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琴:中国历史上的“上下相愚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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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李钟琴:中国历史上的“上下相愚定律” 文章提交者:一家村主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中国历史上的“上下相愚定律” 李钟琴 有人曾总结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定律”:象牙筷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包围定律、敌戒定律、朋党定律、黄宗羲定律、五世而斩定律、权大欺主定律、皮毛定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定律。这些“定律”总结得都不错。不过,我觉得仍不全面,起码应该再加进一条:“上下相愚定律”。 所谓“上下相愚定律”,即指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必然实行愚民政策;“愚民政策”的实施,又必然

原创]李钟琴:中国历史上的“上下相愚定律”

文章提交者:一家村主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中国历史上的“上下相愚定律”


李钟琴



有人曾总结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定律”:象牙筷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包围定律、敌戒定律、朋党定律、黄宗羲定律、五世而斩定律、权大欺主定律、皮毛定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定律。这些“定律”总结得都不错。不过,我觉得仍不全面,起码应该再加进一条:“上下相愚定律”。


所谓“上下相愚定律”,即指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必然实行愚民政策;“愚民政策”的实施,又必然在朝野产生“愚君对策”。是谓之“上下相愚”。“上下相愚”的结果,是上有昏君、下有愚民,劣胜优汰、道德沉沦,社会黑暗、谎言纷纭,腐朽落后、积弱积贫。


一,统治者自作聪明的“愚民政策”


历史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某些在野的知识分子,并非专制核心层的一员,却热衷于殚精竭虑地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较早为统治者无私贡献“愚民政策”这一“高招”的专家,当推老子李聃。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孔圣人也持这样的政见,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后人“为贤者讳”,认为老子和孔子的话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如将老子所说的“智”解释为“巧诈”,将“愚”解释为“质朴”;将孔子的话重新断句……其实无非是在玩文字游戏而已。


在老子看来,人民难以管理,就在于他们有智慧。高明的政治家,不是使人民凡事都明明白白,而是要让人民变得愚蠢起来。如果人民都变成了没有智慧和欲望的傻子,那天下也就稳定了。


理论与实践相比往往是滞后的。其实早在老子还没出生的时候,西周的国君们就知道搞“愚民政策”了。周厉王“弭谤”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当时,周厉王为了防止臣民议论朝政,大搞特务政治,人民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在路上相见连招呼都不敢打,只能用眼色示意。人们都不敢说话了,周厉王便认为天下稳定,还得意洋洋地向大臣召公炫耀此事。岂料不久便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被流放。


而在中国历史上正式推行“愚民政策”的皇帝,还要首推那个“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秦始皇。之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都将“愚民政策”视为加强统治的法宝。实行“愚民政策”的办法主要有三个:


一是压制舆论,封锁信息,滥兴文祸,禁毁书籍。秦始皇、李斯们“焚书坑儒”,就是想封锁信息,钳制思想,让人们变成瞎子、聋子;他们还大搞恐怖政治,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让人们都变成哑巴。人民眼不得见、耳不能闻、口不敢说,成了瞎子、聋子、哑巴,这样,独裁者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了。中国历史上愈演愈烈的血腥文字狱,以及清朝的大规模查禁违碍书籍运动,即是“愚民政策”的经典之作。


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禁锢思想,舆论一律。除了暴力恐吓,统治者还找出一种对专制统治有益无害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借以驯化人民。出这一馊主意的是一名大师级专家,叫董仲舒。他主张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思想,以此“教化”人民。他在给汉武帝的上疏中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由此导致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将思想定于一尊的恶政,使中国人在科学、文化诸方面丧失了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此后中国社会再也没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


三是自我神化,欺世盗名;编造谎言,粉饰太平。独裁者们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唯我独尊”、“天纵英明”、“天赋异秉”,总喜欢编造些神话、鬼话,什么太后怀孕时“蛟龙附体”、“梦日入怀”;什么皇帝出生时“赤光照室”、“紫气充庭”……总之皇帝不同于凡人,是“天之子”,超凡入圣,君权神授,官权君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是皇帝说出的话,都是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凡是皇帝做的事情,都是伟大英明,永远不会有错。同时,统治者们还要不停地制造些假典型、伪经验供全国臣民学习,用谎言惑众,以空话治国,粉饰太平,自欺欺人。


