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6年,中国发生了一件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清王朝颁布了“君主立宪”的谕旨。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法制史》中学到过的,著名的“清朝君主立宪”。以强国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自1864年至1900年,前后持续36年,这就是清朝的经济改革运动。


立宪派一度牵手革命党人,但“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当时,中国社会的传统开始衰退,而社会与政治却没能快速改革。为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激烈的革命者不满意于这种“温吞吞”的现状,以至于出现激烈的行动,产生恐怖和屠杀。

上世纪的1905年桂林的一个官方集会。主席台横额写着“立宪万岁”,说明立宪已是官方公开的话题.对于那些为保障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革命立宪最终不是很难逾越的。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是外交部长。这个当时看起来美好的构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也是从这里就能看出年少时候的毛泽东对自己祖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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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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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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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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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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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成为主要的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立宪派则处于两者间,与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不获信赖。立宪派的骨干张謇感慨:“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


立宪派梁启超起初和革命党往来很密。他流亡日本,孙中山曾多次到访,二人大谈革命。但是孙中山是倒满主义者,梁启超认为勤王的旗号最为合宜。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要不要排满.革命党当时认为满洲入主中国为亡国,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则坚持满洲人掌权,是与明朝朱家易主,而不是亡国。


与海外两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不同,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常常互通声援。比如湖南立宪派龙璋是革命党领袖黄兴的密友,凡反清革命的,都引为同志,大力资助革命经费,不惜出卖家产,还利用自己的汽船为革命党购运枪械。


“ 一个国家发展,肯定有不同意见。一个走激烈路线,一个走温和路线。其实革命与君主立宪都是从西方来的东西。革命受法国影响,君主立宪受英国、日本影响,都是想建立一个民主形态的国家而已。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对清廷无比失望的立宪派,特别是抱有实业立宪情怀的立宪派,开始倾向于同情革命,甚至推动革命。比如山西代表、曾任山西总商会副会长的渠本澄宣布,“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因为对于那些为着保护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共和立宪并不是很难逾越的。


武昌起义时,革命党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清廷的统治。革命是在多方推动下进行的,立宪派的力量举足轻重。袁世凯的幕僚张一评论:“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一些原咨议局大员后来干脆直接成为新政府的都督。辛亥革命后,立宪派牵手革命党人,开始短暂的合作期。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合作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和“革命的蜜月时期”相像,即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这时出来掌握政权的人大多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立宪派卷进革命:“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开始衰退,而社会与政治都没有得到快速改革。为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激烈的革命者不满意于这种温和与稳健,以至于出现激烈的行动,产生恐怖和屠杀,将掌权者推倒。立宪派中的佼佼者,四川的蒲殿俊和湖北的汤化龙,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执掌革命政府,但又很快被迫下台。


民国初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大众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分子。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那茫然孤苦无依的还是人民群众。”无论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还是蒋介石总统的民国,无论是什么立宪还是改制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都无法拔除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和百年屈辱,也无法根治贪污腐败,社会丑恶的黄赌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