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朝以后的社会根本就不是“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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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关于秦朝以后是封建社会的说法,起源于清末严复对西文的翻译。当时中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不破不立,要变落后为先进,只好把屎盆子扣到祖宗身上。 西方的封建社会说的是中世纪的采邑分封制度,国王把土地和耕种的农民分配给他的兄弟和亲戚,根据血缘关系和封地大小再授给一个贵族头衔,即公侯伯子男。国家结构类似金字塔,上面的贵族是世袭的。这类似于中国商周朝代的诸侯分封制度。赢政统一中国后,把金字塔铲平了,国家成了一个大棋盘,交叉点就是郡县。除赢政自己外所有人地位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社会哪里是西方意

中国关于秦朝以后是封建社会的说法,起源于清末严复对西文的翻译。当时中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不破不立,要变落后为先进,只好把屎盆子扣到祖宗身上。


西方的封建社会说的是中世纪的采邑分封制度,国王把土地和耕种的农民分配给他的兄弟和亲戚,根据血缘关系和封地大小再授给一个贵族头衔,即公侯伯子男。国家结构类似金字塔,上面的贵族是世袭的。这类似于中国商周朝代的诸侯分封制度。赢政统一中国后,把金字塔铲平了,国家成了一个大棋盘,交叉点就是郡县。除赢政自己外所有人地位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社会哪里是西方意义的封建社会?再按中国文字本意分析,封建社会就是指周天子的“封诸侯分天下”的社会。秦灭亡后,刘邦吸收苦秦的教训,把天下分封给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景帝即位后,开始削藩,于是有了“七国之乱”。武帝即位后,实行了一个“推恩令”,命令各藩王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大藩国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列侯,每个相当于县的规模。没多久,武帝又耍一个花招,让小列侯们向政府交纳做祭祀用的黄金。金子交上来后,武帝以金子成色不足为借口,削掉了一百多名列侯的爵位,占了列侯总数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只有封地使用权,没有管理权。到了唐太宗时候,贵族连封地都取消了,爵位只代表奖状和奖金。比如名相房玄龄被授爵邢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意思是房玄龄的每年奖金相当于一千三百名农民交纳的国税,房玄龄的“邢国”,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至于爵位世袭也只有大老婆生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他儿子还是平头百姓。清王朝的世袭更采用降级方法,比如老子授王,到儿子就是侯了,几代人之后这个贵族家庭就成了平民阶层。所以秦之后的分封与商周的诸侯分封与西方的采邑分封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郭沫若不能合理解释“封建社会”后,又根据清末人均土地紧张的特点,制作了一个新体系,即封建阶级等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这是自圆其说的逻辑,开始的时候,一些国学大师懒得理睬,即便是左翼阵线旗帜的鲁迅也未置可否,他在批判传统文化时称帝制社会为传统社会,我的记忆里他没说过封建社会这个词。共和国取得政权后,出于政治需要,郭氏学说才爬上了统治地位。说了几十年,大陆的中国人也不加思索地认可了,于是一说起历史,就是一个大坏蛋带领一帮小坏蛋欺压老百姓的斗争史,中国秦以后的两千多年同西方社会一样混蛋。


一、郭氏提出“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线型发展的,是越来越文明的,社会制度是越来越进步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后,中国只能按方抓药,秦朝之后必须是封建社会。这就好比先做成一个模子,不管合适不合适,硬套进去。套进去后,发现不合适,把多余的部分切掉,所谓削足适履。至于模子里面的,反正你们看不到,我随意编写就是,于是非唯物主义观点的历史书籍都成了反动的禁书。


当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后,特别是政权巩固以后,再使用阶级斗争学说不符合执政党利益,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也没办法较真,能复兴黑暗的民族历史吗?其实,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很容易,真实的历史就摆在那儿,谁也没办法长期掩盖。问题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后,辩证唯物主义也只能走下神坛,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事实否定,马克思主义还有多少真理?一个单纯的世界观能坚持多久?


