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国家利益高于宪法、民主、法制、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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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高于宪法、民主、法制、人权




标题可不是本人的观点,而是读了《美利坚共和国成长》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头号超级大国,可它立国之初的规模不过是200多万人的非常落后的纯农业小国。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在后来的180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个影响全球每一个人的超级大国?它的立国所遵循的原则,它的成长历程让人非常感兴趣。有人说是宪政使美国成为强国,有人则说是民主,有人说是法制,有人说是三权分立,还有说是遵循了普世值价…… 粗略地看了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之后,感觉到上述说法都很有道理,但并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还是标题所说的,美国的主流社会始终坚持一个根本原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下面通过一些比较极端事例来看看美国主流社会是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宪法、民主、法制、人权之间的关系的。


宪法目的是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人民免受恶政之苦,它防的是治者之恶而非被治者之恶。但是,即使是号称神圣的美国宪法也可能会受到美国总统权力的无情践踏,在林肯总统执政时期就多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美国共和党总统林肯是律师出身,对美国宪法了如指掌,但是为维护美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多次公然践踏美国宪法和法制。


1861年4月,马里兰州议会准备投票表决脱离联邦去投南方。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正好夹在佛吉尼亚与马里兰之间,以波托马克河为界,一边一半。佛吉尼亚分裂出去以后,波托马克河就成了界河,半个华盛顿分裂了出去。如果马里兰再分裂出去,则整个华盛顿特区就成南方邦联的地盘了,美利坚合众国就真的完蛋了。


没办法,1861年4月27日林肯不顾美国宪法的规定——总统不得行使宪法规定以外的权力,未经国会和最高法院批准,就悍然下令联邦军队立即出兵巴尔地摩,用武力镇压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市被宣布进入军事管制状态,军队逮捕关押了同情南方各州的巴尔的摩市的民选市长和警察局长,逮捕并囚禁了马里兰州支持分离的州议员,使马里兰州议会无法表决。


林肯总统同时还签署了一道严重违宪的行政命令,宣布取消“人身保护法”在马里兰州的实施。凡是被军队怀疑不忠于联邦政府的人,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军队逮捕并投入监狱,同时军队还命令马里兰州所有法官,不得受理任何对军队的诉状。巴尔的摩的一位法官没有理睬军队的命令,开庭受理了指控联邦军队的非法行为的诉状,结果在休庭之后,立即就被包围法院的军队抓起来按倒在法院门口的地上,当着大批市民的面毒打。这位可怜的法官,怀里抱着美国宪法,被穷凶极恶的士兵们打得满地乱滚,遍体鳞伤,最后还被军队抓去监禁了六个月。


林肯总统为自已和军队践踏美国宪法的非法行为辩护说:“逮捕的原因并不是完全因为已经发生的行为,而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行为。”(《活着的林肯》)。(注:意思是说,逮捕和关押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法,而是因为我总统和军队认为他们以后很可能会犯法)。


有人可能说,这是南北战争时期发生的事。战争期间,顾不得这么多。但是,大家要注意,上述历史事件发生在南北战争全面暴发前夕,而不是战争期间。正是上述事件促使原先一直在摇摆的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阿肯色4州下决心退出联邦参加南部联盟的,是南北之间由局部冲突演变成全面战争的导火索。



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地区考基斯维尔镇有一位名叫约翰·梅里曼(John Merryman)被抓了。此公是镇上的头面人物,既富有,又有政治影响,而他老爸还是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坦尼的大学同学。梅里曼是在5月25日凌晨在睡眠中被抓走的。天一亮,他的律师乔治· 威廉斯(George Williams)赶紧赶到扣押梅里曼的军营,要求军方出示抓人的法律文件。军营指挥官乔治·凯德瓦尔德(George Cadwalader)少将以国家安全和军事机密为由拒绝出示任何文件。威廉斯碰了钉子后,原想找联邦法院寻求公正,转念一想他们级别太低,便直奔华盛顿去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坦尼。


坦尼此时已经84岁,听完梅里曼的陈述,对于联邦军队在马里兰州的胡作非为极为震惊。于是坦尼不顾年老体衰,立马赶到了巴尔的摩——因为他同时兼任此地的联邦巡回法院法官。


5月26日晚,坦尼给凯德瓦尔德将军下达一份人身保护令状,要他在第二天中午11点带着梅里曼来到巴尔的摩的法庭见他。


凯德瓦尔德将军根本就不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人身保护令状当一回事,只派了一位上校到场。这位上校全副武装,佩剑在身,威风凛凛,比首席大法官还牛气。他神情冷峻地告诉法庭,军方已控告被告阴谋进行反对政府的武装叛乱,并转述了凯德瓦尔德将军对最高法院的声明:“在此类案件中,美国总统正式授权他出于公共安全考虑暂时中止执行人身保护令状。这是一项崇高的信任,他受命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意愿来执行。而且,总统告知将军,在内战时期如果出现失误的话,也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注:意思就是军队有美国总统的授权,想抓谁就抓谁!军队有权抓错人,有权冤枉人!而且,就算军队真的抓错了无辜的人,冤枉了无辜的人,这也是为了国家利益,最高法院管不着!)


