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六年闲暇中的延安交际舞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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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抗战六年闲暇中的延安交际舞风潮 文章提交者:云之扬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 发表日期:2008年12月1日 延安十年的闲暇时间里,1937~1942年前后六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上,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这是

抗战六年闲暇中的延安交际舞风潮

文章提交者:云之扬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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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8年12月1日


延安十年的闲暇时间里,1937~1942年前后六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上,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这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别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画面。


1942年夏秋之际,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以后,这种革命队伍里的交际舞渐次稀落。经过短暂的沉寂,1943年元旦开始,革命队伍里再次时兴的是军民同乐的陕北秧歌舞。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经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当她初见朱德时,"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历史与内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与史沫特莱形影不离的是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电影的吴光伟吴莉莉,现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据稍后到访延安并与史沫特莱暂作邻居的斯诺夫人介绍,"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延安本地人总是张口结舌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些陌生的怪人。当地妇女,全是小脚,有些女孩子仍然裹足。"在当时的延安,身边带有口红并使用口红的似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出身高贵、气质高雅的斯诺夫人,"我不肯放弃打口红,我尽量想打得淡一些,不至于过分引人注目。"另外一个就是吴光伟,"方圆数百英里内,打口红的中国女性只有一个,她就是吴光伟,……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演员。"


斯诺夫人总是拒绝在公开场合唱歌、跳舞,甚至讲话,除了采访,很少串门。而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有时还有丁玲,却特别爱交际,喜欢串门。"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三人小组: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在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并且,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使之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捍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了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在蠢蠢欲动,她们在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这场矛盾的结果,是导致延安离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贺子珍的负气出走。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莉莉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另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贺子珍自己晚年对来访者说,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莉莉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很是火热,眉开眼笑。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莉莉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莉莉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莉莉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莉莉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莉莉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贺子珍在1937年8月离开延安;稍后,吴莉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离开延安,至今下落不明。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


贺子珍出走,毛泽东婚变,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行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有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惟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这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在制服袖口、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装束。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萧军夫人王德芬的窑洞酒吧还有饮料供应。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1940年的中秋节正好是星期天,女大学员孟于、白凌、严昭、葛瑜、莉莎五人,晚饭后换上她们最好的时装——缝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服,勒紧腰带,没忘记把茶缸子挂在腰带上,悄悄地溜出了校门。她们像飞出了笼子的小鸟,又蹦又跳,踏着夕阳的余辉,沿着延河往东走。出了城东,是一片空旷的河谷。晚霞刚刚散尽,月亮已经爬上了东山,天地间一片高阔幽蓝。五位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这奇妙的美景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一边走,一边高唱起来。从学校到桥儿沟有将近十公里的路程,她们走出了汗,但一点也不觉得累。



来到鲁艺,她们先进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那里有时乐蒙、刘炽、陈紫等人在等着呢。听到音乐声远远地响起,他们匆匆地喝上几口水,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大操场上正在举行的月光舞会。此时,皓月当空,星光如洗。热情的音乐系小伙子们轮流吹奏起美丽的乐曲,露天舞场上一对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小放牛》、《酸枣刺》、《春之声圆舞曲》、《友谊地久天长》……,一支乐曲,又一支乐曲,欢声笑语伴着动听的旋律,回荡在金秋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间。


"时间不早了,最后再跳三个舞"领头的白凌趁乐曲间隙,赶紧提醒大家。抬头望天,她们才发现月已西斜,而舞场上气氛却依然热烈。


"怕什么反正不耽误明天星期一早晨上课就是了"舞曲又起,不知道是谁抢了一句。说的也是,难得今晚这么好景致,干脆坚持到最后。跳完集体大秧歌舞,舞会宣告结束,想到还要往回赶路,她们才感觉到有些乏力了。沿着原路走回到女大门口,天色已经放亮,她们索性来到延河边,掬起清凉的延河水,漱口洗脸。不多时,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她们悄悄地融入了新的一天生活……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非,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就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连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共同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同时选择西北局、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和文艺界作为整风主要试点单位。普遍性整风运动之初,文艺界都以为这次运动是针对"大头头"的,是帮助党改进完善工作的。所以,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后来,她自己承认这篇曾经给她带来半生磨难的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


"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在延安,他自己从来不跳舞,也看不惯别人跳舞,想到革命并未成功,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他就"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对于眼前的文艺晚会和交际舞深恶痛绝,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文章触犯了众怒,整风运动转入审干抢救运动后,他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并遭到处决。



遗憾的是,文人们对于交际舞的批评,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相反却招致整风运动时更激烈的反对。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月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11月康生在陕北公学制造出"张克勤案件",整风运动转为审干运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审干运动再转为抢救运动。各单位和部门为了完成"特务"指标,抢救失足的同志,停止一切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进行背靠背、拉网式的排比审查。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80%被抢救成"特务"。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一时为之生疏。"审干一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延河边消失了夕阳下散步的身影,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里从此没有人再跳交际舞了。


其实,交际舞最初也是欧美民间社会舞蹈。经过革命队伍的勇敢接受,交际舞登上中国黄土地,很快又被中国民间社会舞蹈取而代之。


1943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全部都可以随着悠扬的鼓点和高亢的唢呐声,扭到秧歌舞的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


(摘自《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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