顺势而为是大智慧,中流砥柱是无可奈何,也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真理用坚持吗?一个适应社会发展,符合民族利益,推动中华文明崛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坚持也会得到社会承认和支持。反之再伟大的目标如果溺水行舟也只能事倍功半。

实事求是是中国党和政府的伟大思想和宝贵经验。


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比较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根据西方社会发展总结出来的历史研究方法,适用于西方历史。即农民与占有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之间的生产关系矛盾产生了阶级斗争进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是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生产关系不矛盾,反而很协调。土地、耕作工具等生产资料都是农民自己的,和其他人不存在生产关系,怎么会有矛盾?政治关系也如此,汉武帝开始,除了皇帝宝座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至于中国的思想关系、文化关系更没有纠纷了,除了赢政活埋过四百多个背后嚼舌头的算卦先生,没有人因为思想和信仰被迫害过。你愿意信谁的思想都可以,中国的宗教自由在汉朝时候就开始了,比今天的人权国家先进了两千年。即使在孔夫子成为孔圣人的明清两朝,骂他的人也都活得好好的。相反西方没有科举制,他们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从中国引进考试制度的,当时清王朝忘收专利费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前,西方的政权是封闭和世袭的,你如果出身平民,即使比基督聪明伟大一百倍,你也还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平头百姓。至于信仰和思想的牢笼更可怕了,十六世纪被烧死的科学家还少吗?哥白尼等人都是书呆子,要是像后来逃离德国的爱因斯坦那样移民中国该有多好,明王朝再混蛋也不会阻止他们研究宇宙,没准儿还发给他们一笔奖金呢。


下面是十九世纪的美国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评价:


1848年,威廉姆斯在《中央王国》一书中说:“从科考的结果看,中国政府的高官阶层中的不少官员都怀有让人极为敬佩的才能和知识,及爱国、正直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态度。它维持了这个国家庞大的机器的运转,也保持着一种不衰的崇文风气。”


1870年,史皮尔(Spear,汉名施惠廉)在《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国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说:“中国人民的竞争使得整个政府管理的政治原则公开化。听吧!西方国家,它没有世袭等级,或许没有个人荣耀,它没有财富的权力,它不主张任人唯亲,它也不去迎合世俗的偏见和利益。”


总之,西方之所以超越中国是因为落后了太多。贵族以下的广大人民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连做梦都受限制,不废除这个制度,欧洲人民没办法活下去。中国和他们相比,是天堂里的天堂。十六世纪的欧洲知道东方有一个天堂的天堂之后,玩了命的要移民(不是殖民)中国,老天有眼,让他们发现了美洲,于是有了大航海。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一个叫牛顿的二愣子让苹果砸了一下,发明了万有引力,于是又开始了大发明,接下来就是大抢劫大发财了。马克思给这些暴发户起了一个名:资产阶级。其实这个阶级都是抢劫犯的孙子。


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领先世界太久了,不用什么大道理,提到龟兔赛跑就明白了。如果非用马克思理论找客观因素,那就是中国缺少思想创新、科学研究、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土壤。你如果吃得饱穿得暖爱干啥干啥爱想啥像啥,你还去九死一生的航海探险吗?你还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吗?


中国因为消灭了阶级差别领先了世界,因为消灭了阶级斗争又被世界淘汰。


这是历史宿命,要埋怨就埋怨你没有降生在唐太宗的年代吧,那时候的中国人老牛了!


但是郭沫若等历史唯物主义学者眼睛里的中国是一个黑暗的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地狱是一个只有古董的坟墓。


于是他们开始挖墓,挖了明神宗的定陵,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挖出来的古董立刻风化成灰尘......时至今日,郭先生的徒孙们并没有放弃贪婪的目光,又盯上了始皇帝的陵墓、唐高宗武则天甚至刘备的陵墓。这些所谓的保护、所谓的考古,哪怕有一丁点的发现都会给这些混蛋带来学术上的花冠。


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不突出


秦朝之后,中国实行郡县制度,土地私有化,政府按土地面积和人口收税,除非是皇帝的二大爷等宗亲,其他人都要交税。由于土地私有化,就产生了土地兼并,于是有了地主、自耕农和佃农。唯物主义教育我们,佃农是被迫出卖土地的,这是一个大谎言。比如一家5口人,占有土地30亩,如果人丁税按土地收成折算为每人1亩,全家要上缴5亩收成的人丁税;土地税如果是15税1,30亩要缴纳2亩的收成,合计缴税是7亩收成。如果租用别人的土地,租金每年30税1,加上人丁税,每年税收是6亩,何况地租可以用分成形式支付,减少了自然灾害的风险,自耕农还种自己的土地吗?其二,谁是地主?表面上土地的所有者是地主,未必如此。当人口大量增加,土地供应紧张的时候,租期未到的佃农可以把租赁权高价再转租给其他人,有时候甚至转租给土地的所有者。史料记载,即使在人均耕地面积紧张的清末,佃农也未必意味贫穷,由于风险抵御力强,很多田无一垄的佃农家庭比自耕农富裕,有的佃农一旦看好地价上涨的趋势,就会把租用的土地购买下来,摇身一变成为地主。所以中国的佃农未必是贫寒的,佃农和地主的成分是经常变脸的。佃农的好处这么多,为什么还会有地主?兼并土地的第一个好处是,土地规模扩大后生产工具效率提高,单产增加,第二个好处是,政府普查土地不及时(多为三年普查一次),可以藏匿土地不报,逃避税收。所以一般情况而言,地主和佃农合作愉快,都获得了好处。同佃农和地主不同,中国的自耕农是一群老实人,不会偷税漏税,一年四季忙于耕作,与地主与佃农不发生生产关系,更没有所谓的阶级矛盾,他们是社会最稳定的力量。


“封建”概念还要滥用多久?


