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至8月,日军关东军与苏军先后在中国境内的张鼓峰和诺门坎发生武装冲突,结果由于中国抗战对日军主力的牵制,使其在兵力悬殊之下均遭失败。当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之所以威胁者,则以对华用兵故,……设一旦与中国议和,则即可威胁苏联,领导远东”。可见,使1938~1939年深感“无论西线还是东线,战争都有一触即发之势”的“现实威胁”的苏联,能够摆脱东线威胁的重要因素,便是中国抗战对陆军主力的打击和牵制。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亲自接见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告诉他:“希望尽早返回,请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示驻日大使奥托:“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参加对苏作战”,并提出“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路线为当然的目标”。外相松冈在1941年6月22日至28日的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以与德国法西斯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并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但由于从中国关内抽调5个师加强关东军的计划当即遭到军方的坚决反对,日军大本营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决定;“只有等待斯大林垮台,或远东苏俄地区混乱,有利于进展的时候,才使用武力解决北方”。对此,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一语道破天机:“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帝国政府将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暂不介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里宾特洛甫再次向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希特勒企图在严冬到来之前,联合打垮苏联。当时列宁格勒围,莫斯科危在旦夕,苏联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倘若答应德国的要求,从远东地区进攻苏联,使苏联处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动局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此时正集中兵力强化侵华战争,对中国敌后解放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大“扫荡”,企图巩固其“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早日结束侵华战争而转向北进或南进。1941年12月初,陆军共51个师,其中35个师用于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70%。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了陆军主力,才使其无力“北进”发动侵苏战争,难怪当时日军大本营统帅部决定:“不管德苏战争如何演变,以昭和二十六(1941)年度内放弃解决北方的企图”,其目的是“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案”。正因为这样,苏联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才大胆地从远东地区把兵力不断西调,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仅莫斯科战役期间,苏联就从远东方面军调出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及坦克、航空部队。从1941年冬至1944年秋,苏联从东部西调了39个师21个旅和10个团,计40.2万人,还从太平洋舰队调走12个海军陆战旅,计14万人,总共从东部向西线抽调了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3300余辆坦克,这就大大地加强了苏联西线对德作战的实力。由此可见,苏联之所以能够把这样多的兵力从东部西调,之所以在1941年下半年苏联对德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未能配合德军在远东地区进攻苏联,皆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捆住了法西斯的手脚,使德国企图勾结夹击苏联的阴谋破产。对此,苏联元帅崔可夫曾以感激的心情说过:“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北进”侵苏迫放弃,“南进”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也同样因其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一再推迟。

1940年春夏之交,德国进攻西欧,法国败降,英军赶出欧洲大陆,希特勒称霸西欧。本来可以在英、法遭受德国袭击、无暇东顾,美国又尚未直接卷入同德、意、日冲突的情况下,趁机南下,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以攫去英、法、荷、葡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一切既得利益。德国法西斯也竭力唆使南进,以期望它从东方打垮英、法等势力,以示配合。但此时的中国战场正在对日进行百团大战,历时4个多月,歼灭日军2万余人,使侵华日军主力牵制于中国战场。因而拒绝了德国的要求。访德特使寺内寿一上将解释说,“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1940年,陆军共49个师,其中38个师陷于侵华战争中,占陆军总兵力的78%。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在当时只能叹惜:“坐失良机”,“南进”计划不得不推迟执行。

海军在偷袭珍珠港得手,攻击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及“反击”号两艘巨舰成功,暂时取得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优势后,利令智昏地制定了一个用5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今斯里兰卡),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狂妄计划。是时,德国也力促进军印度洋。1942年3月23日,里宾特洛甫和驻德大使大岛商讨轴心国的战略问题时,要求应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国向中东和高加索进军。当时丘吉尔清楚地预见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局势的严重危险,于4月15日向罗斯福惊呼:“我必须重提印度洋的严重形势……没有理由不认为人会成为西印度洋的优势力量。这样,不仅我们到中东和印度的运输船队会受到阻挠,而且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也会断绝——没有石油,我们就无法维持在印度洋区城内海上和陆上的据点,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的崩溃。同时,经过波斯湾对俄国的供应也将切断。对我施加如此重大的压力,我们简直受不了”。4月18日,丘吉尔又进一步认为:“在今年只有占领中国,才会取得重大结果。……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

但是,中国抗日战争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愈战愈强,致使陆军根本腾不出手来。由于日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力不从心,终于不得不否决海军方面的建议,使日德在中东会师的战略计划成为泡影。到1943年11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战略反攻时,还有%的陆军计43个师另24个混成旅,和45%的航空兵计75个飞行中队牵制在中国战场。而在太平洋上的陆军兵力则不足30% 计22个师,航空兵占44 % 计72个飞行中队。日军大本营统帅部虽然深感以此微弱的兵力实乃难以同美英军队相对抗,但又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予以增援,直至1944年,日军参谋本部才勉强以新建部队替换关东军较老的6个师增援太平洋战场,但由于数量太少,对扭转整个战局根本无济于事。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战争结束,日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始终为中国战场所制约。战后许多二战史著述公认;“在对美英开战后,陆军的主力仍然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所起的重要作用,曾得到西方盟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2年春,罗斯福对自己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个师的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英国著名军事评论家约· 弗·富勒在他写的《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指出:美英所引以为幸的是,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和控制印度洋上的战略要点,也没有足够兵力在太平洋上决一死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就要改变。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之所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正是由于中国抗战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以重大影响的结果吗? 假如没有中国的持久抗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