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不 需 要 思 想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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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 国 不 需 要 思 想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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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维可以分为两部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爱”、“恨”、“愉快”、“悲伤”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维则是“演绎”、“归纳”、“推理”、“论证”等理性思考部分。动物也有感情,也会“喜怒哀乐”的感性表现,但绝对不会使用“演绎归纳”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人”。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进步,是地球上几十亿年来生物进化的最高结晶。

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许指出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表的儒学,其核心思想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学说,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

对于中国最大级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中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属于经验上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来自理性的推理与思辨。中国有几位华裔在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功绩也都是属于发明或发现,而不是象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提出新理论、新学说。面对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国人总是抱著不服气的态度∶“你们有的我们也一定有”。但是由于缺乏思想家的候选人,中国人只得再次发扬“矮子里面拔将军”的传统,把鲁迅破格提拔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其实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根本没有关于理性思维的研究和著作。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都是纯粹的小说,根本不是什么哲学著作。鲁迅的杂文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随想,根本没有任何严密的理论体系,谁能说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人也许要争辩说∶鲁迅的小说中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塑造了阿Q这样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如果按照这个推理,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应该称为思想家。这样一来,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文学家靠感性思维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感性思维的结晶。哲学家则靠理性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论文是理性思维的结晶。西方人之所以只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称为文学家而不称为思想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感性思维方面,而不是理性思维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中国人的大脑,在生物学结构上与欧洲人完全一样的话,中国这么长历史又有这么多人口,产生思想家的几率应比西方大得多,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几个思想家了。中华民族产生不了思想家,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中国人在大脑结构上的“硬件”问题。

尽管西方的理性科学早在明代就已传到中国,但中国人对这些理性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极少数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被人们扔进了垃圾桶。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就象小学生,不被先生打一顿手心,就不可能主动地去学习理性的科学。直到靠理性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人,用超过中国人想象的洋枪洋炮打到中国来,中国人在挨了痛打之后,才想到要向西方学习理性的科学。

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大致可以理解,但对理性思维更强的人文科学却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军事学。只有一个历史学,但也还是不能称之为完全理性的科学。司马迁首开了用文学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先例,以至于把《史记》作为文学著作还是作为历史文献这一问题上,常常引起争论。中国的历史被严重地文学化和人格化了。

文学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手段,科学则是人们用来表现理性的方式。文学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一部文学作品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泪夺眶而出,说明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学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看完一篇科学论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方人论述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绝不用文学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静客观的科学论文语气,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文学的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历史等严肃问题。读完中国人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章时,经常让人心中燃起无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捉来一个日本人碎尸万段。在这种满胸怒火焚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冷静地反思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一提起抗日战争就破口大骂日本人残忍野蛮,但问到他们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却没有几个人能给出冷静的回答。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就是一个感性的“恨”,而几乎没有理性的反思。中国人这种对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国人无法从历史中学到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惊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相同错误,成为一个不会进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写政论文章时极少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更不用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但中国人写政论文章时,却很喜欢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赞美共产党时,并不是具体说共产党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手法来形容∶“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亲比娘亲”。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时,又用“水深火热”这样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容词,这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的特色。

中国人还特别独创了一种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杂文”,代表人物就是鲁迅。中国人也常常为鲁迅的杂文应该算作“文学作品”,还是应该算作“政论文章”而苦恼。但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泾渭分明,见不到这种非驴非马的杂交品种。倒不是西方人不会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而是西方人不喜欢用感性思维的方式来讨论理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在西方写了鲁迅那样的骂人杂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读者的好评。中国把鲁迅捧为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把鲁迅的骂文视为习作的典范,也正是因为鲁迅的骂文特别对中国人的口味。看来鲁迅生在中国真是极大的幸运,如果鲁迅生在英国法国,谁会欣赏他的骂人天才,大概只能到中学当个愤愤不平的厌世教头而已。

翻翻鲁迅全集就会发现,鲁迅早期的文章还是很理性冷静的,但却读者寥寥。鲁迅在1918年写了《狂人日记》这样煽情偏激的文章后,才一举成名,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以后鲁迅的文章越煽情,读者的反响声就越大,进而鲁迅的文章越发煽情,读者的反响就跟著越发上劲,如此循环。现在看来,鲁迅比较好的代表作《阿Q正传》等都是1930年以前写的。到1930年以后,鲁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尽写一些《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的骂文,开创了中国的“骂派文学”。

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响。中国的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立即成为中国的大作家。《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之类的煽情走极端文章,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成为畅销书。这些书里作者表现出来的理性和见识尚不及中学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热感情渲染,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情绪化,才是这些书在中国得以畅销的秘诀。如果你写一篇理性的文章,说中国人的爱国有“只说不动”的倾向,大致没有什么中国人会认真读这篇文章。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讲述同样的事情,说∶“阿拉伯人爱国用的是最宝贵的鲜血,中国人爱国用的却是最廉价的吐沫”,就一下会吸引到大量的读者。

中国人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论述理性的科学,西方人却相反把理性的科学应用于感性的文学,创造了“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化的文学作品。人们看完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时,感情非常平静,既不会兴奋也不会流泪,这是典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学。中国人却喜欢看那种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学,“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常虽然有一些作家试图模仿西方,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搞理性文学大致不会有什么出路。

近年来因特网的发达,给予了人们平等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因特网上的大众发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本质。比较一下因特网上中国人论坛和西方人论坛的发言就会明白,中国人的理性也就相当于西方未成年中学生的水平。中文论坛上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只有1%左右的发言试图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但这些理性的发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嚣所包围,使中文论坛上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理性的讨论。比如在台湾独立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帖子都是非理性的叫骂,不可能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会写出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来就会哭,就会笑,就有了感性思维。但理性思维却是随著年龄的增长慢慢建立起来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维成熟的标志。西方对未成人的少年犯罪要从轻判处,就是考虑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中国人的肉体成长速度虽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却显得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并非说中国人身体有病,而是说中国人精神有玻很多中国人却误以为西方人是说中国人身体有病,硬是拍著胸脯说∶明明中国人身体好得很,谁敢胡说中国人有病?不过但凡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判断总是异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认自己有病的?面对12亿准精神病患者的中国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动不动就说∶“不要刺激中国人”。弦外之音就是说∶那位精神可是有点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时要特别谨慎,千万别刺激他发起疯病来,整个世界都要被他搅乱了。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学缺陷。

随著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只要从一个未出生的胎儿身上取一个遗传子,就可以确定该人的相貌体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将来科学家能够认真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看看中国人的遗传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维的基因,是否在生物学上就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国人真的在生物学上被判定为缺少理性思维的遗传基因的话,中国人就该省省心,不要再为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之梦而瞎忙了。因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会有发达的理性科学,当然也不会实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化。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退废”原理,越是进行理性思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就越发达。对于很少进行理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发生退化,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哲学尽管比较肤浅粗糙,但总还能算得上哲学家。可是从此以后哲学家在中国竟然断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日渐退化的旁证。近代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愈发低下,从鸦片战争、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人什么时候表现过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理性?

从生物学原理来看,就象牛不需要音乐家,狗不需要经济学家,老鼠不需要哲学家一样,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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