总之,“愚民政策”的精髓,就是通过隐瞒、欺骗和恐吓,使人民变成蠢材和白痴。这样,统治者就显得英明而伟大,其专制统治便会得到不断强化。


二,使独裁者变蠢的“愚君对策”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搞“愚民政策”,下面自然就有“愚君对策”。


鲁迅先生曾讲了一个“红嘴绿鹦哥”的故事,总结说:“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将百姓愚弄皇帝的办法说成是“政策”,似不太确切。“红嘴绿鹦哥”的故事,历史上不见得真发生过,却反映了老百姓愚弄、欺骗皇帝的智慧,非常典型。


《韩非子》里也记载了一个愚君故事。齐宣王酷爱射箭,能拉开三石之弓。齐宣王身边的马屁精们在试拉这张弓的时候,都装作使出吃奶的劲也拉不开的样子,说这弓足有九石。齐宣王于是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大力士,“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


这种类型的“愚君”极为普遍。特别是上级在某领域有所爱好、有点特长,其下属一定会百般阿谀,吹牛拍马无所不至。于是,独裁者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逐渐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变得越来越蠢。正如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所讲的,皇帝明明在街上裸奔,却在大臣们的奉承下自以为穿着世界上最美的服装。甚至,独裁者说句屁话,下面也会煞有介事地当作“金口玉言”、“英明论断”,组织学习、全面贯彻。举国之人都在认认真真说空话,扎扎实实走过场。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金銮殿。这类“愚君”,旨在讨上级的欢心,貌似无大害,其实如同慢性毒药,使上级慢慢变蠢,四处裸奔,至死而不悟。


还有一种“愚君”,是蒙蔽、欺骗上级以售其奸。乾隆在历代皇帝中算是聪明人了,有一次他问大学士汪由敦:“你天不亮就来上朝,在家吃过点心了吗?”汪由敦回答说:“臣家里穷,早餐只吃了四个鸡蛋。”乾隆大吃一惊,说:“一个鸡蛋需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朕尚不敢如此奢侈,你怎么还说家里穷呢?”吓得汪由敦只好含糊其词,敷衍过去。无独有偶。光绪皇帝每天吃四个鸡蛋,御膳房账上记的是花费三十四两银子,合一个鸡蛋值八两多白银。一次,他问师傅翁同龢:“此种贵物,师傅可曾吃过?”翁同龢知道是太监们搞鬼,但一想,如果说了实话,就会得罪太监们,便说:“这么贵的东西,臣也就在祭祀大典的时候偶尔吃一点,平时也吃不起。” 可见,清朝的皇帝们可能都认为鸡蛋是贵重食品。

而更多的时候,是下级被迫欺骗上级,不敢将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


爱听好话,是人的天性。特别是独裁者,天天被马屁精包围,往往就自以为聪明睿智,英明神武,明察秋毫,高瞻远瞩。听奉承话惯了,他们尤其听不得逆耳之言,谁若说了实话,无异于“逆龙鳞”,多无好下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所以,大家就都学乖了,上司喜欢听什么,大家就说什么。此乃“被迫愚君”。如秦二世胡亥耽于淫乐,赵高便对他封锁消息。胡亥隐约听说义军蜂起,天下大乱,问赵高是怎么回事,赵高乃解释说:“不过是些小盗贼而已,成不了气候。”让胡亥安心在宫中玩乐。直到赵高派女婿进宫去杀胡亥,胡亥才明白过来,埋怨身边的一个太监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真实情况?”太监说:“我不敢说啊。我若说了实话,早就被你杀了,怎么能够活到今天?”隋炀帝的例子也很典型。他喜欢听好话,群臣就报喜不报忧。有个宫女向他反映说,外面有人造反。隋炀帝反而认为她在惑乱人心,当即杀之。于是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实话。在天下乱成一锅粥、事实上他已被困在扬州行宫寸步难行之时,仍无人对他说实话。令人称奇的是,宫外,御林军将领们公然开大会商量叛乱事宜,根本不怕有人进宫告密;宫内,连宫女们都知道外面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但无一人敢跟隋炀帝说出实情。普天之下,只有他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