“封建”这个词,在汉语中本有专属的含义,最初两个字单独使用,后来合用是在诗经中开始的,《诗经.商颂.殷武》: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但通常认为这里的封建含义是“大立其福”之意,在“封邦建国”含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始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


《左传》全书,共有三个地方用到“封建”一词,两处即上述,还有一处是转引上述《诗经》的诗句。这里使用的封建,就是指封邦建国,捍卫周王室。


先秦尤其是西周,封建一词的主体含义:


“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的,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27)


自战国以后,郡县制开始出现,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而建郡县,从此,中国历史上西周那种纯粹的封建制度就基本消失了。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民国之前,汉语中使用封建一词,是与郡县对举的,无论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论”,还是顾炎武杰出的“郡国利病”论,都是在与郡县制相对意义上谈论封建制的。


1870年日本学者西周第一次使用“封建”一词对译英文 “feudalism”,根据日本的历史特点,日本学者在使用该词时与其本国历史情形是比较吻合的。此后20年左右,严复先生在译介该词时,其含义保留了中国古意与西意,亦未出现语义的混乱。


但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在陈独秀的泛封建概念滥用下,这一概念开始“语乱中国”,他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说道:“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公式化的命题:


“封建=君主专制=20世纪前的2000年中国历史=落后”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滥用封建概念,缘于其在日本留学,深切感受到日本的反封建热潮,而日本反封建反的是他们自己的封建,与中国何干?日本人并没有用错概念,而陈独秀却不管眉毛、胡子的差别,抓来就用,开启了中国人滥用封建概念的序幕。从此,以封建为前缀的词组作为批判性语词的运用方式就开始泛滥成灾:


封建意识、封建专制、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封建军阀、封建官僚、封建帝王、封建礼教、封建糟粕…


反正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可以加这样一个前缀,以至于这个看起来最活跃的词倒像个死东西,谁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民国年间,随着共产国际对中国政治的介入,他们滥用封建概念到中国现实的做法也影响了中国人,蔡和森就沿袭了斯大林对当时中国所谓半封建社会的论断,这时的陈独秀虽然是反对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崩溃,但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封建概念依然是错误的。


在滥用封建概念的诸种影响中,对史学全面的毒害则更多的来自郭沫若,他离开封建本义,完全自由发挥地使用此概念,然后将它机械地套用到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完成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说,这一流毒至今依然深种国人心中,尤其1949年以后,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则将封建一词的滥用在最大限度上推波助澜,便是今天的后果。


然而,恰恰是马克思自己本人,提到过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从来不曾将中国归为封建制,在著名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道: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恩全集》第13卷,页9)


这段话最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没有把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看成封建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通信中,讨论的思想因为涉及中国农业社会的公共工程,启发了魏特夫的灵感,以至于产生了一部曾经在中国引起轰动与争论的《东方专制主义》。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


“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马恩全集》第25卷上,页373)


应该说,马克思所使用的封建概念是西方学术界通用的封建概念,正因为如此,这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术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能够与其前后或者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展开学术对话。


英文feudalism,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的解释:


“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全履行正式义务的人,并不具有抽象的国家或公务的概念,而是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页280)


可以说这是一个最有权威性的概念表述。


自马克思之后,年鉴学派重镇马克.布洛赫出版了著名的《封建社会》上下卷,对封建的广狭两意,及其具体历史形态都作了精详地阐述与论证,另一位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经济与文明》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当代左派学者安里.佩德森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全面论述,在其名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中国的看法和判断缺乏实证的研究,这是很到位的,不过他讽刺马克思攻击太平天国,倒显出其自身的浅薄和对中国历史的隔膜,此处不赘。


不过,对世界各种封建生产方式的诸形态之考辨,以及对中国的独特性的分析最为到位的,我以为该首推马克斯.韦伯,他在研究世界各国历史之后,将广义的封建关系划分为下列三类:


1、“赋役式”封建制(例如哥萨克骑兵);


2、“家产式”封建制,细分为:


A、“庄园领主”封建制,部曲军(例如罗马贵族直至内战时期仍习惯利用此种军队;此外尚可见之于古埃及法老军队);