坦尼问及梅里曼人在哪里,上校回答说,除了刚才的严正声明之外,他没有得到其他指示,说完便昂头挺胸正步走出法庭。


坦尼做了半个世纪的法官,从未受过这样的蔑视。他立即发出另一份传票,指控凯德瓦尔德将军蔑视法庭,要其在“第二天12点来见我”。为了表明他的权威,坦尼这次是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而不是巡回法院法官的的身份出面。


第二天法庭一开门,事先得知这一消息的当地民众聚集到法院,希望看到军方和法院的精彩的大比拼。令观众大失所望的是凯德瓦尔德将军没有露面。坦尼便问负责送信的联邦法院执法官(Marshall)是怎么回事?执法官满腹委屈地报告说,他来到军营门口,向哨兵表明身份,递上名片,但哨兵传令回来后没有任何答复,“我连门都进不了”。坦尼再次震怒。他告诉听众:“一个军官无权逮捕和拘留没有违法战争法则的人”,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必须服从法庭的权威。坦尼称,如果凯德瓦尔德不是一个将军,他可以命令执法官组织人去抓他,但凯德瓦尔德兵权在握,这一做法显然是不现实的。他宣布,他现在只能写一个意见书送交美国总统,请他履行其宪法责任――强制实行法庭程序。


在给总统的意见书中,坦尼明确表示:“一个军官以空洞无物的罪名逮捕了马里兰州的一位公民,且无证据”, 因此,逮捕梅里曼的行为是对公民自由“武断和非法的践踏”。不仅如此,军方还无视法庭发出的人身保护令状,并宣称其行动是总统的授权,“我对此当然万分惊讶,因为我曾认定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人身保护权是不能被搁置的,除非国会通过法律。”接着,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军方没有越权,那么,“是总统行使了一种宪法没有赋予的权力”。为了强调人身保护权的重要性,他引经据典,指出就连专制的英国国王也无权中止这一权利。如果军方以任何借口篡夺宪法赋予司法部门的权力,那么,“美国人民将不再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将可能由军人来任意处置。”最后,他提醒总统不要忘记自己就任总统时的誓词:“我一定竭尽全力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


林肯总统对坦尼的意见书不屑一顾,理都不理,他只是在6月4日给国会的咨文中间接地指出:“如果不违反美国宪法,其余的法律就会变得无法执行,而且政府也四分五裂的时候,难道就不能违反宪法吗?”


林肯请求国会支持他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同意他先前违反宪法暂停人身保护权的行政命令。国会一片哗然,争论不休。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1861年7月国会通过一项法律,授权总统可在战时暂停人身保护权,但有一项限制条件:军方可以逮捕和扣留危害国家安全的疑犯,但不得加以军法审判,并要将逮捕的平民名单和案情告知普通法庭。如果当地普通法庭的大陪审团拒绝起诉疑犯,疑犯便可要求地方法官命令军方将自己交给普通法庭听证并释放。


虽然林肯最终得到国会的支持,暂停了人身保护权,但林肯拒绝执行国会要求将平民疑犯必须由普通法庭审理的要求。对于林肯总统公然抗拒国会的决议,国会议员们也无可奈何,因为军队在总统的手里,如果国会公开与林肯总统翻脸的话,林肯就会用收拾马里兰州议会的办法来收拾美国国会。



对于以上历史事实,可能很多人会感到实在不解和难以接受。但是,如果你读过《美国宪法原理》,你就不会感到惊呀。美国国父们在设置总统这一职位的时候,是把总统的定位为美国的保卫者。那么怎么设置总统的职权,才能使总统获得保卫美国所需的能力呢?看美国国父们下面这段话:


“凡对罗马历史略知一二的人,无不通晓当时的共和政体曾不得不多次庇护于某个独裁者的绝对权力,一方面去制止野心家篡政夺权的阴谋,制止社会某些阶级威胁一切统治秩序的暴乱行为;另一方面防止外部敌人占领并毁灭罗马的威胁。”

“团结才有力量,这是不容争议的。一人行事,在决断、灵活、保密、及时等方面,无不较之多人行事优越得多;而人数越多,这些好处就越少。”

“以原则立场最坚定、态度最公允而著称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都曾宣布主张单一的行政首脑与庞大的立法机构并存。他们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人;他们还都同样正确地指出,集权力于一人最有利于明智审慎,最足以取信于人民,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舍此,不能保卫社会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不能保障财产以抵制联合起来破坏正常司法的巧取与豪夺;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帮派、无政府状态的暗箭与明枪。”(摘自《美国宪法原理》第七十篇)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美国国父们认为,在国家陷于危机之时,必须要有一位独裁者出来领导人民保卫国家,所以他们在制订宪法时,把所有实权(行政权、军权、立法复决权、法官任命权、执法权)都交给了总统。把虚权——立法权和司法裁决权分别交给议会和法院。这种向总统严重倾斜的权力分配,使得在国家陷于危机之时,总统才能很顺利地变成强有力的独裁者,才能取信于人民,才能领导和团结人民,拯救国家;而此时,宪法、法制、民主,统统都是靠不住的。在《美国宪法原理》第六十九篇里,美国国父们实际上早已经把话说白了——美国总统“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土耳其皇帝、鞑靼可汗”。


所以我们才会看见,手握实权的林肯总统为捍卫国家利益,多次践踏宪法,明目张胆欺负国会和最高法院,而国会和最高法院也只能忍气吞声。所谓的三权分立,所谓的宪政,不过是个装饰。这也说明,美国国父们在设计美国的政治体制时,根本就不是以实现宪政为目标的,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宪政理论,只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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