三,上下相愚导致上下皆愚


不论是“愚民政策”还是“愚君对策”,在历史上都取得了相当程度上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实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鲁迅先生曾说:“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愚民政策”培育了大量愚民,他们在真相被蒙蔽、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天天被灌输着谎言,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被认作真理。愚民的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固然使统治者的极权政治更加稳固,但同时又使整个社会充斥着虚伪、野蛮、愚昧、暴力,极易造成全国性的灾难和浩劫。清末,受清政府盲目排外政策的影响,愚民们成立了义和团,迷信中国功夫,号称刀枪不入,扬言扶清灭洋,抵制外来文明。这与当年伊拉克百姓誓言保卫萨达姆、与英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场景可谓相映成趣。慈禧太后也被愚民们所愚弄,信以为真,悍然向世界上最强的十一个国家宣战,指望义和团灭掉洋人,除去她的心头大患。结果,这十一国中的八个国家组织了一支仅两万人的队伍,从天津登陆,所向披靡,不久便顺利攻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西逃。这就是给中国带来奇耻大辱的“庚子国难”。清军和数十万慷慨激昂的义和团如此不堪一击,与伊拉克战争时英美军队长驱直入巴格达的场景可谓如出一辙。


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才意识到,她被义和团们骗了;萨达姆在被美军从地窖里拖出来之时,或许才认识到,他的人民欺骗了他。


然而独裁者在大权在握之时,只会对自己成功地实行“愚民政策”而心中窃喜,不会认识到自己也在被人民愚弄,已经变成了一个傻瓜。上面喜欢粉饰太平,喜欢用假大空来“鼓劲”、“凝聚人心”,下面便投其所好,伪造祥瑞,虚报政绩,无所不用其极。上级每想出一个拙劣主意,下级便齐呼圣明,无不赞同。公元610年正月,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为了显示国力强大,突发奇想,在洛阳举办了一次超大型国际盛会——大演百戏,“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西域各国的商人们奇怪地发现,他们在洛阳吃饭不用花钱,住宿免费。酒店的老板们都自豪地对外国客人说:“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外国客人还发现,洛阳街上的大树都缠上了丝绸,而路边却是饥寒交迫的贫民,便问洛阳市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隋炀帝本想搞个“万国来朝”的盛世形象工程,不料却被传为国际笑柄,而且贻笑后世。


作家、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论及后极权主义时指出,意识形态的假面化、虚伪化、装饰化和表演化是后极权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生活在后极权的时代,也就是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必须承受与谎言为伍的生活。


其实何止是在后极权时代,只要实行专制制度,就一定是个上下相愚的社会,谎言成了维持专制社会运转的润滑剂。专制统治者离开了谎言,便无法维持统治;人民离开了谎言,便不能生存。上下相愚,使中国深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鲁迅语)而无法自拔。


极权时代与后极权时代的区别是,在极权时代,独裁者的“愚民政策”制造了大批愚民,而臣民们的“愚君对策”又使独裁者受到了蒙蔽,成了昏君。上下相愚,浑然不觉。而在后极权时代,人们大多看透了“愚民政策”的拙劣伎俩,但表面上都装作坚信不移,装聋作哑,乐见其败;独裁者对臣民们的“愚君对策”也心中有数,但假装相信。上下相愚,各取所需,习以为常。


需要说明的是,上下相愚,并非仅仅皇帝愚弄臣民、臣民愚弄皇帝,而是一级愚弄一级,形成的无数根相互愚弄的链条。每个人都是这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既是骗人者,也是被骗者。


无论如何,一个上下相愚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只要专制体制存在,上下相愚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人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才能从根本上打破“上下相愚”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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