B、“人身领主”封建制,奴军(古巴比伦与埃及的军队,中世纪时阿拉伯的私人军队);


C、氏族封建制,充当私人军队的、世袭性的客(罗马的贵族);


3、“自由的”的封建制,细分为:


A、“扈从式”封建制(大部分日本的武士,梅洛林王朝的侍卫);


B、“俸禄式”封建制,仅基于庄园领主权与征税权之授予,而非个人性的效忠关系(近东诸国,包括土耳其的采邑制);


C、“采邑”封建制,基于个人性忠诚关系与采邑制的结合(西欧);


D、“城市支配”的封建制(例如斯巴达类型的希腊城邦)


(上述见于《韦伯作品集.卷三.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页199—200)


即使是在广义的封建概念中,韦伯也没有将中国秦以后的古典时代列入,他说:


“公元前9到3世纪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各个独立的封建王国并存的时代。”(《韦伯作品集.卷五.中国的宗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页80)


对于“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全面废除”(同上,页77,指秦)之后中国的经济生产方式,韦伯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概念,是专属于分析秦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即“家产官僚制”。韦伯就与此相关的一些论断,是极为精到的,例如,他说:


“土地所有权极度不稳定的性格,明显地贯穿于长远的世纪,亦即,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同上,页131,他不知道在他1920年去世之后100年,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能稳定便是拜天所赐了。)


“社会平均化的倾向是与家产官僚制相呼应的。…土地的分割继承,最后则大大加强了土地所有的民主化,虽然在个别情况下,由于共同继承的缘故,此一趋势有所减缓。”(同上,页136,关于平等性这一点,在中国史学界也多有人涉足,但很少是从土地制度入手的,更多是从科举制入手,这充分显示了韦伯惊人的洞察力。)


“社会秩序里具有封建成分的身份性性格,至少在法律上被消除了。…名门望族的‘乡绅’,并未享受到国家保证(相对于下层社会)的地位。按照法律,直接位于小市民与小农民之上的,是家产官僚制的机制。西方中世纪时那种封建的中介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存在。”(同上,页136)

可以想见,通过这些分析,韦伯的结论,无论是与黑格尔的论断,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都存在交叉部分,即中国古代自秦以后,与西欧类似的封建制是不存在的。这里有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法权上对所有权和某些与个人自由相关的特权保护,在制度意义上,中国古典社会是不存在的。正是这种制度性的匮乏,导致了中国历代王朝末世官僚体制对人民的严重压迫,而这与皇帝优劣关系密切,然而当一个国家总是寄望于某个人的时候,她就是危险的。


无论如何,没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的法权保护,西欧式的封建何以在中国存在?


由于民国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封建”这一概念无论在学术意义上还是一般社会用语意义上极度混乱的使用,导致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严重混乱。直到今天,它还大量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以及学校教育之中,即使在大学,也没有多少教师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一概念的混乱使用。五年前,我在应某著名杂志约稿所写的《走向公民时代》一文中,谈及中国古代社会均以“古典时代”名之,而编辑在修改时,径改为“封建社会”,而这种谬种流传的无奈状态还不仅仅是这一家媒体,这表明即使作者自己力图纠正语言错乱,而媒体却常因为无知也会将混乱进行到底。


对封建概念的滥用导致了几大恶果:


1、无法把握中国历史本身的独特性,机械地套用导致的非驴非马历史观,相信马克思在世也定会十分厌恶(他在给俄国人回信中就表达过这种缘于栽赃的愤怒);


2、无法清晰比较中西方的差异性,将各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混为一谈,例如,对西欧、对日本与中国历史的差异;


3、窜乱了汉语原本可能的准确表达,使得全社会在混乱的语言无意识中莫名其妙地表达、不知所云地表达;


4、严重破坏学术交流的基本规则,当一个概念歧义纷纭,甚至在几乎相反含义上同时使用的时候,学术交流就会彻底不可能,像郭沫若那样完全在本意之外滥用封建概念的时候——例如“封建专制”(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其他社会学家那里,封建与专制是一组对立的词,而一旦两者结合在一起,岂不就是说“我饿得很饱”这种呓语?)


……


除了“封建”这个概念之外,还有无数的概念,都被长期滥用,好在对包括“封建”在内的一系列概念,当代学界早在15年前就开始了严肃的驳正工作,其中冯天瑜教授的贡献最大,本文的词义考证资料大部分来源于他的杰出著作《“封建”考论》。但正如大学者唐逸先生所言,美丽的汉语变得如此混乱,真是令人痛心之至。


我真不知道,“封建”这个概念到底还要再滥用多久,国人才肯罢休,如果永远不能正本清源,那真是汉语的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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