么扎根农场的决心书;我们最喜欢的是听歌曲和由广播员宣讲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特别是男广播员的《桐柏英雄》,那叫“棒极了”,绝对不亚于或是说等同于当时的市广播电台的著名广播员,女广播员的声音也是“棒棒”的。广播员给我们带来了欢乐,真的我们不时地把累和苦抛到了九霄云外。

到了工程的中期,一位好哥们是其他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偷偷地告诉我:“咱们的工程是白干,因为郊区的革委会定了,在这里横穿挖一条河。”

哎呀!怎么会呢?我们数百知青半个多月的力气就白白地浪费了么?我暗自琢磨着,可是工程没有任何停下的迹象,我只得把那哥们的话当成是“流语”。

我们的工程终于完成了,我和我的知青哥们们回到了我们大队。

一周后,上万民工开始了“丰收河”的工程。

本文内容于 2008-12-21 14:36:33 被tjzqb2008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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